毛泽东与贺子珍分手详说 延安跳舞风波

此贴转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潭市委员会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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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贺子珍分手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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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政协 作者：散木 录入时间：2007-4-20

　　杨奎松先生的新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是一部很见功力的历史著作，书中配的许多图片也起到了图文并茂给读者“第一现场”的直观印象。看图读文，“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不过，似乎也有一些小疵，比如书中第282页后的图片，其中有“延安司令部：左起毛泽东、合众社的厄尔·利夫、朱德、江青”的四人照。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利夫等与毛泽东会谈的时间是何时?江青到延安并与毛泽东相识结婚的时间又是何时?这样一想，显然杨著中这张照片的说明是经不起推敲的。

　　毛泽东在陕北会见斯诺后，在延安会见的第一位美国记者是史沫特莱，时在1937年初，此后于春夏间合众国际社(或说为“美联社”者)的厄尔·利夫与时为王炳南夫人的王安娜(德国人)进入延安，并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会谈。

　　此时江青尚未来延安(据叶永烈《江青传》，她是l937年8月抵延的。又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在翌年ll月。那么，在这一年多中，两人当然还有一个认识和熟悉的过程)，与利夫会谈中的那位女性显然不会是江青；再说后来江青那张脸为全国人民所熟识，稍具常识就不会把照片上那张似乎陌生的女性辨为江青的。
　　
　　同一张照片还出现在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名义于l998年10月出版的美国约翰·拜伦与罗伯特·帕克合写的《康生传》中，不过这次那女子却变成“贺子珍”了，文字说明是1937年四人“共享一顿饭”时所摄，而“贺子珍不久就被江青所替代”云云。

　　贺子珍一般读者也认识，但照片上的这位女性仍不似之。不过，毛、贺后来终于分手，有关的几个人——史沫特莱以及她的翻译(也就是我怀疑为这张照片上的那位陌生女子)吴莉莉，以及后来出现的江青，至此已经都出场了。


一


　　毛泽东的婚姻，如果是平常人，它的变故等等也只是社会史的材料了，而毛是扭转乾坤的一代伟人，这样他的婚姻也就不寻常了。后来人们敬佩杨开慧，同情贺子珍，鄙视江青等等，都是由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而带出的。

　　甚至好事者会不免遐想：如果杨未牺牲、贺不走、江青没有去延安或无缘与毛结识，后来种种，该怎样书写呢?当然，这不是唯物史观，历史也不可能倒流，我们回溯往事，不过是由温习故事而窥读历史演进的消息，从而记取转型社会中传统嬗变的方方面面，以为历史涂上凝重的一笔。

　　毛泽东14岁时由家庭包办与20岁的罗氏成亲，这是鲁迅先生所抨击的“吃人”场景之一：“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所以，具有反抗性格的少年毛泽东并不承认这个“妻子”，多年后他对斯诺说：“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后来在北大，毛泽东沐浴新思想时在杨昌济教授家中得识了杨开慧，那是真的爱情了。

　　然而，“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她是在军阀何键以宣布与毛泽东断绝关系即可保命的条件下毅然赴死的。“我失骄杨”，后来毛泽东长久地思念她。

　　贺子珍是毛泽东“上山”后结合的。江西苏区有名的“永新三贺”——贺敏学和他的两个妹妹贺子珍、贺怡。而贺子珍又是著称的“词永新一枝花”，她也是骄艳的。

　　这位最早上井岗山打游击的女子，其身世之坎坷自不待言，她是毛泽东l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所见到的王佐、袁文才部下的17岁的女战士和女干部(16岁时已是妇女部长了)。

　　后来朱、毛会师，毛在永新西乡塘边村调研分田经验，恰贺也在这里开展工作，由于工作的交往，近距离的接触使贺对毛由先前的敬佩逐渐转为爱慕，那正是杨开慧生死未卜之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l949)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那是1928年6月的事了。

　　杨开慧是1930年11月牺牲的。乱世夫妻，战争中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泽东与贺子珍风雨同舟，在艰辛的根据地斗争中患难与共；长征路上，贺子珍出生入死，曾身中17块弹片营救战友，诚感天动地。

　　后来毛在延安与之分手之际有这样痛彻肺腑的伤心话，他说他平时不易落泪，只在三种场合下情不自禁而潸然泪下，“一是听不得穷苦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就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舍不得身边通讯员离开，有的人牺牲了我就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贺子珍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但是他们终于没有白头到老。王行娟女士长期采访贺子珍并写作其人，先后有《贺子珍的路》、《井冈杜鹃红——贺子珍风雨人生》等著作，个中情由足可参阅，本文为节省篇幅起见，就免叙主题之外的其人经历了。

　　却说毛、贺两人从l928年到l937年这10年间的共同生活，尽管免不了磕磕碰碰，毕竟夫妻一场，双方感情还是有的，比如后来分手后，毛仍考虑过以中国旧时并不鲜见的“传统”的方法解决双方的关系，1959年还在庐山上把她请来叙旧，终因被江青知悉和干扰，也就天各一方了。

　　此时毛给她的书信，不知为何，竟以别字的“自珍”称呼之，想来是别有苦衷吧。书日：“自珍……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和“顾全大局”，其中消息也就自不待言了，毛泽东也有无奈啊。

　　后来毛逝世，十年动乱的梦魇也结束了，贺子珍这个“历史化石”终于被人提起，l985年《萌芽》增刊上标名为《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突然把她带到人们面前，于是人们开始诠释甚至猜测当年她和毛分手的原因。

　　那还是伟人在“神坛”(“神话史”上)上不久的岁月，我们陌生伟人的生活，于是对之就有一些不是“神化”就是一纸两面的“矮化”.关于毛、贺的分手，就多有误解和附会。据笔者阅读史料加以分析，其实导致他们劳燕分飞的原因，贺的因素实大于毛的因素。

　　为了更真实地说明这些原因而不是妄加揣测，笔者有意在下面的文字中直接引述若干当事人的回忆以“再现”那个场景。


二


　　贺子珍是l937年10月离开延安的，之前她与毛泽东的家庭生活出现危机，陶铸夫人曾志在《毛泽东与我》(收入《我与毛泽东的交往》一书)一文中说及毛泽东对她谈起家务事，感慨贺子珍的离去：“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俩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俩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ll处弹片”云云。

　　这就是两人分手的基本经过，揆诸史实，这位“外国女记者”就是史沫特莱。

　　又据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毛泽东与史氏第一次会见后，便常到她和她的翻译住的窑洞去，三人常一起纵谈、吃便饭。这一素材是出自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一书。

　　史氏回忆：毛还跟史氏学英语，跟女翻译学北京官话(据叶永烈：吴莉莉是河南人，曾是上海的演员)，又据美国麦金农夫妇《史沫特莱》：吴光伟即吴莉莉“是个标致的离了婚的女人，投身革命的大学生，也是丁玲剧团的女演员”)。

　　大概是没有出过国的原因，那时毛泽东常常向史氏提出成堆的问题，如印度，如文艺，以及询问史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生活，问她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些诗人赞美的浪漫的爱情”等等。

　　据史氏的观察，毛泽东“城府很深，心灵深处有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他的幽默又“总是讽刺挖苦，冷酷无情，像是从穷思苦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嬉笑怒骂”，这大概也是毛所以亲近鲁迅的性格原因了。

　　史氏在延安还开了一个学跳交际舞的时尚，但毛泽东“自尊心强，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无节奏感”，朱德乃“破除迷信”，以及周恩来、贺龙等，而“作壁上观”则是彭德怀。

　　后来王实味讥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其始作俑者大概就是这史沫特莱了，于是乎她自嘲自己“在延安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以致于“人言可畏，群情侧目”，则贺与之干架就是于此语境中的故事了。夫妻不睦，于是毛泽东才会在史氏窑洞中吟诵悼亡诗(悼杨开慧)等等。

　　关于延安跳舞的风波，以及毛、贺因吴翻译的原因而告仳离，比较详细的记载是斯诺在史沫特莱去世后所复述的。

　　始到延安的史氏欲以跳舞打开延安僵化的社会礼仪，让长征的幸存者们学会松弛和娱乐，便找来一些西方唱片和一架旧留声机，与吴翻译一起在天主教堂教交际舞，当然这是苏区前所未有的稀罕事。

　　“史沫特莱说跳了交际舞后，她觉得她的脚好像被整整一师人踩过似的”，未料“舞会在延安的窑洞里引起了爆炸性的不满”，史氏与吴翻译受到延安女性激烈的批评，也“正是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还有吴翻译。

　　那时“终于摆脱了连年战争的毛泽东，阅读大量的书籍，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鲜为人知的是毛还写了大量的诗以指导吴莉莉”，在他听了史氏谈及她与一个印度人的婚姻和爱情后，“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

　　在他认识的人中，史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莉莉好像在他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细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热望。她总是在毛和史的谈话中充当中间人，而我们可以假设毛向史提的某些问题是直接对着吴的。

　　吴是那么生气勃勃、敏感、优雅，每当史与毛讨论罗曼蒂克的爱情时，史感到对话是说给吴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的诗。吴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

　　他们详细地讨论解放以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人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的诗篇”。史氏的观察是否到位、或不过是她的想像，笔者不敢妄加议论，总之，结果就是一个令人难堪和尴尬的场面发生了：

　　“有一个夜晚，史已经睡下了，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主席轻柔的南方口音，这位主席去隔壁吴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听见他敲门，听见门打开又关上。她想重新入睡，刚刚有点睡意，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山来。接着，吴的窑洞被推开，一个女人尖厉的声音划破了寂静：‘混蛋!你竟敢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毛的妻子正用一个长手电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卫立正站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哭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了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过是聊天。你作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自己，你干的事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毛的妻子突然转向吴。吴背靠墙站着，像一只被老虎吓坏了的小猫。贺骂吴：‘舞厅的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接着她走近吴，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吴的脸，揪吴的头发。血从吴的头上流了下来。吴跑向史，躲在史身后。这时，毛的妻子又把怒火对准了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了这个‘洋鬼子’。史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手将她推倒在地。羞耻胜过疼痛，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声喊道：‘你算什么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真是共产党员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也不吭。’毛责备妻子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不甘罢休，不肯起来，毛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离开了。”

　　这段叙述与王行娟书中所述(即贺的自述)就略有出入了，比如是毛与吴在窑洞中交谈还是加上史氏的三人?

　　贺为此竟打了毛?贺，或史氏，她们谁先动的手?等等。虽系细节，却影响到后来的定谳，在进一步考察史料档案之前，笔者无法澄清这些情由，姑妄听之可也。

　　史氏又说：“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这使毛不得不重视此事，他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了他的行动并听凭他们作最后决定。

　　委员会决定把此事作为“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

　　但谁也制止不了毛的妻子。她把其他妇女召集起来，以求得她们的支持。”

　　又据斯诺《红色中华散记》，贺正式控告吴后，毛否认其指控并提出离婚。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斯诺又称为“特别法庭”的判决，其中真伪，现也难以核实。

　　后来，由于七七事变爆发，“中央做了迅速的简单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离开了延安，吴也被逐出，“她同丁玲的剧组一起上了前线，在离开延安前，吴低声啜泣着焚烧了毛的诗稿，以后大概她和毛再没见过面”。史沫特莱一个月后也离开了延安。此后，“交际舞却继续着”(以上引自《毛的离婚》，转引自《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适蓝苹与电影演员唐纳结束了关系来到延安，后来在鲁艺得识毛，贺的负气出走给她提供了机遇，这中间的故事可以参见蒋泽民《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的保卫参谋、周的随从副官回忆录》中“江青是怎样走进毛生活的”。

　　那是近距离的不失真的观察。《毛泽东传》说到这事，是这样的“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注：即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中，毛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按说个人婚姻纯粹是二人世界的事，不过以毛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以江青取代贺子珍，就使许多知道江青底细的人有所看法了，江青——李云鹤、蓝苹，她的婚变史，大上海也是“大染缸”中的演员生涯，更可怕的“自首”的情节，等等，让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中央委员以及地下党工作人员不安了。

　　有了议论，有了反对的口信、书信和电报，结果又有曾经在特科工作过的王世英、南汉宸、王超北、陈雷等14人联名上书总书记张闻天，要求中央干预，反对毛、江二人结合。

　　张为慎重起见，派在上海地下党的刘晓对江青进行调查，结论可想而知。

　　张于是不能不管，但还是出于礼貌、尊重，没有把反对的来信交给毛，只是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毛，加以劝阻。然而毛是一向倔强的人，竞当场撕碎了张闻天的劝告信，并决定立即同江青结婚(中央做出对婚后江青的三条约束条件：仅照顾毛生活事务、不担任党内职务、不得干预和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婚宴不邀请张闻天、刘英夫妇出席。

　　多年后，江青走出因与毛结合而带出的阴影，挣脱了抑郁和束缚，一旦权力到手，就开始无情地报复!张闻天、王世英等等，都受到了迫害。

　　后来的江青——绝不是斯诺1939年在延安见到的江青了，原来的毛夫人，“她身材苗条，年轻美貌，刚嫁给毛几个月，打得一手好桥牌，烧一手好菜”，性情也好，很多年里她确实也遵守了对她的约定。


三


　　史沫特莱到延安刮起的“旋风”引发的是毛、贺两人观念上的差异，毛是经过“五四”洗礼的，他对美国记者史氏以及史氏的翻译有浓厚兴趣是出自了解世界以及以文会友，贺则毕竟是江西小县城中长大的，那是被地理上的高山和思想观念上封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集体意识积淀所包围的语境，即使是在红军中，习焉不察的男子霸权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也被女性所不自觉地认同着，她们拘束着自己，有着严格、分明的男女关系，不许越过雷池一步，一旦洋女人的史氏刮起“可怕”的西方女权主义“旋风”：教习跳舞、倡导男女社交等，这又是美国的开放女性与苏区的农村女性的强烈对抗了。

　　史氏早年即投身节育运动等女权事业，她热情奔放，酷爱自由，对男女和婚姻也有她惊世骇俗的看法。她来到中国，结交有胡适、徐志摩这些西方化的文人，认识她的茅盾说：在她身上闻不到半点封建气味，那就是史氏了。

　　她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革命的事业中，人们称她是“中国革命的约翰·里德”。美国记者里德是纪录苏联十月革命的，史氏则有《中国的战歌》等众多纪录中国革命的报道。

　　不独中国革命，她还要参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反动派造谣说她在苏区手持威士忌在群众大会上赤身露体唱国际歌，其实真实的是她在延安发动节育运动而告失败、她对朱德的采访也以窑洞中单独与男人说话而被延安的妇女所不悦，她对贺子珍的看法是拘谨、苍白、过着修道院生活而不具备领袖夫人的必要条件……这怎么能不激起延安妇女的“愤怒”呢。

　　所以，“史氏旋风”当即受到从苏区长征到中国革命基地——西北农村的几乎全体中国红色女性的“杯葛”(boycott，抵制)，这样贺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就不奇怪了，她怎么能一步到位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呢(包括精神和形体的解放)?

　　加上流言和他人出于好心的“忠告”，贺终于爆发出一场大打出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进而又触发了她和毛的两人危机：毛、贺感情的基础原本就是有些脆弱的，它不是毛与杨开慧“五四”式的，后来两个人的分手，又有其他的因素搀合在中间，比如毛对贺的伤感，在他于党内被错误路线所排斥时，作为妻子的贺子珍竟也不理睬他了。

　　毛回忆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曾志《毛泽东和我》)

　　贺呢?她后来虽然承认自己不对，悔恨自己的鲁莽，却执意要离去了——感情有了裂痕，又是一身的病(弹片在身上)，加上无休止的怀孕(10年中怀孕、生育了6次)，她感到不能不走了，虽然后来无比的懊悔。此后的贺子珍就如鲁迅笔下中国妇女的形象——“祥林嫂”般责怪着自己，默默承受着一切。

　　所以引述这么长的材料和说一些老掉牙的故事，除为那张照片提供一点背景认识外，是笔者在新近出版的《女界旧踪》之后情不自禁地继续思索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命运以及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域外的女权主义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有何不同以及它们各自的局限和合理性，而延安背景下的史沫特莱、吴莉莉和丁玲则不妨说是一个“个案”。

　　据说一次军事野营中，这三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小组，“三个意志坚强的离了婚的妇女，反对传统的婚姻观念，要求妇女在社会中享有更多的权利”，然而无论是史氏的提倡节育、呼吁女权(甚至号召妇女以“生育罢工”来作为政治武器强行改变不合理的性别歧视的社会结构，以及更多西方色彩的自由性爱制度)，或者是丁玲近乎史氏性格的向传统社会和观念进行叛逆(在延安她以敏感的观察发现女权的空置，于是诉诸以“贞贞”和“陆萍”等文学形象，表露出传统伦常与集体主义氛围下不和谐的音符，所谓女权也就同于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被整肃)，以及昙花一现的小人物吴莉莉的消失和贺子珍的离去，都预示着一个风雨如晦的传统中国在急剧嬗递的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很长一段时间是步履踉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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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变的内情

　　史沫特莱是引火人，女翻译是导火线

　　1937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弛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音译，女翻译)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战争间歇的几个月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

　　太阳一落山，毛泽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生活表现了极大兴趣。毛泽东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吴莉莉总是在毛泽东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每当史与毛泽东谈论罗曼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全部是说给她吴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作诗，吴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泽东的诗，吴便以毛泽东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泽东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了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毛泽东以旧诗词形式写的诗篇。

　　贺子珍夜闯吴莉莉窑洞

　　有一个晚上，史已经睡下，窑洞外面有布鞋走路的声音。她听到毛泽东轻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的吴莉莉的窑洞，洞里的灯还亮着。史沫特莱听到敲门声，门打开又关上。她刚想重新入睡，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上来。接着吴的窑洞门被撞开。

　　史闻听，忙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贺子珍又转向史：“帝国主义分子！”她叫道：“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她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负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泽东道：“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你的行为简直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泽东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送贺子珍回家。贺子珍不肯罢休，不肯起来。毛泽东又叫来两三个警卫员，最终使歇斯底里的贺子珍离开了。

　　贺子珍离开延安

　　贺子珍常常大吵大闹，毛泽东后来就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居住。据几个目睹这个事件全过程的老同志回忆，史沫特莱来延安同毛泽东见面，相互拥抱献花，这在西方很平常，但贺子珍难于接受。她把送花、拥抱当成“爱的表示”，把送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她决定去西安，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她，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动情地说：“我现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

　　但是，贺子珍去意已决，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个召唤，毅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