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7日 - 工宣队进驻清华


1968年7月27日

工宣队进驻清华






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七·二七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一个著名事件,它不仅给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转折,而且对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文革历史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清华两派百日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两派的论战伴随着小规模的冲突,最主要的是,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终于由团派于1968年4月23日发动了大武斗,以图压倒和消灭四派。

7月27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1000万元,全校10000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制止武斗在清华无法贯彻

1968年7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许多高等院校武斗严重情况,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7·3”布告(即“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指示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同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入清华宣传。

7月6日至25日,团派数次召开总部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武斗指挥人员强调:“7·3”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求得武斗后的主动、有利地位。团派总部向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一、由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四派核心人物;二、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学馆工事;三、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北京市革委会直接解决清华问题。团派对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更不用说做出切实的响应了。

相反,自6月下旬以来,势力相对弱小的四派多次(最后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团派在清华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从而结束自己在整个武斗中的被动地位。

尽管至今还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决定向清华大学派遣旨在制止武斗的宣传队的详细内情,但是,据后来迟群多次讲,从毛泽东决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到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前后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7月26日17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动员部署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和约6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宣传队冒死进驻清华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初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进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一说600人)的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7·3”布告等文件的工作。该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在京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他们负有特殊使命。9至10时,工宣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11时开进清华校内。

团派上上下下对于这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工宣队,事先竟毫无所知(曾把数万人的工宣队讹传成10多万人),也没有准备,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工宣队的开进意味着团派称霸清华的结束。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工宣队。后来,由于南门等处先进来的工宣队开通西门,才使整个工宣队于中午时分开进清华校内。工宣队下属的8个团按照预先所定的计划,差不多同时到达各自的任务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干而不是逐一推进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以众多的人数(整个工宣队与两派武斗人员之比约为50比1)把遇到的武斗人员团团围住(实为扣住),进行宣讲工作。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

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工宣队要开进清华,要团派大力支持工宣队。12时许,从北京站接人刚回来的蒯大富,在团派总部的所在地静斋的屋顶,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表示决不放下武器,而后召集团派总部会议。会议决定:一、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二、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团派头头们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打电话和派不易识破的小孩穿过工宣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14时多,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会“告状”,结果与市革委会负责人大吵一通,他责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他警告不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一群众组织,1967年8月4日,被王洪文指挥的“工总司”队伍打垮。)来打,“我们不是好欺侮的 ”,扬言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来打,“我们就以死一拼”。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参加的会议上,谢命令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指示蒯与工宣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在清华,中午时分,工宣队进入科学馆,查缴四派武器,馆内人员被全部带出。工宣队抵近礼堂时,团派人员引爆电发地雷。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礼堂。在礼堂里,工宣队搜查出团派一些武器及武斗工具。工宣队还在甲、乙、丙所搜出团派大批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工宣队在电厂与团派“守军 ”对峙,团派头目下令开启电网电闸,以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13时多,静斋的团派队伍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使许多工人掉进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并扣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15时许,40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遭审讯或殴打。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乙所和工字厅等处的工宣队;16时许,配合明斋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约天黑时,袭击丙所。这支队伍一天下来,使用长矛和手榴弹,连刺带炸,使100多名工人负伤。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中7名工宣队员的腰或腿或臂部。

14时至15时许,团派60余人在明斋驱赶工宣队,刺伤、砸伤、炸伤数十名工人,把那里的工宣队赶至礼堂一带。16时左右,这支队伍在三院与其他团派队伍一起向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发起进攻,动用了手榴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造成130余人负伤,一军代表被炸伤,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

约14时,工宣队完成了对10、11、12号楼的“包围”。15时许,工宣队开始进入10号楼,并与团派守楼者逐层对阵;16时许,守楼者两边夹击,俘虏一些工人,迫使另一些工人跳楼。17时许,10、11、12号楼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并破坏停放在那里的工宣队车辆,抢走工宣队的一些食品、物资等。约17时30分,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18时许,天下起雨来,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北京541厂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18时许,在撤至12号楼西北面场地的工宣队中,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17时至20时,住在13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楼,加入追赶、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致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学楼等地的团派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工宣队临时营地发动袭击,绑架工宣队队员,伏击工宣队要经过的道路等,使工人受伤人数增加。

21时左右,团派几个头目(蒯大富不在)在静斋开会,决定深夜攻打9003大楼。他们以为工宣队指挥部设在该楼。更重要的是,该楼是团派最大的武器试制、生产基地之一,楼内仅手榴弹就存有数百颗。约13时,工宣队包围该楼后,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并破开门障,进入楼内。团派30多名“守军 ”不得不逐楼逐层拼斗,打伤10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待深夜团派的60余人增援队伍赶来时,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小憩的韩现忠(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打伤许多工人。约23时20分,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两支队伍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使团派重新占领9003大楼,而楼外实际上有数千名工人待命。直至7月29日,团派在该楼顶架起望远镜,每个楼角架起一门土炮,每个窗口处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中午,该楼团派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蒯大富”三个字写得大大的。该楼的团派一直到7月30日中午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

“井冈山”撤出清华

约20时,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教室,与工宣队主要指挥者、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事情,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双方约于22时45分签字后,蒯与5名工人代表、1名军代表前往明斋团派广播台落实广播上述协议。

到达明斋后,蒯把代表们搁置一旁,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30多人参加的会议。

蒯大富先讲了形势的严峻,又讲了与工人对抗下去的危险性,他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

讲到这里,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接着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尽管有人提出拉队伍去京郊山区打游击,但会议还是决定7月28日凌晨2时30分前,团派全部人马撤至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企图给工宣队一个难以呆下去的“空校”。

7月28日4时左右,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在昌平境内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200号,因司机数日未眠,驾车睡着,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车翻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27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 条件”,不愿意同时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意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队员“陪行”,于13时40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主要是命令四派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等),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等为借口,迟迟于16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当看到工宣队冒险把被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9003大楼的团派据点。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

1968年7月27日,不是团派与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团派向工宣队挞伐的血战之日。在这一天的12个小时(从正午到子夜)里,工宣队有5人牺牲;有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轻伤者582人(工人552人,军代表3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工宣队扣留了100余名团派人员。百日大武斗以工宣队控制了清华局势、团派撤离清华、四派认可工宣队而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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