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金唢呐”，谈到国内的一些情况。我把其中谈到知识分子和高校情况的部分转贴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阅读。文章有点长，但文笔很活泼，也许读得下去。
学者们的快乐生活
其他行业的老九我不熟悉，只能说大学、医院的情况。其实，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都是在一片蓝天下，能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用两句话概括这个阶层的情况，那就是：
（ 1 ）我们的生活真海屁；
（ 2 ）裤子裆里阮（软），嘴巴腔里硬。
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差别究竟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工农主要就是干具体工作，忙活生计，该抡锤的抡锤，该使锹的使锹。李玉和曾经有句斩钉截铁的回答：什么电驴电马的，我只会搬道岔！至于谁愿意玩哲学、侃经济那是个人爱好；而知识分子除了忙活生计以外还要在各自领域思考，关心未来，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仰望天空。不知这样的比喻合适不合适：工农是四肢、躯体，知识分子则是大脑。
我本人下过乡、当过工人，自认为对 “ 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思想 ” 有所了解（以后问问林先生，他什么时候接触过 “ 掏大粪文盲老农 ” ，老农到底有那些思想？），现在又在知识分子和干部圈子里混，通过比较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林思云先生担心的事不会出现了，当代知识分子们和 “ 一个掏大粪文盲老农的思想 ” 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 林先生回眸应笑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凯旋归 ”
一、 儿童团带领我们赶潮流
现在的大学潮流，大楼、大官、大款是主流，大师只是一股逆流。令人欣慰的是，革命的主流已经战胜了反革命的逆流。
具体说， “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官之谓也，有大款之谓也 ”
老芦在《归国杂感》中有下面一段话：
“ 学术界的种种倒行逆施，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忽然兴起提拔儿童团，什么主任、院长全是嘴上没毛的俊俏小伙子大姑娘。 … 接待我的某个院长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金注：当上院长不出 5 年博士学位肯定拿到手），又没有什么文章（金注：当上院长后，文章将像雪片一样发表），这样的人也居然会成学科带头人，真是不懂是怎么回事儿。 ”
“ 碰上几位老科学家，都是骂不绝口，说是现在的年龄如同当年的家庭出身，不管你学术成就怎样，到年龄就一刀切。 ”
老芦毒眼看的真准，这种现象在国内确实普遍存在。如 2000 年 7 月，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三所合并组建新山东大学（全国重点大学，几万人规模）后，时年 37 岁的展涛出任校长。至于普通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下面就我们学校的情况，讲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学校算中上等水平，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其他棋子也都差不多。
其实，咱们这个坛子里的人从高校出来的不少，情况也都比较熟悉。估计老芦的亲戚在高校、医院的也不少。我只是通过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事情说明一下，中国的事情，由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绝不是某些极左分子振臂一呼，或者 XXXX 发个什么号召就能解决的。政协人大、学者的发言也不过是 “ 一点毛毛雨 ” ， “ 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 ，若不是利益分配出现了变化，事情也不会因此有丝毫改变的。
其实，这就跟贪污腐败现象一样，如果真像人们说的 13 亿人民都痛恨腐败，恐怕腐败不会这样长时间、大面积在中国存在。儿童团现象也是一样，在高校实际上大多数人是认可的，有些人也只是嘴上骂骂而已。就跟贪污腐败现象一样，基本上也是阳光 —— 种子 —— 土地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学校是干部教师 60 岁退休，校长 65 岁、院士可以到 75 岁。若工作需要，还可以返聘，但不再担任任何行政和学术职务。博导可以在 60 岁的时候再招最后一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也就是 63 岁）再退，有玩猫腻的就是推迟博士毕业时间，比如让博士中间出国，可以再蹭 2 年。
我们学校的前校长是 57 岁当的校长，干了两届（我校是四年一届）， 65 岁光荣退休。新校长 46 岁上任，当时全校一片惊呼，觉得太年轻了，没想到参加了一次全国校长工作会议，他回来就感慨自己 “ 廉颇老矣 ” ，人家很多地方院校的校长都是 40 岁以下。开始我不理解，后来慢慢悟出味来，就像刚粉碎四人帮时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选择华国锋当主席是 “ 毛主席满意，全国人民更满意 ” ，如今的儿童团是 “ 上级满意，全校人民更满意 ” 。
先说说上级为什么满意：老校长当政，令领导很不爽。
老校长去开会的时候，德高望重，上级领导都比他年轻。说，说不得，批，批不得。往往说话客客气气，什么事情还的商量，很难体现上下级关系。有时侯开大会座位都不好排，很令领导不爽。有时候上面教育机构的领导要想办点私事，打电话也要先饶弯子：
“ 张校长吗？您近来忙吧，这又是业务又是行政的可要保重身体，您可是咱们教育界的泰斗啊。我最近有点事，现在给您说方便吗？要不我到您那去一趟？ ” 。
影响了上级的 “ 点菜 ” 权，这真的令领导很不爽。
对年轻校长可用不着这样，有事只需要一个电话过去：
“ 小王吧，我有件事你无论如何给办一下， … ，你的高校学术带头人的事，我们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打算明天就报上去。就这样，有事以后再说。 ”
而且，以后再开会的时候，上级部门的领导可以一屁股坐在正座，想训就训，想骂便骂。而且私下还跟别人说，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别客气，别太把他们当回事。就这样， “ 裤子裆里阮 ” 也具雏形。
再说说 “ 我校人民 ” 为什么满意：新校长当政，真的令人民很爽。
新校长刚上台的时候，学校一片大哗。可没多长时间，就像在反右时伟大领袖说的那样：事情正在起变化。因为新校长干了两件 “ 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 ” 的事情。
第一件是盖了两栋教授楼。放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尤其学校扩招以后，有的是钱，银行也愿意给高校贷款。可在那时候，可是大事。
新校长很多事情都是亲自出马，跑银行、跑城市规划局、设计院，眼见腿细了、脸黑了、人瘦了、嗓子哑了，终于跑成了，两座崭新的 14 层宿舍楼矗立在宿舍区，当时我们那一片高楼还不多，显得很扎眼。
有人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谁都一样。
那得说说当年老校长上任，是怎样 “ 新官上任三把火 ” 的。
我记得当时老校长上任后先是开了几个座谈会，算是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听了包括我同事在内的几个人的课，算是教学检查。原来以为讲课时只要 “ 有些警句要背熟 ” 就可以了，可教研室主任要求却是 “ 只要低头看一眼讲稿就算教学事故 ” ，害的我那个同事两晚上没睡觉，狂背一通，至今还耿耿于怀，逢人便说老东西不务正业。
同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咋差别就这样大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人们常说的观念问题。 “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谁不知道啊？其实，对老校长而言，盖宿舍楼可干可不干，而新校长必须这样干，否则就根本不能生存！
老校长 57 岁当的校长，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根本不需要什么 “ 笼络人心 ” 。相反，可以利用职权，去 “ 得罪民心 ” ，因为他不顾虑什么 “ 失去民心 ” 。而新校长就是像芦文中说的， “ 毫无学术地位 ” 、 “ 又没有什么文章 ” ，他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老毛上台可以随便收拾干部、知识分子，而胡温上台要大幅度给干部、知识分子加薪提工资，道理一样。用随便网友的说法，老校长工作时间长，为学校做的贡献大，群众认可点菜权；新校长对学校没做什么贡献，虽然有地位，但点起菜来还不理直气壮。
我在国外的时候，院长都是教师选的，有次正好赶上两人票数相同，最后抓阄决定。因为国外的院长乏菜可点，谁也不太当回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校长资格老，评教授早，当时在我们学校住的就是最好的房子（教授楼，八十年代盖的），盖新房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必要。而新校长还住的是讲师的房子里（两室一厅），评上教授以后学校没有盖过新房。他想改善住房条件怎么办，总不能把谁赶出去吧，也不能单给自己盖个小别墅吧。怎么办？共同致富，盖新宿舍楼。
甚至在数量上也有讲究，为什么是两栋？因为学校分房要算分排队，年龄、职称、工龄都算分，新校长绞尽脑汁，针对自己的情况，加了很多新名堂，比如校级干部加 5 分，获得科技 3 等奖的加 5 分，获得过某级先进工作者加 5 分，饶是这样，因为年轻，他也住不上最好的层次。怎么办？好办，盖 2 栋 “ 则全局皆活 ” 。
全校职工乔迁新喜那天， “ 我校人民 ” 欢天喜地自不用说，旧房的进新房（四室一厅），筒子楼的进旧房，没房子的进筒子楼，校园里 “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 。人心背向，不说自明。这还不说所有与盖房有关的科室和人员（基建处、总务处、电工班、水暖工）也跟着沾光：官大的吃干、官小的吃稀、官不大不小的半干半稀，杂以薯类。大家皆大欢喜。连我们的老校长也感慨万分地说，看来干部年轻化还真是有必要啊。我在任八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人家上任一年多就解决了。
后来记者来采访，新校长也非常激动，几乎是用呜咽的声音说：看到有的教师还住在筒子楼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呀。
看来，有这么好的体制，更重要的是有这么好的人民，半封建时代的梅贻琦那句 “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除了政协人大开会、学者演讲还用的上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实际用途，遑论指导意义。就连社会上的反响也不例外。我曾经问过一个学生为什么报考我们学校，她回答说那几天和父母转了几个学校，还就是这里的房子像点样。
如今的新校长也五十几岁了，我们学校很多住房条件差的教职工总是在打听：新新校长什么时候上任？希望领导上把 “ 利校利民 ” 的儿童团政策真正落在实处！老天有眼，可一定要选个住房条件最差的人来当校长啊。
在解决了 “ 有大楼之谓也 ” 之后，新校长开始解决另一个问题： “ 所谓大学者，有大官之谓也 ” 。这又是件 “ 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 ” 、 “ 上级满意，我校人民更满意 ” 的事情。
“ 在崭新的大楼矗立之后，干部就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 。而恰恰是自己手下的干部，让新校长很不爽。
我们新校长是本校毕业的，现在的下级都是从前的上级，开会时经常走嘴，小王、小王的叫。尤其是教务处长，有一次竟然当着校长本人面就说：你的毕业证还是我给扣的章。
还有一件基层干部很不爽的事情，由于干部指标是个固定的数，尽管已经十分庞大，但还是满足不了 “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 ，以前居然还出现了 60 岁时在科员岗位退休的 “ 怪事 ” 。
上级领导也不爽。干部指标少，该安排的人塞不进去，有点菜权而不能随意点菜，那跟弼马温还有什么区别！
新校长在站稳脚跟两年后，开始对干部政策进行改革：凡是副处级年满 48 岁的、正处级年满 52 岁的干部，一律退居二线！哗啦啦一下子空出大几十个干部指标，自己的亲信也安插了，上级领导也可以随意点菜了，小舅子、小叔子安排了一个排，下面的干部也提拔了，即使暂时没提的人，也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基本可以保证人人在退休前都能混上处级了。对退居二线的干部怎么办？处理非常人性化，不搞 “ 霸王硬上弓 ” ，而是 “ 礼送共产党人出境 ” 。除了不干活以外，其余一切都和在职干部一样。工资、奖金、误餐费、职务津贴等一样不少。所以，学校一大奇观是每天这些处长们，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看报、上网玩麻将、象棋，日子过的那叫一个痛快！虽然退居二线，没了实权，也凑合能接受。
按说教师应该有意见了吧。当然有，但是最后都能接受。歪？上级领导爽了以后，我们学校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教授们到政协、人大的多了，科研课题批的容易了，某些专业长年没有解决的硕士点、博士点也奇迹般地解决了。点多则研究生多，则论文多，且校园内又涌现出一大批的博导，博导又可以获得津贴每月 1 千元，而博导们招博士最愿意招本学校的还没有学位的业务干部，为自己找个靠山。芦文中说的 “ 接待我的某院长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又没有什么文章 ” 这种现象就像 50 年代初消灭娼、赌、毒一样，在我校已经彻底绝迹了，并且一去不复返了。基本实现了 “ 教授像条狗，博士满街走 ” 的大好局面。至于发表论文的情况，我下面还要单说。最后实践证明，老校长不仅不会盖楼，也不会抓科研。
新校长在干部使用上也有讲究。在最近两年我们盖的家属宿舍，个个质量过硬。盖房子的时候，基建处长就跟长在工地一样，拿着盒尺，戴着安全帽，是我们学校最敬业的干部。为什么，因为他是贪污犯，而且估计是数额还小不了。
客观说，人们常说的：现在科（也有版本是处）以上干部净是贪污犯，挨个机枪扫有冤枉的，隔一枪打一个有漏网的。实际上 “ 挨个机枪扫 ” 即使有冤枉的，也是因为工作性质不同，无法达到枪毙的程度。至少我看到的科室，没有不贪的。我们学校条件最差的就是老干部处、宣传部，很少油水。即使这样，哪次年终给老干部送慰问品的时候不是顺手多买几份，然后 “ 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老干部，一截自己用，一截给上级 ” 。宣传部，买那么多学习材料，都是按书后面的价钱报帐，鬼才相信；至于其他处室，都无一例外。其实，连工人也一样。在学校没有实行 “ 后勤工作社会化 ” 之前，电工、水暖工们也是贪污犯。八十年代时候，一次家里水管坏了找人修，师傅先是说忙，后是说没水龙头了，去了三次，好话说了一筐，得到的答复总是 “ 稍安毋躁 ” ，很像是得到了当代大儒的真传；或者在那下棋，连头都不抬， “ 你说你的，我下我的 ” ，颇有日本化学博士之风。后来再去的时候买了三盒烟，人家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花了十分钟就都解决了，恐怕类似的经历各位都有过。无非就是 “ 你当银行行长我当水暖工 ” ，革命分工不同、接触钱财多寡而已。修个破水管，还想要多少啊，按比例三盒烟也够可以了。所以，我总也不理解 “ 老百姓痛恨腐败 ” ，难道从老百姓里随机找个人当银行行长就不腐败了？
不过，在实行 “ 后勤工作社会化 ” 之后可不一样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工人就赶过来，而且一进家就换鞋套，刚出门不久，总部的电话就过来了：服务态度如何，喝茶没有，抽烟没有，拿没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套是海尔最早使用的）。我也在工厂待过，看着工人地位的变化，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哪天真搞成了 “ 芦六条 ” 中第三条说的司法独立（原话： “ 如果党放手让独立司法界去处理经济案件，那就可以从与民众的直接对垒之中脱身出来，扮演比较超脱的角色 ” 。）， 我们党的干部怎么超脱啊？也是跟修理工这样。动辄被叫去 “ 逐条回答 ” 。所以，肯定是 “ 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 。各大报纸刚批了 “ 芦六条 ” 中的第四条，这条挨批也是迟早的事，请各位注意读报。
我比较了一下我们学校不同年代的房子，发现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倒是结实，用料实在，但设计极其不合理，居然还有东西朝向的房子，设计者连 “ 有钱不住西厢房 ” 这点常识也不懂。而且活粗的很，到处透风漏气的。八、九十年代的房子也不咋地，一看就不像地道玩意儿。还有一任基建处长因贪污受贿吃了官司，被 “ 判三缓四 ” 。而最近五年内盖的房子（尤其是宿舍楼）质量都不错，很少豆腐渣工程。不信诸位网友可以问问你们国内的亲戚朋友，他们如果有在大陆买商品房或学校房子的，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诸位说媒体不是也暴光了不少 “ 王八蛋 ” 工程吗？那些很多都是防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坝，办公楼、住宅楼很少。即使有，比例也很小。不要忘记 2006 年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钢铁和水泥都用在了神州建筑工地上。北京亚运村、西客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筑，问题一大堆。原因何在？现在的贪官成熟了，开始考虑他们的中期利益了。其实，原始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就是一个只考虑眼前利益，一个要考虑长远利益。
中国大陆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谁要让 XX （ XX 可分别为工厂、学校、机关，实际上是这些单位的领导）难受一阵子，我就叫他难受一辈子。据说这句话最初是海尔先提出的。这正是领导的新型管理手段：只要你不给领导直接或间接找麻烦，上边什么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纪检和司法部门马上介入。
八十年代，市场经济还没搞，基建部门主要是吃点喝点，对盖房子的事情谁也不上心，职工住进去后房屋跑、冒、滴、漏一堆的毛病，可基建处长脖子一梗：我又没贪污，不信你查好了！
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开始了，基建处长回扣吃了一堆，工程还不上心，职工住进去后意见一堆，天天找领导告状，结果是纪检介入，建好一座大楼，倒下一批干部。
21 世纪以后，贪污腐败日趋成熟，贪官们想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我说的只是基层干部，和银行行长是两回事。有一次和某干部喝酒，他微醺状态下给我说了很多私房话，我以为是秘籍，他告诉我说实际上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是 Common Sense ，然后像轱辘笛般给我疗愚。他是断断续续说，我是用用心心记，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条：
1 、尽量不要转包。一般拿点回扣绝对成不了豆腐渣工程，因为现在工程款动辄上亿，这不过是个零头。往往都是工程包给了张三，张三转给李四，李四转给王五，最后到赵六手里已经没什么利润了，就只好偷工减料；
2 、质量是安全的生命线，尤其是宿舍楼，群众让领导难受一阵子，领导会让我难受一辈子；一定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3 、小贪怡情，大贪伤身；君子之财，取之有度；一定别玩的太过；
4 、尽量要让多方受益，避免吃独食；
5 、坚持包子有肉不在折上的原则，注意艰苦朴素；
6 、说话要和气，为人要谦虚，千万不要像海川网的芦某人一样张牙舞爪，四面树敌；
7 、在权力圈子里不要站错队，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而且这些人还有良心上的安慰，说拿建筑回扣这哪里算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啊，只是让那些大资本家少拿点，也是为减少社会贫富差别做贡献吧，其实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国家稳定也有好处。
只要能做到上面几条，就是 “ 上级满意，我校人民更满意 ” 。是啊，拿点回扣，在一座大楼算不得什么，群众能住上好房子，笑还笑不够呢。不信的话，各位可以让你们国内的亲戚比较一下不同年代的房子，验证一下我说的是不是普遍规律。
……
二、数钱数到手抽筋
再说 “ 所谓大学者，有大款之谓也 ” 。这还是件 “ 大顺民意、大解民情、大快民心 ” 、 “ 上级满意，我校人民更满意 ” 的事情。
我只能讲一下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各学校间还是有些差别。如果你问起他们的生活，当然人人都是一肚子苦水，其实他们的生活现在是很海屁的，票子、车子都不缺。不信你看看，很多人都是两套住房。
工资奖金什么的就不用说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名堂。我们学校音乐系的大教授，教小提琴的是每小时一千元，学生都是要高考或中考的孩子，还有不少是外地的学生。教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一边坐着，嘴里反复重复 “ 开始 ” 、 “ 快点 ” 、 “ 慢点 ” 、 “ 停 ” （跟北方赶大车的差不多：得、驾、窝、于，南方怎么吆喝？是不是也这样？）、 “ 使点劲 ” 、 “ 身子别动 ” ，教授屁股根本不用离开椅子，随便混混就是一节课。而且是一拨接一拨，一天收七、八千的不稀奇。谁也明白，孩子们学琴就是为了考试前混个脸熟。学校在没有使用银行卡发工资之前，音乐系里秘书最发愁的就是到发工资的日子谁也不来领钱，打电话到家里人家脾气还挺大，就这么点钱还让我跑一趟！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文科系的教师主要是讲本科班的课、函授班的课、夜校的课、自学考试的课、办各种各样的班，每学时 50 元 -100 元，一年至少干上大几百学时，对付个新房月付没问题，人们管这叫 “ 嗓子换房子 ” 。而且像函授班、夜校的课，考试前后都能狠狠捞一把（也有的学校是让行政处室给拿去了）。教授们开讲座是一大块收入。就说钱大师这个级别，就那篇被老芦驳的文章，加个开场白和结束语，就是一篇叫好又叫座的讲演，中间至少要被 “ 雷鸣般的掌声 ” 打断 5 次以上，酬金一个小时至少两千元，这还是托人看面子，排队，看人家有没有时间。原因很简单：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一定是某课题的评审鉴定专家。
文科的编书也很邪乎。最主要的是学会使用电脑 CUT 、 COPY 、 PASTE 三个功能，现在方舟子之类几乎无假可打了，所以改跟中医药较劲了。现在都学会颠倒顺序、少量多切、改变表达方法等。而且，最时髦的是重译经典。老芦以后尽量别笑话海船网友的英语了，实事求是讲，他们比某些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水平一点不差。一般翻译工作由导师的研究生来完成，研究生把以前的旧译作拿出来，甚至根本不用拿英文原著，每页改 5-8 个句子，如：
原作： “ 小姐，该吃饭了 ” ，仆人说；
新作：仆人说： “ 小姐，是吃饭的时候了 ” 。
文科上去了，理科怎么办？向科研要效益！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首先是科研经费，一般的做法是 “ 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 分别用于科研试验、成果鉴定变相行贿和个人消费（往往是借开会之名旅游，少量直接揣腰包，算活动经费）。还有一项奖励，就是发表文章。现在国内大学在 SCI 收录的英文杂志发表文章都有奖励，我们学校算魄力小的，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 IF ）每 0.1 分一千元。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影响因子为 3.5 的杂志上发一篇文章， 3 万 5 千元到手。这还不算，如果在一个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杂志上发文章，另外再加 10 万。《 Science 》 80 万、《 Nature 》 100 万，就这样人们还嫌奖励力度不大，只要一开会就提意见，有的干脆破口大骂。一般在论文发表从收发室拿到寄来的单行本后，直奔财务处，核对三件事情：是否为第一作者，单位是不是写的国内单位，再查一下杂志影响因子的分数，然后就开始数钱。以后如果获国家奖再奖励。全国各学校都差不多，大同小异。这阵式你们可曾见过？现在很多在外边做博士后的同胞都要求外方把国内单位的名字一块写上，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你们心里可要明白，那可不是出于什么 “ 民族大义 ” ，跟 “ 中国人民 ” 没有任何关系，倒是跟 “ 中国人民币 ” 有直接的关系，那可是回来就能数钱。
有的学校是按篇奖励，每篇 3 千 -1 万不等。最疯狂的是研究方向为配位化学与晶体化学的教授们，几乎是日进斗金。下面是《南方周末》（ 2005 年 6 月 9 日）的正式报道：
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郑岳青教授： 3 年发表 82 篇 SCI 论文，每发一篇文章，郑岳青都可以从学校获得 7000 元的奖励（宁波大学方面对本报记者证实为 4000 元），而且凭借这些 SCI 论文，从德国留学归国的郑岳青成为宁波大学的一名 “ 科技明星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具有一级教授、国家优秀教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理学院执行院长等多个头衔，此外还是宁波大学国家 863 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关项目的负责人。
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 2003 年共发表 65 篇 SCI 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为 2003 年度中国被 SCI 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 1 万元，共计 65 万元。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 SCI 收录论文，一年收入过百万元。另有某高校的一位院士， 10 年来发表 SCI 论文 500 篇，被称为 “SCI 大师 ” 。
他们的方法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如 ACTA CRYSTALLOGRAPHICA ），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
想请樊教授定义一下： SCI 大师是不是也是大师？
所以，老芦以后可别笑话钱大师 “ 搞不清概念 ” ，现在的大学教师，根本没有必要像老芦说的 “ 搞清概念 ” ，只要搞清价钱就行了。
其实这只是公开的收入，灰色和黑色的收入也不少。前两年学校搞评估，学校请评估小组的几个专家来指导工作，临走时把学校准备的材料一人给了一份，材料装在一个价值 3 万元以上的电脑笔记本里面。 3 天后，我们的材料上修改了几个字送了回来，这就是一部现代版的 “ 买珠还椟 ” 。
如果这样的学术界，能出什么科学家、思想家么？那鸡毛也能上天！
学生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说的太多了。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就达到了 21% ，学生的质量当然和过去没法比。总起来说，现在的学生务实，和西方的学生（起码是 10 年前西方的学生）价值观很多地方比我们这一代更接近。
在国内外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网络上总是有人预言：革命（或民主）的高潮即将来临。
我一天到晚和学生打交道，高潮倒是经常遇到，可打六四以后，革命（或民主）的高潮我一次也没遇到，性高潮倒是汹涌澎湃，卷起千堆雪。
现在中国大学校园绝对开放，一条条亮丽的风景线晃的人眼晕，就我这个年龄都有些不能自己。经常在大学看到一对对鸳鸯搂在一起狂啃，而且连角落都懒得找，根本不避人。学校里到处都是 “ 日租房 ” 的小广告，男男女女星期六、日就出去快活一天。我们有个放仪器的仓库，后来总漏水，不用了，门口也没锁。后来我有什么事到那去了，当时就给惊呆了：白花花的一地全是安全套。现在学生宿舍里都愿意挂蚊帐，春夏秋冬都不摘，趁着管理员疏忽（有时是买通）异性就溜进去，进屋后直奔主题，蚊帐里钻进个大马猴，然后就是 “ 女儿乐， …” 。而且大家不避讳，通常是上铺准备考试，下边在 “ 摸着石头过河 ” ，叫床声和朗朗的外语声交织在一起，奏出新新人类最有力的时代交响乐。
医院可说的也太多了。最成问题的就是医院，既没有市场经济的约束（因为专业性太强，又是垄断），也没有强有力的行政约束。
国家级的大医院，内外科主任收入很少在 100 万以下的，那可是名副其实的 “ 数钱数到手抽筋 ” 。前年某大医院心血管内科，有一个到美国短期进修的名额（是一般进修，不是学新技术），一年 1 万 5 千美元生活费。这要是在以前还不得打破头，可是现在根本没人去。最后抓阄，并说好不管谁抓上了，先给 10 万，工资还照发。中签那个小伙子气的一晚上没睡觉，逢人便说自己丢了一台奥迪车，跟个祥林嫂似的。当然经济效益与医院规模、专业有关系，收入差的也不少。
现在国内有人调侃说，现在医院也别说什么学习白求恩，学习鸠山就行。李玉和一个搬道岔的工人，连车铣刨磨钳这样的技术工人都不是，唯一的技术就是晃号志灯的时候尽量抡圆。根据《红灯记》里 “ 赴宴斗鸠山 ” 的台词，鸠山还给李玉和看过病。就这么一个普通工人，居然能找外国专家看病，而且不用挂专家号，不送红包，鸠山也没拿药品回扣，事后也没在东北酒楼请客（如果有的话，李玉和早给抖搂出来了），这种好事现在哪找去。而且在《红灯记》原形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里，李玉和还替工友养着 2 个孩子，本人是个酒娄子，没事就和工友喝二两，回家也总偷着喝酒。所以后来样板戏里就有了那句：妈平时不让你喝酒，今天妈请你喝酒。要搁今天，李玉和的年龄早就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了。
其他的不多说了，只说一句，所有这些出现都有它的发生机制，如果让教师、尤其是医生说起来，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比窦蛾都冤，还不是假冤，真冤！我举个例子，某年收入百万以上的老主任很 “ 怀念过去幸福时光 ” 。不可能吧，医生现在挣钱多，地位高，对过去有什么怀念的？是真的。
“ 我们 70 年代初在农村搞巡回医疗，有一次打青霉素位置没掌握好，引起了坐骨神经损伤，我们给患者买了一斤红糖、一斤鸡蛋，患者还挺感谢，你说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患者吗？ ”
他说的绝对没错，那时候在农村搞巡回出医疗事故死人，就在医院给子女安排一个 “ 农转非 ” 的指标，医院负责丧葬费，仅此而已。如果赔钱的话，开价在一头牛和骡子之间。
三、裤子裆里阮，嘴巴腔里硬
老芦在《论 “ 文人无行 ” 》里这样说：
“ 文人无行 ” 是古训。国学只有一科，便是文科，所以 “ 读书人 ” 和 “ 文人 ”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中，士是 “ 领导阶级 ” ，却也是最无德行的阶级。历史上无论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都是读书人干出来的。
在这篇文章中，老芦主要是想说明文人无耻那一面。其实作为这个阶层，尤其是在明以前，还很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明代，那个守卫扬州的史可法，固然其战略决策一塌糊涂，但其固守民族气节之精神，守直不屈的人格，还是理应受世人赞誉。其他各朝各代，也都有些拿的出手的群体。王国维为了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自杀，这样的人还有吗？我们单位倒是发生过自杀未遂，无非都是为评职称、分房子、涨工资这些事情。而最让人寒心的是，现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彻底没了脊梁（当然，个别白乌鸦还是有的，但对整个知识界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看到的知识分子，见到有实权的行政干部时，无一不是摇尾乞怜。
古代文人很多标榜自己喜欢梅兰竹菊，其实是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为背景的。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中国文人以其为 “ 四君子 ” （现在的 “ 四君子 ” 可能要定为票子、位子、房子、车子）：梅高洁傲岸，兰幽雅空灵，竹虚心有节，菊冷艳清贞，使花木草石成为文人人格襟抱的象征和隐喻。现在如果有人说喜欢竹子是因为竹子有节，喜欢梅花是因为梅花有傲枝，恐怕立马要被送精神病院治疗。
这当然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历次政治运动与皇帝（明代除外）杀士最大的区别是古代 “ 士可杀不可辱 ” ，即便 “ 辱 ” 大都也是肉体上的；而政治运动则是 “ 士可以不杀但必须辱 ” 。这些留给老芦去写吧。老芦的文章好像写历次政治运动对人们的智力摧残比较多，建议写写对脊柱的影响。
我想还与现在的知识分子赎买政策有关。只要是在业务上优秀的，都有行政职务，反之也成立。他们的收入都很丰厚，五花八门的鉴定费、评审费、检查费想不要都难。唐朝时骆宾王写《讨武曌檄》，武后读后拍案叫绝并责备宰相，说如此人材没能网罗到是失职。现在领导人大概没有这种遗憾了，天下文人，尽入囊中。特别是 “ 优秀 ” 的知识分子，几乎很少漏网的。
现在知识分子与明代的士大夫还有所不同，阮大铖之类的虽然无耻，倒也言行一致。当时据说是躲在裤子裆胡同不敢出来，现在可没人那么傻，剪个口就钻出来了，照样混，而且经常出来放狠话、硬话。
现在但凡大小知识分子说话时候，都是政府已经表明态度，或有所暗示。比如这次山西黑窑童奴事件，形容词、比较级、最高级一个比一个用的邪乎，都知道胡温已经批示了，正是自己表现的机会。那次反日游行也很典型，政府一表示气愤，马上是全国上下义愤填膺，砸店的砸店，烧车的烧车；政府刚一发出文章 “ 要理性看待中日关系 ” ，各种活动马上无声无息。其整个过程很像一首过去的打油诗：
昨日北风起，天公大吐痰；今朝红日升，当作化痰丸。
另外就是说一些 “ 领导满意、人民更满意 ” 的、振聋发聩的、大而无当的废话，在朝在野都一样。比如当代民间大思想家、哲学家姚国华先生 “ 创建性 ” 地提出（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我有无说半句假话）文化立国， “ 我们应该用经济特区 1/10 的钱， 1/10 的人，以 10 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重建真正的大学，培植真正的学术，回归全面的人文教育，使大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 。
建个鬼！真要是 “ 重建真正的大学 ” ，也不用这么多的排比句和惊叹号，只需落实 17 世纪德国写入宪法这条：国家只能给高校投资，不能干涉高校的管理和业务。
可是这样，党委负责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怎么体现？学生思想怎样控制？学校出现反政府倾向怎么办？
左派们能答应吗？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吗？一定要清君侧，弄不好连君一起清掉。
民主派得了便宜也绝不会领情，一定会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一步 “ 要民主、要自由 ” ，海外大佬会告诫人们这只是一场不彻底的、不完全的、妥协的民主。
最后逼得中央放出重话、狠话、硬话，开明领导人灰溜溜下台，弄不好还会全国大乱，还会有别的结果吗？
似乎只有 “ 下边硬，上边更硬 ” 才行。只要细想中国的问题，都是个没解。
而且我还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和自己学校无关的 “ 丑恶现象 ” ，大小知识分子们个个 “ 拍案而起 ” 、 “ 怒不可遏 ” ，气的嘴唇发颤，嘴巴硬的很啊！而本单位的的 “ 丑恶现象 ” （只要与个人利益无直接关系的），一个个便立刻成了沉默的羔羊。比如说，最近几年发生在高教系统的 “ 院校合并 ” （打造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舰）、 “ 教学评估 ” （使高等教育正规化、国际化、标准化），完全是倒行逆施，一场闹剧，可从来都是底下发牢骚，没有什么 “ 拍案而起 ” 、 “ 怒不可遏 ” 。
上次美军炸馆事件，我的一个学生在日本大阪读学位，让我看了他们当时在美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前的抗议活动的照片，以及当地华文报纸的报道，上面说 “ 勇敢的中国学生和日本警察对峙 ” 、 “ 试图冲破日本警察的封锁线 ” 。我问他，日本政府和右翼最近干了那么多所谓 “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 的事情，有没有 “ 勇敢的中国学生和日本警察对峙 ” ，他想了半天，说有过一个叫陈锦华的，曾偷偷的半夜在靖国神社门口喷过油漆，另外，还有亲属要求赔款的小游行，参加的主要是当事人和家属以及日本友好人士，规模一般为十几个人。其他有关中国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本友好人士在那抗议、示威，别的就没什么了。不知炸馆当时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无出现 “ 勇敢的中国学生和美国警察对峙 ” 、 “ 试图冲破美国警察的封锁线 ” 之类的壮举？好像我印象里倒是有麻理的美国留学生抗议 “ 日籍（还是裔）教授 ” 的什么宣传二战的一幅油画（是掩盖战争罪行、鼓吹战争还是丑化华人，记不清了），老芦还为此写了篇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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