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机会看了获戛纳大奖的法国片《光荣岁月》（DAYS OF GLORY），这部讴歌法属非洲殖民地战士的片子，的确十分壮观和感人，但当我看到那些祖辈曾经为反抗殖民者而浴血奋战的非洲战士，为依然严重歧视着他们的法兰西主人们赴汤蹈火时，感受非常复杂，不禁想起那在海峡两岸曾经引起巨大风波的岩里武则（李登辉之兄），他的灵位和很多台湾籍日本兵一道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中，他们被自己的民族当作败类、而又被民族的敌人当作了英雄，九泉之下究竟该如何自评呢？（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图：《光荣岁月》四位主人公，为旧敌兼新主而战？
有关“汉奸”的话题，在华语世界中，几乎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大都皆云可杀。而究竟什么是“汉奸”，则又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大的判断标准，基本上由政治上掌握了主动的一方说了算。对于一个自甲申年来饱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内部争斗的民族，标准并不严密的“汉奸”自然是十分高产的。所谓的“汉奸”，也不尽是咱伟大民族的特产，不少国家都有，尤其那些在民族自尊方面十分敏感的国家，比如法国，中文就形象地翻译为“法奸”，按“民族原教旨主义”观点来看，除了逃到英国的少数军人外，法人基本上皆有可能为“奸”，这令法国战后在民族内部和解上耗费巨大力量。而解放初期，抵抗力量到处搜捕那些为了生计而委身德国人的法国女性，将她们剃成阴阳头游街，则无疑是一个脆弱的民族在寻找一种更脆弱的群体来逃避集体责任和宣泄莫名的自卑和无谓的暴力而已。（Shel JeAnns版权所有）
18、19世纪的欧洲，战乱频仍，你攻我伐，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那时的战争法和国际法体系中，至少在原则上都将战争只当做职业军人们之间的争斗，与平民无关，无论如何“城头变换大王旗”，民众都应当置之度外，只需要向胜利的一方缴纳该缴纳的一切，变化的无非是换了个收租人而已。平民没有保卫国家的义务，服从并协助占领军，也不被看作是卖国行为，“民众根本不需要惧怕敌人的剑”，战争中各方的民众都有服务过占领军的经历，也都有不少被那些占领当局“称颂”的“义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如在18世纪波兰被沙俄征服后，不少波兰贵族很认真地“清除所有关于波兰的记忆，争当一个纯粹的俄国人”。类似这样“去波兰化”的运动，在胜败交错的普法战争中更为频繁地发生在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双方高级军官都留下了不少称赞对方百姓对占领军救死扶伤、箪食壶浆的感人事迹。一位法军高级军官就记载道：一个德国家庭的男主人刚被法军打死，他的妻女却忙于为法军伤员包扎伤口，根本就顾不上男主人还停尸在床，她们解释说：“这是上帝的愿望。”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而在俄法战争中，拿破仑大军在俄国境内催枯拉朽，一方面法军不断地解放俄国的农奴，另一方面俄国的上层和中产阶级，根本就无心反抗法军，在他们看来，国内的下层阶级远比来自外族的入侵要可怕得多，甚至不少俄国富豪还直接雇佣作为敌军的法国人担任保镖护卫。（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类似这些冷酷地撕开了民族主义激情面纱的事例，解读出了战争研究甚至民族研究史上全新的角度。这一新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女学者卡玛纳布丝（Karma Nabulsi）。从1977年开始，她担任巴解组织代表长达13年，先后派驻联合国、贝鲁特和英国，并在1991-1993年参加了华盛顿和谈，此后进入研究领域，在“战争与平民权利”领域建树颇多。1999年她在牛津大学出版《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书，以历史学的方式分析了欧洲战争哲学及其法律层面上的演变。作为出身其间的中东问题专家，她的研究的“资治通鉴”意义自十分明显。而其对于欧洲历史上战时平民的行为（无论顺服还是抵抗）研究，对我们冷静探究所谓的“汉奸”历史，至少可以提供方法论方面的借鉴。遗憾的是，此书在华文世界中几乎无人推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图：卡玛纳布丝和她的《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一书
尽管她在书中大量分析了平民对占领当局的第一要务“顺从”，但她还是认为，这种在欧洲战争史上普遍的顺从，根子里还是出自畏惧，一是对占领者的惧怕，二是对“外战”可能引发本国阶级革命的惧怕。她分析认为，大多数愿意做顺民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对内的惧怕远远大于对外，而他们的自愿合作，也基本被占领当局认为是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不同阶级革命性的分析，无产者在斗争中固然只会失去锁链，至于他们是否能获得整个世界，那要看他们的造化了，而从近百年来的历史经验看未必那么乐观。将卡玛纳布丝的理论运用到中国，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威逼下大半个中国会如此迅速地沦陷，大半的国家军事力量成为伪军：当一个社会的中上层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奉行宁赠友邦（或说宁输敌国）、不予家奴，谁能苛求社会的大多数草根阶级还去为民族国家流血牺牲呢？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私利放弃抵抗，谁能有权利指责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军的刺刀底下做顺民以换取“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草根阶级呢？（满清入关后，这种刺刀下的日子久了，甚至渗进了血液中，成为相当一些人不抗日的理由。）谁又能阻止野心家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拥寇自重、拥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换代之实呢？很多时候，比民族解放更关键的，或者说关系到民族解放的关键问题，是民心的解放，是走出“一人为刚万夫柔”的恶性循环。（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近来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展现出内战内行的本领，这不仅令以色列渔翁得利，更充分证明了，在政治生态没有民主的基础上，抵御外侮往往只能成为有识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价借口而已。巴勒斯坦的悲剧，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重复百多年来、尤其七七事变以来的中国历史而已？（Shel JeAnns版权所有）
(Shel JeAnns @ Jun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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