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冲击大陆，蒋经国２０年前决定转乾坤zt

【历史回顾】

　　　　　　　　　台湾解严冲击大陆，蒋经国２０年前决定转乾坤

　　　　　　　　　　　　　　　　·徐宗懋·

　　二十年前，蒋经国决定解除台湾戒严令，对中国大陆二十年来的发展造成冲击。两岸从内战、冷战到逐渐开放和解，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只像一瞬间，但对老百姓来说，却是一辈子的生死浮沉，包涵死亡、别离、重生等种种苦痛与喜悦。解严以来，台湾人民权利上升，逐渐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言论及组党的自由，这些都不断冲击着中国大陆，启迪了今日中国大陆人民面对党禁报禁的抗争。

　　两岸从对峙到开放走了一段坎坷的路，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这只像是一瞬间，但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却是一辈子的生死浮沉，包含了死亡、别离、重生等种种苦痛与喜悦，伴随这个过程的便是情感与价值的变化。而在两岸关系这段坎坷路途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台湾宣布解除实施了数十年的戒严状态。

　　一九八六年（民国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下午四时十分，蒋经国总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Ｇｒａｈａｍ）访问时，首度提到台湾将解除戒严，这是蒋经国发动十年政改及要解除戒严令石破天惊的一刻。当时坐在中间担任英文传译的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马英九回忆说：“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段话译为英文，当时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过我的身体，我告诉自己，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正在改写历史。”

　　来年七月十五日，台湾政府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令，开放报禁和党禁，从此岛内政治揭开新页，两岸关系也由对峙迅速走向和解，由于经贸和人员往来日益密集，两岸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了解，成为两岸和平坚定的基础。即使过去二十年，台湾海峡出现波折，但两岸合作的大方向却未曾动摇，成为解严最珍贵的资产。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湾省主席陈诚颁布戒严令，限制结社集会自由，此时中共军队已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隔江分治的期望落空，成了流亡状态。五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中国东南沿岸的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以及海南岛等地。尽管年底解放军因轻敌在金门战役中遭挫，但对解放军的整体战力并无影响。一九五零年上半年，解放台湾的工作箭在弦上，中共中央军委在福建集中二野、三野近五十万部队，并且完成民船征集。此外，“二二八”事件的头号通缉犯谢雪红在上海组织“台湾干部训练班”，计有三千名台籍干部，准备随解放军渡海担任民政接管工作。

　　至于岛内情势，由于“二二八”事件，岛内人心转向，中共地下党势力急速扩张，此时已发展到十七个市（区）工委、二百零五个支部、近十个武装基地，以及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三个群众组织，准备配合红色中国的最后一击。从任何角度来看，台湾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必须说明的是，一九四九年中国的红色革命有异于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这个思想源于对工业革命和资本扩张种种弊端的反抗，并计划透过暴力手段创建未来的乌托邦。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同时标举反帝反殖的大旗，立刻赢得受压迫民族的心。二战结束，德意日法西斯帝国败亡，不过传统西方列强却又不愿放弃战前的殖民地，使得共产革命越烧越烈。在解放军准备挥师渡海的同时，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开始攻击法军，北韩金日成正准备挥军南下，日共势力急速膨胀，整个欧洲犹处于柏林危机后的惊恐中。尽管如此，有两件事改变了台海情势，造成两岸分治的长期化。一是韩战爆发，美舰驶进台海，二是土地改革的贯彻。这项政策由美国支持，先后在日本、台湾、南韩、菲律宾等地实施，其成败对于能否阻止共产革命有着关键的影响。

　　两岸分治为中国人实施两种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对照，尤其长时间的制度演化更带来深刻的文化思考；尽管如此，这个分治的起点却是很残酷的。

　　台湾马场町共党冤魂

　　一九五零年，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坏，四百余人被捕，中下层干部多遭枪决，基层党员则处十年以上徒刑。五一年，由陈福星重建的省工委所属悉数瓦解，这一次又有四百余人被捕，马场町又添冤魂。随后十年间，中共不同组织的派遣人员陆续被捕，白色恐的大批枪决正是集中在此一时期。不过，在海峡彼岸，中共的政治清洗同样触目惊心，在“肃反”行动中，上百万原国民党军政干部以及地主仕绅遭到处决，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后代的大陆友人写信告诉我：“新政权成立后的五一年十月，（父亲）被示众枪决，父亲死后母亲即被关押管制，我的二哥、妹妹在贫困中一个病死，一个饿死，大哥一九五八年划为极右派，强制劳动教养修内昆铁路，至今下落不明。我也于一九五八年十三岁时被劳动教养，五九年十四岁被以父亲同样罪名“反革命”判处七年徒刑。一九七七年“抓纲治国”时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后经改判，减刑于八五年释放，在监狱和劳改队前后两次共坐牢十七年……”。

　　事实上，这种残酷的政治清洗在共产和非共产世界都同时发生，不过双方随后走的路却有不同。由于土地合理分配，经济稳定成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红色革命在台湾逐渐失去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宪政民主派的茁壮，无论是大陆来的雷震、傅正、殷海光、或是台湾本地的吴三连、郭国基、郭雨新、黄顺兴、高玉树等人，共同举起了新的民主旗帜；尽管如此，左翼思想仍不断呼唤着青春的热情，直到八十年代初，陈映真的小说仍感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成为台湾文学的时代之声。

　　不过，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大陆，红色激情却已走到了尽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革命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残酷，马克思主义最早是以反抗压迫的自由主义面貌出现，不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暴力实践半世纪后，革命者不但自己被轮番地推上刑场，社会也陷入贫穷、愚昧、专制的深渊中。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总统宣布解除戒严，并非只是因应内部民主化压力，更重要的是，世人对共产党的看法改变了。戒严源于台湾与大陆作战的需要，源于阻挡共产主义的渗透，解严自然意味着与大陆打交道观念有了根本的调整，不再恐惧共产主义了。为何如此？因为世界变了！苏联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产生了激进民主派叶利钦，中国大陆则由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离马列主义越来越远，世人都很清楚红色革命已至梦醒时分，解严正是发生在这一刻，同时出现的自然就是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

　　台慎防大陆人入境

　　尽管如此，两岸初步接触，双方难免因长年隔阂而出现戒心。大陆秉持着民族主义以及政治自信欢迎台湾同胞来访，台湾则小心翼翼地面对大陆人入境台湾的问题。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大陆政局动荡，加上西方势力围堵，大陆政府对台港人士的政治倾向更多关注，不过随后苏联瓦解至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大陆政府虽然遭受强大的心理冲击，但由于整个世界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争论不休的姓社姓资问题，突然之间显得多余，市场经济成了理所当然的发展方向。无需任何宣布，邓小平所创造的经济特区的模式自然而然地扩张到全中国大陆。此时台湾对大陆则已不是“两制”并存的意义，而是大陆未来发展模式的可能参照，这点从大陆媒体对事物的关注程度可以充份反映出来。九十年代，大陆对台湾的报道多集中在流行小说和音乐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则强化对台独的批判。

　　二千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尽管也引起一阵军事与外交紧张，但在国际大环境的约束下，台海很快又恢复平静。此时大陆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对处理台海问题的信心增强，另一方面也体认到，具有大陆经验的老一辈国民党人已不再了，今天台湾主要人口都是没有大陆经验的新世代，必须努力连结大陆与台海的历史关系，拉拢台湾人民的感情，以实现和平统一。这种情况使得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增加的同时，台湾对大陆也同样发挥无形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获得更多的肯定，宋美龄开始以正面形象出现，甚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建设成果也成了研究的课题。除了历史真相逐渐厘清之外，大陆媒体也对台湾的政治与社会发生高度兴趣，包括马英九纪念白色恐怖年代受害者，“二二八”事件的赔偿情况，乃至台湾的选举制度，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这种高度的关注带着社会文化的意涵。无论编辑和读者阅读台湾的报道时都会本能地考虑，如果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简单地说，他们眼睛看的是台湾，脑中想的却是大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经国以解严后的台湾将对大陆发生无形的影响的设想，实际上是实现了，因此台湾民主建设的成败，对未来大陆的发展，无论是进行政治改革的信心，或者处理政治民主化后的转型正义的问题，其借镜力量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　《亚洲周刊》二○○七年第二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