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部《金陵春梦》，算是把蒋介石丑化到了家。纵然是中国大陆二十年反思，已经多少还了蒋公些许清白，至今仍难敌胜利者共产党八十年来对他的万般诬蔑和栽赃。时至《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其尸体终于盖著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并被公布为生前乃是享受中共正厅级待遇的“革命作家”了，我们才知道，原来，那是共产党要他做的“遵命文学”，实则是“造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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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李宗仁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後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
天下第一谤书
－投共的李宗仁回忆录
投共之後的李宗仁与毛泽东
天 下 第 一 谤 书
李 宗 仁 回 忆 录
黎望树
编者按：中国大陆学者黎望树教授刚刚完成的这部著述，是中国大陆学界二十年历史反思的又一个重要硕果。
它对被《李宗仁回忆录》一书所窜改的民国历史、污辱的历史领袖、和刻意要颠倒黑白地予以或贬或褒的政治人物，全部用斑斑驳驳的事实，也就是揭开尘封之後的历史真实，进行了重新的指证；在对“是谁捍卫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谁才是中国艰难共和历程的中流底柱？又是谁才真正地领导了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和谁才是共和的背叛者和国家民族的罪人？”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事实性辨析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该文涉及到大中华民国政界和海外学界的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知名学者专家，所以，本刊一方面全文发表“批判”一文，一方面欢迎“反批判”，只要是有事实有根据的反驳，本刊都会予以刊载，以利于展开对大中华民国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辨识，为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倒历史谎言、推动中国现代历史反思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作出我们平凡但却是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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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李宗仁回忆录》出笼的时代背景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六十万言《李宗仁回忆录》，其最早版本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出的，海外版则是香港南粤出版社——中共官营的三联书店附属机构——推出的。李氏口授本书的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注1)。大陆版印行于一九八○年，正是叶剑英所说的“迫害两亿人，致死两千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就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份子”，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还不包括挨批挨斗者)；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的76%、中央军委主席的86%、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70%、国务院副总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党委书记的75%，都受到残酷迫害。绵延十年的武斗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币(2)(一九四九——七九年全国基建总投资才六千亿元)，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年轻一代的知识份子开始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之类的严肃课题。
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空军最先进的米格十九机长范园焱毅然驾机投奔自由，降落于台南空军基地。而一般民众偷听《美国之音》与《自由中国之声》广播者已逾亿。为了收拾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中共新当权派软硬兼施，意欲抵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亿万同胞的感召力，软的一手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方针，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梦》等诋毁中华民国领袖的谤书，其中《李宗仁回忆录》正是起了一般小说、传记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过气政客的自传，和他在自传中对蒋介石喋喋不休的诬骂，更以一贯的强制性宣传，来强迫大陆读者接受李氏的偏颇和伪善言辞，进而迫使大陆人民放弃对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冀望。
李传的海外版印行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时，大陆民众已经经历了镇压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和“严打”等政治运动，城乡间弥漫著对共产主义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机，各级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人民普遍丧失理想，目光短浅，追求物质享受，崇尚“一切向钱看”，因精神空虚而行为失检，道德水准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军机师接连发生了吴荣根、孙天勤、王学成、萧天润、陈宝忠等驾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轰五机、米格十九等投奔台湾的事件，台湾方面则揭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口号。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传，藉李宗仁这个退职总统之口，渲染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政治腐化”，企图重新鼓吹“祗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二、诋毁中华民国领袖与政府的利器
《李宗仁回忆录》究竟卖了多少本？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恭先生亲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刚在台演讲时，示意引言人说销行一百万本，陈氏认为“无论如何，至少销行了数十万本”(3)。
中国大陆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只剩下八出“革命样板戏”，文学作品只印风派作家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在百花雕零、一潭死水之际，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诨厚书，讲的尽是闻所未闻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时洛阳纸贵；就以大陆两千多个县68.78万家学校来计，售出几十万册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作为一件统战工具，李宗仁是名利双收的。
奇怪的是，在号称“复兴基地”的台湾，由于长期戒严所形成的压抑、逆反情绪作崇，复经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忆录》也创下不俗的销售记录，例如堂堂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的一等秘书、驻荷兰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开宣称“看了(此书)我一直对李宗仁有份好感，这是教科书及社会宣传中诸多的捧蒋介石的文牍所不能比的”，这位简任官未读完全书就断言“写的是真的，读来合情合理，较易取信于人┅┅让人看了爱不释手，看了让人对中国近代史有大致的了解┅┅”(4)一般来说，在台湾，读书甚少、对近代史涉猎不深的人，对此书会顶礼膜拜视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实学、博览群书的历史学家则不约而同认为中共倾销《李传》，只是“为诋毁我领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衬托出李宗仁的偏激与无知”。(5)
陈存恭论文发表于十八年前，当时大陆上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故四万余言的论文偏重于抗战爆发前新桂系崛起的年代，对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针见血的评价，云“李宗仁回忆录每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者蒋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击，谓其用权术、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夸‘忠厚坦诚’，然而从李、黄在广西崛起的过程，即可发现他们多次动用权术。李氏为了整饬军纪，在没有充份证据下处死一名罪不至于死的士兵，只因此士兵是李的同乡，拿来杀鸡儆猴，这是他承认自己用权术的一次。
在政治立场和战略计划方面，他表面上曾服从过粤军陈炯明，嗣即服从再起的陆荣廷，他诱劝陆放过黄绍而北上与沈鸿英争桂林，他欺骗从南宁来访的林俊廷，最後联合不得人望的沈鸿英偷袭南宁，再联合粤军讨沈鸿英，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诈术的运用。至于黄绍部，先接受沈鸿英号令而移军于梧州附近，趁沉军失利而夺取梧州，再以鸿门宴擒杀冯葆初，偷袭同属大本营的陈天太，亦无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诈术的运用。”(6)
在李宗仁纵横捭阖的廿世纪上半叶，割据中国南北的大小军阀何止六、七十人，为何李氏得天独厚要劳动哥伦比亚大学派遣专人耗时七年去制作口述历史？那是因为他在国Nan深重的年代当了四百零一天中华民国代总统(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离职脱离岗位)，然而李传仅以8.9%的篇幅记述这位大总统的“政绩”，即使加上副总统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仅占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嘘自己护国、护法、统一广西、北伐、抗战等等功绩占了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摄总统职之前，国军在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打了几场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万忠勇官兵杀身成仁，但在李宗仁执政一年中，共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江南几无激烈战事。这就是李宗仁讳言那一年经历的根本原因。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
唐德刚说李宗仁是“忠诚厚道的前辈”“温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从李宗仁口授的这部回忆录中可知，李宗仁是一个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诸如，他哓哓不休反复强调“他(蒋介石)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Gong分庭抗礼”“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Gong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在蒋先生幕後控制之下，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夸耀的——“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坐拥半壁河山”——“我当时的心境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9)呢？从四十八年後公开的绝密档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总统府外事局专员)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动作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10)。蒋介石下野後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11)
李宗仁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後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在口授自传稿时，李犹振振有词云：“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按；此处李氏故意不提黄启汉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後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12)。又说“外传黄绍飞汉去港是饺我之命，全非事实”(13)然而黄启汉在回忆录中坦承启身前夕“我到南京见李宗仁，晚上他约我和刘仲华在他房间谈话，他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已经叫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我和刘仲华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有廿六年中共党龄)趁著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这是第一次，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飞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义安排搭乘国军空军最後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
四、李、白与共军相约夹击中央军
“到南京後，我立即去见李宗仁，向他汇报在北平见到叶剑英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随上海和平代表团北上是第二次，那时刘仲华奉令暂留北平，二月十三日专机北上时携去刘仲华的妻子及三个儿女，行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和我在霞飞路黄绍家谈话，要我带给毛泽东一封信，并要口头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李宗仁要我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再三嘱咐务必转达无误。李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我┅┅我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转交到李克农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为我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我来往的电报┅┅代表团南返时，我叫刘仲华向李宗仁谎称我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四月三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报告周恩来的话，他聚精会神地听著，不时流露一丝微笑，认为对八项原则(包括第一条惩办战犯)为谈判基础的问题，完全可以接受。接著，他叫人找秘书黄雪，当面交代起草电稿打给毛泽东，再次表示诚恳求和”。(14)
至于黄绍飞汉去港系饺何人之命，可见于刘仲容的回忆录；“李宗仁一上台就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条为基础进行和谈。为了试探中共对李宗仁态度的反应，李与白分头进行活动。白崇禧一方面派黄绍前往香港，想劝李济深回来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一方面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当局接洽和谈问题┅┅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先去上海找中共地下组织接头，路过南京见了李宗仁，向他说了前往上海的使命。事先他已接到白的电报，李完全同意白的打算。”(15)可见白崇禧派黄绍赴港本是执行李宗仁的指令。
投共之後的李宗仁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会议时未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是迫于全体与会者均不同意。事实上当时南京卫戍部队全系黄埔系军队，桂系全无行动自由。李、白私下与共方密使往来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将曾公开宣称：“如李代总统要举行所谓的和平会议，请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开会！”又说“如李代总统要向共党投降，安全的责任我们是不能负担的”(16)。这些坚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觅不到投共的间隙。
蒋介石是否“自毁长城，开门揖盗”让共军席卷江南呢？请看周宏涛回忆：“阎锡山组阁之前，先到台湾晋见蒋介石。蒋介石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财金分为三区，以重庆接济西南、西北各省；以广州接济华南各省；以台湾接济东南各省。上海、青岛等沿海重要港口，对内外正式宣布为作战地带，陆海空交通实施封锁。政治方面，加重地方政府权责，中央应划区督导与辅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员会方面，东区、西区各设分会，东在台湾，西在重庆。以及肃清政府统治区域内党政军社各部份共匪之第五纵队”，“江静轮驶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及段军长自甬县坐机帆船来见，蒋介石对防务方面指示颇多，以求保住浙东”“(十一月九日)蒋介石决定赶赴重庆，坚守大陆最後一片国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声不断，黄少谷数次请蒋介石离渝，但蒋介石认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坚持要在重庆留到最後一刻┅┅飞机离地的一刻，已可见得有共军持枪向我们射击”“(一九五○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随蒋介石飞往舟山群岛，这趟秘密行程极为危险，有遭中共军机袭击的可能”(17)。周宏涛追随蒋介石左右十五年，历任侍从秘书、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等要职，在中华民国最动荡的时期，他在蒋介石身边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荣耀与苦楚。基于侍从室人员守分守密的纪律约束，他从未论述过中枢机密，直至他临终前几个月，深感应该为历史留下见证，才口述了这部回忆录，其内容主要取材于几十年的日记，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从上述记载可见，在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陆部份江山，并非李宗仁所说他于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弃大陆。此後阎锡山确实遵照指示，全力保卫华南并且下令封锁沦陷区的港口，派空军轰炸各个港口，多艘不顾禁令停靠的外籍轮船因此受损；在外交战线，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苏案，终于获得通过。这一切尽皆彰明昭著记于史册，绝非一部私人口授传记所能抹煞的。
五、利禄熏心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李宗仁口授自传时称：“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又说亥敬电“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埋怨京沪港新闻界“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18)事实上，就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阎锡山赴沪向蒋提出六条方案，作为他离桂飞穗主政的先决条件，其中第六条系“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19)，无异自掴巴掌。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发奎档案微卷中有一份标明“极机密”的文件，系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张发奎飞桂林时与李宗仁、甘介侯、韦永成等会谈两次的记录，最後订定甲乙两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权。前者六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指蒋)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居正、阎锡山等在桂林夜谈的《谈话记录》，不仅要索取全部权力，而且要求蒋介石“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密件油印仅数份，寄交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一份、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两份、派专机送蒋介石一份，可以视为对蒋介石的一纸通牒。(20)对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21)
李宗仁的亲信、国民党中常委程思远则有如下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汉，白崇禧对我说，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逼蒋下台。”(22)
周宏涛回忆说，一九四八年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前，蒋介石原打算提名无党籍的胡适出任总统，但马上遭到白崇禧的压力，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愿担任总统，那就由李宗仁来干好了，蒋介石乃不得已放弃提名胡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八日，阎锡山晋见蒋介石，转告李宗仁主和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意，阎氏转交的写著和谈条款的用纸，是以“副总统用笺”缮写的，这已表明了李宗仁在促使蒋介石下野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日後白崇禧致蒋电有“此项因职主和对于党国所受之精神物质之损失，实非如此轻易可以卸责也”等语(23)，总算是天良发现。
白崇禧（左）和李宗仁
时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陈存恭教授访问时坦言“我认为李代总统指挥不灵，提议总统复职。我再征求李意见，李同意了。我们打电报给总统，派吴忠信专机去见总统，总统答应了，到重庆来了。总统到重庆时，李不同我讲，竟飞昆明去了。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禄熏心，避不见总统。我曾打电报要他回来，他回电说视察未完，不肯到重庆来，此事就搁浅了，而大陆军事逆境，终于无法挽回”(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