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华民国“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
王炳章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可是他弃医从政﹐在海外高举起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旗。
象这样一个人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富贵﹐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前途。他心里装的是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从事中国民主运动20年后﹐被中共从境外绑架﹐应该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损失﹐也是令我们痛心疾首的一件事情。
再有王炳章博士就在他被绑架前夕﹐终于用自己20年的生命追寻到了﹕他要作孙中山先生发动中国革命建立中国共和国家的传人﹐要完成孙中山先生不曾完成的历史任务。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共才对他恨之入骨﹐在中共把其他人一个又一个放出来的时候﹐才会从越南把他绑架回去﹐可想而知他对中共的威力有多大﹐中共对他有多恐惧。
- 王炳章，1948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幼年移居北京，在北京完成小學與中學教育。
- 1965年﹕畢業於北京市第19中學。是年考入北京醫學院（後稱北京醫科大學，現併入北京大學稱北京大學醫學院），就讀醫療系。
- 1971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
- 1971～1976年﹕外科醫生。
- 1977～1979年﹕從事心血管基礎醫學研究。
- 1979年﹕留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 1982年﹕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醫學院醫學哲學博士學位。為中共建國後公費留學生在北美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
2002年六月王炳章在越南边界城市芒街被中共特务强行绑架回国﹐2003年二月﹐王炳章被中共法庭判决无期徒刑﹐现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
王炳章
一、“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掀起了一股“非共”、“复旧”热。列宁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宁、斯大林、高尔基和捷尔任斯基等苏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命，都像彼得格勒一样，纷纷改回原来的名称。那些共产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任人们践踏。
最具“复旧”意义的是，俄罗斯国家的名称和旗帜，恢复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民主政府时期的样式。也就是说，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共产革命，俄国回到了共产革命前的原点。其实，这是正常的，回到原点，就是回到民主政体，名为“复旧”而实为“履新”。因为，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一个新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幸的是，俄国这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很快就被苏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残酷的苏共极权统治。既然本来就是民主共和体制，推翻了共产党统治，回复原有的新俄国就对了：即简单、又明确。
我们中国将来也会有这麽一天：共产党垮台了，“非共”热将把毛泽东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体也将恢复到孙中山创建的新中国──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用这句口号发动了中国的共产革命。但是，共产党人不可能预见到，“俄国的路”，最终是个U子型的路──回到原点的路。现在，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们，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反而可以套用这句话：“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即：推翻中共政权之后，中国应当像俄国一样“复旧──履新”，即：恢复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
谈到“复旧”而实为“履新”，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制定了第一共和国宪法。随后，民主共和与专制复辟进行了八十多年的较量。其间，有拿破仑、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专制复辟，三次复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推翻了最后一个复辟王朝之后，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回到原点──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继承法兰西共和国的大统。从此，法国走上了长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历史表明，很多国家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都经历过专制复辟与民主革命长期而反复的较量。中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随后，历经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直至中共披着“共产革命”的外衣，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然而，我们坚信，民主的潮流终不可挡。中国人民在推翻中共专制之后，孙中山所创造的民主共和体制，一定会得到重建。
二、什么是“重建中华民国”？
什么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来有，后来被破坏了，现在再重新建立起来。重建中华民国的逻辑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原来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和民主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有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在中共叛乱集团的武装割据下，中华民国政府退居台湾，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法统；
第三，近年来，台湾政权逐步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实质，抛弃了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将中华民国“台独化”，一句话，台湾政权在背叛中华民国；
第四，推翻中共，何为取代？重建我们原有的民主政权──中华民国，就是最好的取代。而这个取代的性质，就是以“民主统一中国”。这是既简单、又方便的途径。
三、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提到中华民国，我们中国人应当感到骄傲。因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国父孙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驳了改良派之后，发动了数次起义，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皇权统治的历史。她是亚洲第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一九一二年三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就。这是亚洲第一部民主性质的宪章。应当说，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划时代事件。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民众起义，曾经推翻过数十个专制王朝，但是，建立起来的，仍然是另外一个皇权专制。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皇权专制，使中国步上了共和国的道路。
尽管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坚持的时间不长，但其民选制、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等原则，都标志着它的民主政权的性质，在亚洲开启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华民国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贤，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立即着手落实民主宪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由各省市、各党派参加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由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明文规定“五权分立”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则，被宪法学者公认为是一部民主的宪法。中共人士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等，曾参与该宪法的起草。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倍为推崇的着名学者胡适先生，称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是“比美国宪法还民主的宪法”。然而，中共为了发动内战，不仅抵制这次制宪大会，而且不承认这部民主宪法。
即使在中共破坏宪政、全面发动内战的威胁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举行了《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并举行了自由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虽公开与蒋介石作对，却当选为副总统。中共历来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独裁。请问：在中共的历次大小会议上，有没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国民大会那样的自由选举？
我们应当作出结论：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是民主共和宪法。中共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极权统治，就像苏共推倒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并夺取了政权一样，是一次专制复辟。
四、中华民国在台湾性质的蜕变──大陆民运的见证
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之后，直到蒋经国时代，始终坚持着中华民国的法统。坚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如果在蒋经国先生之后，能真正继承蒋经国的遗志，一直坚持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华民国的宪法，一直以“反共复国”为己任，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开展“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中华民国好好地屹立在那里，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两蒋时代的中华民国，我们中国的问题会容易解决得多，或许，中共专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有着亲身的体会和感受。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力和技术，加上大陆人民反对中共专制的决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专制政权，而且，历史也曾经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不幸的是，蒋经国之后，李登辉执政。中华民国的性质开始被李登辉等台独、独台人士扭曲，直到变质。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海外民运，由于我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至今一直与台湾的朝野、各党派保持着诸多联系。二十年来，我历经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三个时代，亲身体缓笏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蜕变过程。可以说，我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蜕变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而我的见证，又有其独特的角度──因为我能够从中华民国与大陆民运关系的演化，来见证中华民国在台湾性质的蜕变。
其一，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行使历史使命──与大陆民运“一家人”式的配合运作至今，每当我回忆起大陆民运与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合作，回想起蒋经国先生对大陆民运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记者会，宣布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民运，组建大陆民主力量，矢志彻底变革专制制度。一九八三初，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先生就派代表来纽约秘密见我，表示愿意与大陆民运诚心合作，推翻中共专制，民主统一中国。记得蒋经国总统的代表说，合作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绝对的保密。那时，连国府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国府与大陆民运间的合作关系。蒋经国总统直接领导着一个工作组，与我们配合运作。宋楚瑜先生曾经担任过这个工作组的组长，直接向蒋经国总统负责。鉴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我对蒋经国总统和国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诚合作的“四项原则”：（一）独立的原则。《中国之春》、大陆民运在政治上完全独立。（二）平等的原则。大陆民运与国民党和国府之间，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下合作。（三）保密的原则。这点，蒋经国总统的代表已经强调。（四）批评的原则。即：我们对国民党该批评的地方，将照批不误。这些原则，蒋经国先生都答应了。特别是批评国民党一项，蒋经国总统回话说：“国民党是有很多毛病嘛，应当批评。”
蒋经国总统派来的国府代表特别表示：经国总统希望共同努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推翻中共专制，在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完成中国的统一。中国在我们这新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内斗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期间，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关系，真的可用“一家人”来形容。因为，双方本来就是一家人。这种“一家人”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战略与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财力支援”等。例如，国府从大陆内部获得的资料显示，有一名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渗透到了《中国之春》编辑部，他们就立即将此信息通知了我们。《中国之春》编辑部核实后，便策略地采取了相应措施。再如，倘若大陆民运某一个项目需要财力支援，只要打个招呼，没几天，指定帐号上就会收到“华侨人士”从欧洲、东南亚或南美洲汇来的资金。
很多老民运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我主导大陆民运期间，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的时期，是获得大陆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支持面最大的时期。其实，我应当这麽说：在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精诚合作的时期，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的时期。没要蒋经国先生的支持，没要中华民国国府的全面配合，《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不可能有那样的表现，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绩。
国民党、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陆民运是否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没有。《中国之春》、中国民联始终坚持了政治独立的原则。如果大家翻阅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间的《中国之春》杂志，就会发现，那时，我们对国民党某些不当政策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我们大陆民运始终支持台湾民运人士为争取台湾民主所进行的努力。在民进党突破台湾党禁、宣布成立的当天，我们非常振奋，立即举行了会议，决定支持。我们立即给民进党发了贺信。我们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对大陆可起示范作用，有助于大陆的民主化。
尽管大陆民运始终坚持了政治独立的原则，为什么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关系还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蒋经国先生是一个有远见、有容量的政治家。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坚持着国父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为己任，坚持“反共复国”的国策，将大陆人民视为自己的同胞。正因为如此，双方都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大局为重，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国”为目标，求同存异，进行了“一家人”式的合作。
其二，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的台湾化，及其对大陆民运的“情报路线”
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之后，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逐步转向，以趾筢来完全违背了蒋经国先生制订的路线。说白了，李登辉时代的路线是“情报路线”。即：用有限的金钱进行收买，将大陆民运变成“情报收集队”和“情报汇集站”，将大陆民运人士变成“情报分析员”。后来，国府便不再与大陆民运合作，以进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活动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两次访问台湾。访问期间，我向国民党有关当局力陈支持大陆内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陈中国大陆近年来矛盾的激化，指出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劝国府当局继承蒋经国先生的遗志，恢复与大陆民运的真诚合作。我对他们说：台湾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钱买飞机、军舰，不是花大钱做金钱外交，而是争取大陆老百姓的民心，是与大陆民运结合，尽快地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我建议台湾当局，根据目前大陆局势的发展，应当建立与大陆内部民主力量的真诚合作，目标应当非常明确──推翻中共的专政。为此，国府有必要资助一大批大陆内部的职业革命家。台湾朝野的反应，则是用各种借口否决我的建议。而在蒋经国时代，台湾国府曾主动建议资助大陆内部的职业民运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于当时大陆的形势，仅有少数民运人士具有投入“职业民运”的条件。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下岗工人、下岗干部、退伍军人，无业农民和不满的知识分子，到处都是。一九九八年，我秘密迁入大陆，曾走访了城市和农村。我发现，在大陆组建一支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职业革命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我的建议，台湾朝野一片否决之声。最“离谱”的是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用台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援你们推翻‘贵国’政府。”针对这种说词，我严肃而气愤地指出：我们大陆民运向中华民国国府、向台湾朝野寻求的，不是台湾人民的纳税钱，而是本来就属于大陆人民的钱。国府当局撤退到台湾时，带走了几十吨黄金，而这些黄金，很多是国府用金圆券从大陆老百姓那里买来的。这些黄金的利息，就够我们大陆民运推翻中共了。我来台湾要的，是这个钱。因此，我们大陆人民、大陆民运来台湾要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我的这番话，被台湾当局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我们来台湾要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报导什么“王炳章说，台湾的钱，都是大陆人民的”，以引起台湾民众对大陆民运的不满。台湾报纸用大幅版面发起对我的批判。从此，李登辉当局，竟在民主的台湾，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我访问台湾时，关于国府支援大陆民运的经费问题，有一次“认真”的谈话。那是台湾情治机构派来的。那位官员指出：现在，台湾与蒋经国时代不一样了。希望大陆民运能够正视这个现实。台湾国府现在给大陆民运的经费，只能以搞情报的理由来支出，作为一种情报交换。他说：“听说您王博士在大陆有不少关系，您可以动员他们搞中共文件嘛。绝密的价最高，机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级的价钱较高，省市地方的较低。什么文件什么价，我们台湾只能以此来‘帮助’你们大陆民运人士。”听此一言，我气得发抖。我不客气地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和大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特务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我们大陆民运也有专门的人员收集有关信息，用于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参考。如果你们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在台湾当局“情报路线”的金钱利诱下，我不止一次地对台湾有关人员表示：“我们宁可餐风宿露，也不会出卖灵魂。”
为什么在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和政府，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放弃了中华民国“反共复国”、民主统一中国的国策，放弃了中华民国国府对大陆同胞的责任，实行了“独台”政策。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表现。
所谓“两国”，李登辉一派的解释，就是“海峡两岸，一边一国”。李登辉的两国论，使中华民国国府长期固守的“反共复国，反独求统”的国策，转变成了“与共和存、分离求独”的国策。一位大陆人士说：“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企图把中国当成一块大饼，分为两块，由中共吃大块，由台独人士吃小块。”的确，李登辉等人，曾在很多场合表示“希望大陆江江泽民政权稳定”。
正是在整个国策转变的大形势下，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的关系，与蒋经国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李登辉对大陆民运决以“情报路线”而进行利用的政策指导下，在大陆，有因一时认不清李登辉真相而被骗下海，因为台湾收集情报、结果遭遇中共迫害的大陆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报路线”而受到台湾排挤打击的海外民运人士。至于受台湾当局指使和利诱，而在海外民运圈内拉一派、打一派者，于今亦已经为海外有识之士所共知。历史的记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民运因台湾因素的不当介入而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我想，很多人对此都有亲身的体会。历史的纪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人民本有很多严重打击中共政权、直至摧毁中共专制政权的机会，但都在李登辉“希望与中共政权和平相处”的政策下错过了。关于这两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将来，在适当时机，有关人士会予以披露。
其三，陈水扁时代，正在台独化的中华民国对大陆民运推行“收买路线”。
如果说，在李登辉时代，其台独路线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到了陈水扁执政后，其台独路线已经表面化。所以我们说，中华民国在李登辉时代“台湾化”了；在陈水扁时代则“台独化”了。“中华民国”成了台湾地方政权的一个代名词。就像一些台独人士宣称的：台湾没有必要宣布独立，没有必要再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
在李登辉时代，由于国民党内还有相当一批孙文主义的追随者，他们对国民党的蜕变和李登辉的独台路线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平衡下，李登辉时代的国府，还是在纸面上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起码在口头上，还是要追求国家的民主统一的。
如果说，李登辉时代已经将“中华民国台湾化”了的话，陈水扁时代，则完成了“中华民国台独化”。陈水扁将“中华民国”向“台独化”推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陈水扁当局也较李登辉时代走得更远，他试图完全切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血脉。最近，“世界台湾人大会”年会在台湾举行。这次，“世台会”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更改“国名”──将已经空壳化、台湾化的“中华民国”，改称为“台湾共和国”。其实，“世台会”的主张倒是干脆些，倒是有“讲真话”的勇气。陈水扁先生出席“世台会”捧场，说明其内心是认同该会诉求的。
的确，在陈水扁“中华民国台独化”政策的导引下，“中华民国”已经成了变相的“台湾共和国”，只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公开宣布独立、没有公开变更国号罢了。
在陈水扁“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国策下，台湾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收买大陆民运，为其“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国策服务。据我所知，陈水扁执政后，台湾当局曾派员与一些大陆民运人士接触。台湾当局利用某些大陆民运人士谋生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容易钱”的心理，以每月发给生活费为诱饵，让大陆民运人士签下“卖身契”。“卖身契”的实质内容就是同意“台独”。台湾当局试图收买一批披着“大陆民运”外衣的“中华民国台独化”政策的辩护士和推销员。
五、台湾民主化与重建中华民国
我们必须声明，虽然我们不同意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中华民国台独化”，但绝不否定台湾近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民进党内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对台湾反对派人士的奉献精神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问题在于，我们在肯定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如下因素：
（一）台湾民主化的成就，除了台湾反对派人士的努力这一不可否认的因素外，与中华民国的民主法统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联系，甚至可以这麽说，台湾今日的民主化，是中华民国民主法统的继续。这是因为：
没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在台湾”；
没有中华民国无数优秀儿女的牺牲奋斗，就没有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台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获得自由解放的事实；
没有中华民国民主宪法的制定以及在这一宪法下的民主训政，就没有后来的、在中华民国宪法导引下台湾走向完全民主的发展；
没有两蒋总统在台湾坚持“反共复国”的国策和对台湾安全的坚决保卫，台湾可能早就被社会主义台独或中共所窃据。如果是这样，就根本谈不上台湾的建设和民主化发展；没有中国国民党一贯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就没有国民党后来在台湾“政治让权”式的民主改革。我说“政治让权”，指的是，一切的和平民主改革，除了反对派人士的争取之外，掌权者能够“让出政治权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多大陆民运人士的献身精神不可谓不大，但是，由于中共从来就不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由于中共不肯让出任何一点政治权力，所以，大陆至今才看不出以改良方式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
（二）除了民主化之外，甚至台湾今日的经济成就，也与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没有中国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去的大批大陆精英，没有这批精英成功地进行了台湾的土地改革，没有这批精英根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制定的台湾经济发展战略，台湾在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有那么快的经济起飞；
没有中国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去的大量黄金（大陆人民的血汗钱，一说数十吨，一说十几吨）作为稳定台湾金融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金融稳定和迅速的经济发展。
因此，今日中华民国在台湾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民主化成果，实际上应看做是整个中国的财富，是整体中华民族的财富。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台湾本土精英和台湾原住民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我们要提醒注意的是，台湾今日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成就，绝非台独人士的私有资产。尤其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台湾民主化成果，更非单纯来源于台独人士的“打拚”。台湾的民主化成果，只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棵大树发育出来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试验。她的根，在全中国，她的主体，仍在中国大陆。虽然那里至今仍被冻土封盖。但是，我们坚信，一旦解冻，必将成长出民主的苍天大树。倘若今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仍然坚持孙中山的理念，仍然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那么，就理应运用经济成就与民主化的成果这一整体中华民族的财富，采取进取性措施，与中华民国国民的主体力量──大陆人民联合起来，开展新时代的北伐，尽快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实现全中国的民主化。不幸的是，由于独台和台独人士狭隘的民族主义眼界，他们从私利出发，将中华民国台独化了，从而放弃了对大陆──这个中华民国的主体应尽的责任。
谈到责任问题，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人民理应有亏欠之意。历史的教训是，没有中华民国国府早期在大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误，大陆就可能幸免沦陷于共产党之手，大陆人民就可能幸免于遭受共产党的专制蹂躏。即便在中共残酷的统治之下，大陆还是有数不清的有志之士，心向中华民国，心向国民党，“南望王师”，一心把推翻中共的希望寄托在“复兴基地”中华民国身上。为了响应中华民国原来“反攻大陆”的号召，为了保卫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知有多少大陆优秀儿女，在与中共残暴统治的抗争中，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些心向中华民国的大陆人民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今天，中华民国已经台独化了，已经把大陆同胞抛弃了，大陆无数有良知的人士，仍然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保住台湾的民主成果，为了台湾同胞的安全，为了不让中共血洗台湾，而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起而呼吁中共不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我们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府，在道义上，在政治上，理应对中国大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华民国应当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如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这一责任，如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被台独人士窃据了，大陆人民反而有责任与台湾的有识之士一道，将中华民国拿回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使之发扬光大。
还有一个道理，需要使意图将中华民国台独化的人士明白。那就是，一个民主化的台湾，面对中共专制政权，你不摧毁它，它就会吃掉你。你想用承认它、尊重它、甚至献媚它，来换取它对你的承认，是非常天真的，是与虎谋皮。不改变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台湾局部的民主成果，随时都在受到威胁，甚至惨遭毁灭。
六、如何开展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
中华民国在大陆被中共颠覆了，在台湾被台独异化了，因此，我们有责任重建她。如何重建呢？我想，我们应当开展一个运动──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这个运动大致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舆论宣传层面。我们要宣传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共和性质；我们要揭开历史的真相，把中共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把中共对中华民国泼下的污泥浊水洗净──还中华民国本来民主共和之真实而可爱的面貌。同时，我们要宣传、学习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并根据目前现实的国情和国际环境，继承三民主义，发扬三民主义，光大三民主义。舆论宣传的目的，是使大家达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展开行动。
其二，蓝图设计层面。要重建的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进行规划。诚然，几十年前中华民国建国先贤们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建国大纲》以及一系列的法规建制，不但显示了她的民主性质，而且其实质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必须更新，必须现代化，以更加适应目前海峡两岸、香港、澳门以及国际新格局的现状。过去几年，台湾曾进行了几次《中华民国宪法》的修宪活动。我们则应检讨台湾修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陆反对派人士也曾为后共产党政权起草过几部宪法草案，勾画过部分未来新中国的蓝图，也起草过未来新中国的各项政策草案。我们在设计未来新中国的蓝图时，要肯定过去有关人士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我必须强调的是，一个政治运动，如果只知道反对什么，不知道建立什么，是不成熟的。也就是说，只有解决了“拥护什么”的问题，才能对民众形成凝聚力量。当前，大陆民众对中共专制腐败的不满，已经到了极不耐烦的地步。可以说，人民大众在心理上，已经完全做好了“改朝换制”的准备。问题是，中共垮台后，其“替代政权”的模式是什么？“替代政权”的国策是什么？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建立起“替代政权”？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解决民众“拥护什么”的问题──拥护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我认为，这是大陆民主力量需要尽快解决的。
其三，发展组织层面。只能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达成政治目标，这是常识。在舆论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将有共识的精英和群众组织起来，使之凝聚成政治力量，就像当年中华民国的建国先贤们成立同盟会一样。
其四，资金筹措层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应当成立“重建中华民国基金会”或“新中国基金会”一类的筹款机构，为推翻中共、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筹措基金。
其五，行动策划层面。我们要在中国大陆策划一系列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不要再浪费精力，作那些对中共政权没什么实质性打击的事情了。现在要作的，就是实际策划那些可能推翻中共政权的动作。要集中力量，策划出一个、两个、几个大动作，触发中共政权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学运、工（农）运、兵运的模式，最终导致中共的垮台。只有瓦解中共的专制统治，才能重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重建中华民国，使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责任。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一切华人的力量，重新举起孙中山的旗帜，重建曾经属于、未来也必然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中华民国。当然，我们必须最终接受大多数中国民众的选择：在推倒中共政权之后，国号、国旗、宪法这些问题，必须由全中国人民来决定。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简便而具体的方案──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宪法。这一方案是否可行，必须最终由人民作出选择。不过，我们可以断定，不管将来人民选择什么“替代方案”，其精神和原则，都脱不出中华民国及其宪法的民主共和性质。就此意义上讲，研究、继承中华民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我访问台湾时，台湾朝野的独派朋友们竟然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将来你们中国大陆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权，台湾宣布独立，你们会不会像中共一样用武力攻打台湾？我思索了一下说：将来，大陆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见，将实行中华民国宪法，大家在一个宪法下，成了一家人，共同选总统，那里还有什么打不打的问题？一句话，说得独派朋友们哑口无言，只能以掌声回应。当时的一句应景之语，现在想一想，或可能成为未来解决海峡两岸问题的最佳选择。据说，当年毛泽东对抛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号、采用苏联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非常后悔。更名一举，曾给中共政权进入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困扰。说实在的，中共的专制政权也根本不配使用民主“中华民国”的名号。中共的这个“改名错误”，或许给我们这一代中国大陆人留下了一个契机──将“中华民国”重新唤回中国大陆和整个中国。
写于二零零零年三月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