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


 

贺龙  (1896~1969)

     胸懷坦蕩──贺龙


    歷盡艱險,百折不撓﹔血雨腥風,英勇善戰﹔光明磊落,無私無畏﹔豁達大度,胸懷坦蕩。

    賀龍(1896~1969),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軍事家,共和國元帥。1916年起義參加護國戰爭。在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南昌起義總指揮。192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湘鄂邊區根據地的創始人。率部參加了長征。抗戰時期,先后任一二0師師長,晉西北軍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晉綏野戰軍司令,西北軍區司令等職。全國解放后,任西南軍區司令員。指揮部隊解放昌都,促進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 追求正義始終不渝

    賀龍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一個貧窮農民之家。曾祖父考取過武舉,賀家一門世代有習武之風。賀龍從小喜歡練武,還常與村童玩沖殺打仗之類的游戲。有一次村里有個惡霸想試試賀龍的膽量,就乘賀氏父子與他同桌吃飯之機在桌子底下放了一槍。他滿以為這突然的槍響會把賀龍嚇個半死,可是年僅七歲的賀龍處之泰然,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從此,賀龍的豪膽在鄉里出了名。

    因家境貧寒,賀龍只讀了几年書。十四歲那年因不滿惡霸之子的霸道行為,一怒之下揮刀砍傷了他的腳板。之后,賀龍揚長而去,跟隨馬幫,跑四川、入湖北,靠販運鹽、桐油和藥材為生。在世道黑暗,盜匪橫行的年代,吃“趕馬販貨”這碗飯既辛苦又危險,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但賀龍從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他在馬幫中從少年步入青年。在走南闖北中不僅磨練了意志、鍛煉了膽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窮人走到哪里都伴隨著貧窮和受人欺壓。在艱苦的磨煉中,他是非曲直觀念更加明確,追求正義之心更加強烈。他還自發地生長出救國救民的意識。

    辛亥革命的濤聲影響了賀龍,使他產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1914年,他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1916年蔡鍔組織反袁護國軍,聲勢浩大,影響傳遍全國。賀龍接受革命黨的指示,在石門縣等地組織武裝。二十歲的賀龍在家鄉組織了二十多名農民,拉起了隊伍,但手里沒有武器。當他聽說芭茅溪鹽局的稅警剛剛裝備了十多支洋槍時立即高興起來,他在販鹽時深知鹽局剝削坑害百姓,罪大惡極,而稅警更是為虎作倀。他和叔叔向別人借了兩把菜刀帶著組織起來的二十來個農民乘夜色闖入鹽局。賀龍親手砍死稅警隊長,繳獲十五支步槍,二支手槍和九千斤鹽。他下令把鹽統統分給窮人,解放了俘虜。用這十几支槍武裝起他的隊伍。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從此傳揚開來。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為鼓勵起義軍曾舉此例,他說:“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出了一個軍。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已經有了兩個營的兵力,還怕干不起來嗎?”

    賀龍砸了鹽局,奪了槍枝,有了自己的隊伍。他率隊返回桑植縣除掉了橫行鄉里無惡不作的惡霸地主朱海珊。然后走出桑植縣加入了護國軍,被任命為湘西護國軍營長。1918年,賀龍改任湖南靖國軍營長、團長,1922年奉命入川作戰,升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賀龍的國民革命軍雖比舊軍閥進步些,可是本質是仍屬于剝削階級的部隊。但賀龍卻對部下管理甚嚴,絕不准自己的部隊侵擾百姓。

    1926年8月,共產黨派周逸群來到賀龍的部隊,向他宣傳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賀龍以朴素的進步思想為基礎,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他決定讓周逸群辦政治講習所,加強部隊的政治教育,培養合格的干部。不久賀龍通電加入國民革命軍。

    北伐戰爭開始后,賀龍奉命加入北伐軍。先后任第十五師師長和第九軍第一師師長。因作勇敢,屢戰屢勝,賀龍被提拔為第二十軍軍長。此時他已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歡迎共產黨派干部到自己的軍中任職。由于共產黨充作二十軍的骨干,使這支部隊的戰斗力有了明顯的增強,而賀龍在北伐軍的所有國民黨將領中,是最親近共產黨的高級將領。此時他雖然還不是共產黨員,但卻在行動上按共產黨的意見辦事。

    在北伐戰爭中,賀龍率部先后攻克石門、澧州、公安,突破了北洋軍閥的長江防線,攻克重鎮宜昌。奪取武漢之后繼續作戰,攻占敵人重鎮武勝關。在臨潁大敗奉系軍閥,取得了攻占武漢之后的輝煌勝利。

    從兩把菜刀鬧革命,到轟轟烈烈的北伐軍事行動中的軍長,賀龍在思想上完成了從自發地追求正義到接受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轉變。在此基礎上,他已經被共產主義思想深深吸引,并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2. 武裝革命浴血奮戰

    大革命失敗之后,國共兩黨決裂,國民黨掌握了國家政權,而共產黨卻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共產黨決定抓槍杆子搞武裝斗爭。1927年7月,周恩來找到賀龍,向他介紹了蔣介石的反共和國民黨已走向反動的事實。賀龍當即表示,同國民黨決裂,堅決服從共產黨的指揮,搞無產階級革命。之后,他根據共產黨的指示率部從武漢出發,經九江赴南昌。

    共產黨決定組織南昌暴動。1927年7月28日,周恩來再度會見賀龍,此時,還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賀龍向周恩來表示:“共產黨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來向他下達了率領二十軍參加起義的決定,賀龍表示堅決執行命令。賀龍受命擔任起義軍總指揮,與周恩來、朱德、葉挺、劉伯承共同領導起義活動。

    8月1日凌晨,起義槍聲打響,賀龍一馬當先率領自己的部隊攻打朱德培的總指揮部,他站在最前沿指揮戰斗。經過激戰,消滅國民黨南昌守軍,南昌起義勝利。

    起義勝利后,起義軍有計划有組織地撤出南昌,准備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南下途中遭到反動軍隊的圍追堵截。9月初,起義軍到達瑞金,根據賀龍的要求,他在這里經周逸群等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參加了賀龍入黨儀式并講了話。賀龍表示,永遠跟黨走,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生。

    南昌起義的隊伍在攻打潮汕地區時連連授挫,面對強大的反動武裝,起義軍失敗并分散了。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賀龍等繞道香港去上海尋找黨中央。在上海找到黨中央后,賀龍了解到黨中央堅決搞武裝斗爭,走武裝奪取權的道路后,主動要求到湘鄂川黔一帶搞武裝暴動。黨中央同意了賀龍的要求,他立即殺向了血雨腥風的戰場。

    大革命失敗,武裝起義連連受挫,革命斗爭進入低潮,革命高潮時期一度活躍的地區,此時到處洒著烈士的鮮血。在這種情況下搞武裝斗爭談何容易。但賀龍從來不怕艱難曲折,從不懼怕戰爭和死亡。本來黨組織讓他與劉伯承一同去蘇聯學軍事,但他覺得入黨時間短,需要在風雨中鍛煉,自己要求留下來搞武裝斗爭。

    1928年1月賀龍進入洪湖地區組織革命武裝。在一年的時間里經歷了“三起三落”。到洪湖地區很快就組織起數百人的隊伍,打起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搞了“五縣年關暴動”,打擊了反動武裝的氣焰,激發了農民的革命熱情,隊伍很快發展到一千多人。但由于沒有及時抓部隊建設和建立根據地,很快就歸于失敗,斗爭也被迫轉入地下。三月,賀龍回到自己的家鄉拉隊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建立起三千多人的武裝部隊,這支隊伍的成分復雜,有的是親族關系應召而來,有的是賀龍在舊軍隊中的部下。隊伍還未來得及整頓和訓練,就遭到國民黨正規軍隊的進攻。這支松散的隊伍經不住強大敵人的進攻,很快就失敗了,剩下不足一千人。賀龍率領剩下的人退入湘西,經過整頓后繼續堅持武裝斗爭,打土豪,發動群眾,紅軍又有了發展。在小埠頭設伏取得殲敵數百,擊斃敵旅參謀長的勝利。之后,隊伍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賀龍任軍長。但從八月至十月,這支隊伍連遭國民黨正規部隊的襲擊,死傷慘重。戰斗又連連失敗。最終剩下一百多人。

    面對困難和挫折,賀龍革命之心堅定不移。他總結了失敗的教訓。在剩下的人中經過整頓只留下九十一人,成立了黨支部。1929年到來的時候,賀龍率領著這支不足百人的隊伍在鄂西地區連續打了几個勝仗,在鶴峰縣,全殲縣團防大隊,繳獲槍支一百多,并在這里建立起紅色縣政權。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斗爭,賀龍領導的這支隊伍不斷擴大。1930年7月,賀龍率部在公安與紅六軍合并,組成紅二軍團,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湘鄂西革根據地連成一片。后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控制了黨中央并把錯誤路線推行到各根據地。王明的代表進入湘鄂西根據地,他排擠賀龍,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結果葬送了根據地。

    歷經磨難的賀龍,不怕失敗和挫折,他又與關向英一起率紅三軍向西南方向挺進,打了几次勝仗,扭轉了被動局面,建立起湘鄂川黔根據地。1935年11月,賀龍奉命率部長征。1936年7月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在甘孜會議上,他與朱德等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迫使張國秦同意北上。到達陝北后毛澤東對賀龍的革命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贊揚,稱他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

    3.抗擊日寇挺進冀中

    抗日戰爭爆發后,賀龍任八路軍第一二0軍師長。他奉命開赴晉西北抗日最前線。1937年9月10日,賀龍率部參加了(心斤)口戰役。一個星期之后在雁門關設伏,擊毀日軍運輸汽車一百多輛,斃敵五百多人,奪回雁門關。1938年2月,出兵襲擊太原日軍機場,破壞北同浦路,一度使日軍運輸補給線中斷。隨后在晉西北與日軍再戰,殲敵一千五百余人,奪回縣城七座。

    1938年底,賀龍率部挺進冀中。冀中平原是日軍一系列重要據點的心窩。北有北平,東有天津、滄州、德州,西有保定、石家庄,這些城市都是日軍的重要據點。在冀中插入一支部隊,就會使駐周圍各城市的日軍隨時都感到不安。

    賀龍率部于1939年2月進入冀中,不久即迎來了日軍的掃蕩。冀中是一望千里的平原闊野,在春冬季節部隊不容易躲藏,這對打慣了山地游擊的部隊是全新的作戰環境。賀龍針對這一新情況,采取了避敵鋒芒,與敵周旋,先疲后打,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四月下旬,日軍一部進攻河間縣東北部的齊河村。賀龍認為這是一個殲敵的機會。就利用敵人尋我決戰的心理在村中埋伏一營兵力拖住敵人,組織另外几個團迅速圍殲。同時派出部隊阻擊增援之敵。齊村戰斗持續三晝夜,殲滅日軍精銳部隊七百多人,創造了平原地區大規模殲敵的范例。

    1939年夏,冀中平原連降大雨,太行山洪水下瀉,日本侵略者企圖利用大水消滅冀中平原上的我軍,于是就掘開滹沱河、子牙河、瀦瀧河,華北平原一片汪洋。但水鄉出身的賀龍本來就喜歡水,他立即下令開展全軍性的游泳活動,并號召水上練兵。從水鄉帶出來的老紅軍戰士立即成了訓練骨干。在很短時間里,北方干旱地區和山村成長起來的戰士也學會了游泳。在學會游泳之后,又大搞水上練兵,很快形成了水上戰斗力。在群眾的支援下,一二0師建造了許多木船、木筏,展開了水上偵察,水上游擊。利用大水與日寇斗爭。日軍本想利用大水消滅我軍,結果未占到半點便宜。

    1939年9月下旬,賀龍率部在行唐以西的陳庄包圍了日寇第八混成旅,經數日激戰,殲滅日寇一千四百多人。十一月,配合聶榮臻部在黃土領殲一千五百多人,擊斃日軍中將旅團長阿部規秀。賀龍在晉冀抗日最前線與日軍激戰兩年多,大小戰斗數百次,斃傷日偽軍兩萬多人,擴大并鞏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

    1942年6月賀龍調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當時正值敵人對我根據地實施經濟封鎖的時期,經濟困難非常突出。賀龍領導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把部隊打仗的熱情全部用于勞動生產上,貫徹了毛澤東的“自己動手,丰衣足食”的方針。打破了經濟封鎖,渡過了經濟難關,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4.解放戰爭馳騁西北

    抗日戰爭勝利后,賀龍率領晉綏野戰軍協同晉察冀野戰軍取得了綏遠戰役的勝利,殲敵一萬二千人,解放了緩東等地。內戰爆發后,賀龍先生擔任晉綏軍區司令員、晉緩野戰軍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西北軍區司令員等職,率部轉戰于西北戰場。他配合彭德懷,頂住了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壓力,粉粹了國民黨軍隊對晉綏解放區的多次進攻,使晉綏、晉察冀和熱河解放區連成一片。

    1946年7月,賀龍率領晉綏野戰軍打了晉西北戰役,一舉攻克朔縣、寧武、繁峙等八座縣城,極大地震動了山西軍閥閻錫山。1947年3月國民黨集結重兵進攻陝甘寧邊區,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與敵堅戰,賀龍緊密配合組織保障,全力以赴地集中人財物力給予支援,有力地支持了西北戰場我軍的作戰。在組織后勤支援的同時,賀龍還組織部隊參戰。

    1949年底,賀龍率十八兵團和第七軍配合第二野戰軍進入巴蜀作戰。乘敵人驚慌逃向成都方向時,抓住戰機一舉殲敵八萬余。不久,率部配合第二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解放成都,消滅了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集團,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建國初期,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領導并完成了對國民黨九十萬起義、投誠部隊的改造。還與劉伯承、鄧小平共同領導了西南地區的剿匪任務。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消滅土匪八十五萬人,穩定了西南地區的局面。

    1950年10月,賀龍率兵進入西藏,武力解放了昌都,殲滅反動的藏軍主力。然后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傳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在政策的感召下,西藏地方當局派出代表赴京簽署了“十七條協議”。西藏得以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拉薩。

    在國家的和平建設時期,賀龍除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體委主任外,在軍內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等職。特別是在1964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重視戰備訓練,強調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為我軍的建設積極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賀龍遭到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迫害,面對殘酷的打擊,賀龍剛直不阿、嫉惡如仇,最終于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臨終前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已進入時斷時續的昏迷中。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堅信真理、正義必勝,人民是最公正的。他說:“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誰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不會忘記﹔誰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絕不會饒恕”。

    賀龍含冤而死后,毛澤東曾說過:“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曾多次指示為賀龍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了《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決定中充分肯定了賀龍為中國革命作出的不朽貢獻。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賀龍軍事文選》。 

    賀龍年表

    賀龍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 3月22日生于湖南桑植洪家關一戶貧苦農民家庭。

    1914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

    1916年率弟兄,劈了桑植縣芭茅溪鹽稅局,奪得十几支步槍,組織農民武裝,打出桑植縣討袁(世凱)護國民軍旗號,任總指揮。不久編入湖南護國軍,任營長。

    1917年,在長沙奉中華革命黨之命, 參加刺殺湖南督軍潭延閻的活動,失敗被捕。

    釋放后又去刺殺新任督軍傅良佐,又遭失敗,乃返回湘西,拉起隊伍,打起湘西援鄂軍第一路游擊支隊的旗號。

    1918年春,在石門縣被編入湘西護法靖國軍,任營長、團長。

    1922年率部入川,駐涪陵,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四川“討賊軍”混成旅旅長,同依附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楊森、劉湘部隊作戰。 

    1923年9月,取得反攻重慶的勝利。

    1924年他率部返湘,先后任澧州、湘西鎮守使。

    1926年起,任國民革命軍師長,率部參加北伐戰爭,在湖北、河南屢打勝仗,升第二十軍軍長。 

    1927年8月1日,與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任總指揮。

    1927年9月,加人中國共產黨。起義失敗后,與周逸群等經上海、武漢返回湘鄂西發動和領導武裝斗爭。

    1928年 4月,賀龍到慈利和湖北鶴峰重新組織武裝。

    1928年8月,任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中共湘西前委書記。

    1928年9月奉湖南省委之命進攻常德,在仙陽遭國民黨軍兩次襲擊,遭受第二次挫折。賀龍一不灰心,二不氣餒,將隊伍轉移至鶴峰走馬坪進行休整。

    1929年 1月攻占鶴蜂,5月進軍桑植,打破敵人數次進剿,隊伍得到發展,初步形成以鶴峰、桑植為中心的湘鄂邊根據地。 

    1930年 7月率部至洪湖,與周逸群等領導的第六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任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 

    1931年 6月率紅三軍(由二 軍團改編)至湖北房縣,開辟鄂西北革命根據地。

    1931年9月重返洪湖。

    1932 年秋,洪湖根據地被國民黨軍占領,他率部經豫西南、陝南、川鄂邊到湘鄂西開展游擊戰。

    1933年12 月,政客熊貢卿奉蔣介石之命前來誘降。賀龍向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后,將熊公開處決。

    1934年5月,率部進入四川、貴州邊界創建黔東革命根據地。 

    1934年 10月,第三軍和由湘贛邊界轉移的第六軍團在川黔邊的木黃、南腰界等地會師,第三軍恢復第二軍團的番號。賀龍和任弼時統一指揮二、六軍團。為策應第一方面軍長征,率部開展湘西攻勢, 殲滅和牽制大量敵軍,同時創建湘鄂川黔蘇區,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湘鄂川黔分會主席和軍區司令員。

    1935年根據遵義會議精神,指揮所部進行反“圍剿”作戰,先在桑植、永順等地三天打了兩個勝仗,隨后在湖北宣恩、忠堡、板栗園等地擊破國民黨軍11萬人的“圍剿”,并 乘勝占領石門、津市、澧州、臨澧等地。

    1935年9月,蔣介石調集130個團的兵力“圍剿”二、六軍團。他和任弼時于11月率部從桑植出發,轉移到外線,開始長征。

    1936年 4月北渡金沙江,至 7月,在四川甘孜與第四方面軍會師。

    此時,奉中共中央電令,將二、六軍團和第三十二軍合編為第二方面軍,任總指揮。這一期間,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活動進行了斗爭。隨后,率部與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

    1936年10月,在寧夏南部的將台堡同第一方面軍會師。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一二○師師長,與政委關向應等率部開赴晉西北抗日前線,在雁門關等地區主動出擊,切斷日軍交通線,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軍的(心斤)口作戰。

    1938年 3月,指揮部隊擊退日偽軍萬余人對晉西北的進犯,收復寧武、神池、五寨、岢嵐等七個縣, 擴大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1938年12月,奉命率一二○師主力東進冀中, 兼任冀中軍政委員會書記,統一指揮一二○師和冀中三縱隊,在日軍施放毒氣的情況下,指揮齊會戰斗。

    1939年 8月,奉毛澤東電令,與關向應率部回師晉察冀,在陳庄戰斗中誘敵深入,予以夾擊,殲日軍一千四百余人。 

    1939年底,奉命返回晉西北。

    1940年11月,任晉西北軍區(后改為 晉綏軍區)司令員,領導軍民挫敗日偽軍多次“掃蕩”和“蠶食”以及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摩擦,鞏固和擴大了晉綏根據地。

    1942年 6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 司令員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統一領導陝甘寧和晉綏兩地區的軍事工作,并領導軍民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渡過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階段。

    1945年 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5年 8月,率晉綏野戰軍對日偽軍反攻。

    1945年10月率部北上,協同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綏遠戰役,解放綏東、綏南廣大地區。

    1946年 7月,指揮晉北戰役,解放九座縣城。

    1947年 3月,當國民黨軍向陝北發動重點進攻時,他指揮聯防軍地方兵團積極配合西北野戰軍作戰,同時, 領導發展后備兵團,鞏固后方,集中人力物力支援解放西北。

    1949年 底,率第十八兵團等部入四川,協同第二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解放大西南。

    1950年,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領導對國民黨軍起義、投誠部隊的整編及改造,指揮部隊肅清國民黨殘余和土匪,穩定了西南地區的局勢。

    1950年10月,指揮進藏部隊解放昌都,促進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1956年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960年 任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

    1964年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參與領導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1952年起兼任國家體育委員會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堅貞不屈。

    1969年 6月 9日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徹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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