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电视台作过一个丢钱包的试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故意把一个钱包丢在地上，然后躲在一旁看结果。挪威的回缴率是最高的，99%，剩下的1% 是一个老头捡了钱包带回家，第二天送到了警察局。
然而，我家住在这片净地上却丢过两次钱。
第一次发生在儿子六岁刚上小学时，他们班跟四年级的一个班搞一帮一一对红，认识了一个叫托马斯的男孩。托马斯是个不太爱说话的挪威孩子，家就住在我们附近的另一个小区里。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们在厨房里吃饭时，他来找儿子，儿子很高兴有大哥哥来跟他玩，就邀请他上了三楼自己的屋里玩玩具。那会儿我们还住在来挪威后买的第一个房子，约90多平米的三层小楼房，一楼是两间卧室和厕所，二楼是客厅厨房，三楼原是两间阁楼，女儿出生后我们把其中一间改成了儿子的卧室。玩了不一会儿，托马斯独自跑下一楼上厕所，没多久，在楼道口冲着楼上的儿子说他有事要回家了，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晚饭后我们要出门，穿外套时发现我和老公的钱包都不见了。我们想了又想，最后的疑点落在了托马斯身上，因为外套就在厕所对面的墙上挂着，钱包放在外套口袋里，而两个钱包同时都丢在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夜难眠，第二天熬到中午十二点，我犹豫再三还是拿起了电话，托马斯的妈妈接电话说他还在睡觉，问我有什么事，我小心翼翼地讲述昨天的事，一再声明我并不肯定是他干的，只是想听他证实一下。托马斯的妈妈笑了，说自己的儿子不会干这种事，不过还是许诺等儿子睡醒了一定查问。放下电话，我觉得托马斯的妈妈听上去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后悔自己的冒失。我和老公决定放弃，反正损失不大，钱包里现金不多，只是各种银行卡尤其是驾照重办起来很麻烦。
约两个小时后，门铃响了，我开了门，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领着托马斯和另一个男孩站在门外，我想这一定是托马斯的妈妈来当面问罪了，就心虚地笑着请他们进屋。托马斯的妈妈说，不用了，是他干的。我愣住了。她看我的样子就指着托马斯又重复了一遍，是他干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我醒过劲来，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小孩子犯错没关系的。她用手揩去泪水，说，对不起，是我没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我的错。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旁边的托马斯低着头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看着这对母子，我的眼睛也湿了。
旁边的另一个男孩是托马斯的哥哥，他解释说，托马斯偷了钱包后跑出去碰上他，小哥俩躲到对面停车场，把钱包里的卡都扔进马路边的树丛里，只留下现金带回家了。然后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还回来的钱。
现在托马斯一定是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吧。不知他是否再让母亲伤心流泪过。
第二次丢钱发生在五年后，我们搬了新家，儿子换了新学校，积极寻找新朋友。欧洲的中小学都上半天课，中午一两点钟孩子就回家了。父母是双职工的孩子，四年级以下可以交钱去学后班，而大点儿的孩子只好自己呆在家。儿子当时正好上五年级。有一天下班回家，儿子很紧张地说，他好不容易存的五百克朗丢了。原来他这天放学后又带个来自科索沃的同学回来在他屋里玩，同学说口渴，他就去楼下厨房取水。水端上来，同学喝都没喝，就慌忙走了。他觉得奇怪，在屋子里查看一圈，很容易就发现放在书架上的钱没了。儿子打电话去问，那孩子不承认。我们担心两个男孩见面会大打出手，不许他去同学家。儿子难过到了极点，躺在床上大叫，Jeg hater verden!（我恨这个世界!）
第二天儿子去学校按我们的建议请老师出面调查，老师很重视，先问男孩再问家长都无结果，但男孩的科索沃朋友揭发他曾得意忘形吹牛时漏过嘴。老师没办法了，问我们要不要两家见面对质，还说儿子要报警但他不推荐，为了男孩的名声和前途。我和老公也觉得证据不足，劝儿子不要轻举妄动，不如息事宁人，还答应补给他五百克朗。
那个星期六一大早，男孩和父亲按响了我家的门铃。老公开了门，那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克朗要交给老公，用夹生的挪威语说着什么。老公听不太懂，说我不能拿这钱，除非他承认是自己干的。男孩父亲用母语问儿子，男孩低着头摇了摇。老公坚决地说，既然如此，请把钱拿回去，我们不能收。男孩父亲不再坚持，收回钱带着儿子走了。我望着那父亲微驼的背影和低垂的头，不禁想起了那位哭泣的母亲。养儿不易啊。
这次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至今我也不能肯定我们处理得对不对。但儿子受的打击强烈，产生了巨大的信任危机。他不再轻易交友，即使是他的童年好友叶诗博专门来访，他也寸步不离，步步紧跟。有一天叶诗博忍无可忍，冲他大叫，Det er MEG! （这是我!）两个好友差点儿就此反目。后来在我的劝说下，儿子打电话道歉，两个人才和好如初。
事后不久，我们去逛号称是挪威最大的商城，老公指着走廊另一头说，看，那是不是那个男孩的爸爸? 我顺着他的手一看，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微驼着背手持拖把在来来往往的人流空间拖着地。我和老公说，五百克朗有可能是他一两天的工钱，幸亏你没要。
挪威的报纸电视上人们也在嚷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高，毒品猖獗。如何教育好孩子是每个家长心头上的大事。但是没有人天生就是父母，即使教育学家对自己的孩子也常常束手无策。面对步入青春期的儿子，我常常觉得仅有母爱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