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我在日本企业就职
1990年春天我结束了博士课程，来到了总部在东京的一家私人企业—関口工业株式会社-工作。
関口工业的老社长関口太郎的儿子関口俊夫在美国留学后，回到日本，接老子的班。俊夫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一些美国的学者和商人人，因受美式教育的影响，办社也大胆、开化。在我毕业的那年，大量招收国外的留学生，美其名曰是给国外留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其实也是想利用廉价劳动力，也给公司带来些新鲜血液和空气。関口俊夫还利用NHK，来宣传自己公司的招人方针。后来我在関口工业就职后，NHK也来人对我进行Interview，调查、摄影过呢。--这是话外了。
在当时招工的公司中，我看上的有三家，一家是関口工业，一家是在广岛市附近的リョ-ビ，再就是在广岛的马自达汽车的研究所。
関口工业是一家主要生产环保、绿化机械的厂家，当时他们生产的水井用过滤网 Supper Screen，在全日本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享有盛誉。日本政府的一些援助非洲的项目，也都给関口工业去做。所以関口工业是不愁没“饭”吃的。
リョ-ビ是个很大的综合性的公司，来招人的是公司的主要部门印刷机部门。
马自达汽车的研究所就不用多说了。
估计是関口俊夫将我的几篇论文拿给他的美国大学同学看过了，他和他公司的人事部长亲自到我大学来面试我，并想说服我，要我去他的公司。我便答应去参加他公司的就职说明会，我毕竟也要看看着公司是个什么样子的才能决定。
関口俊夫的美国大学同学，在MIT研究出了热分析的计算机软件。関口工业招工，主要是因为在関口工业内部要建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另开一项业务：为美国人做计算机软件销售业务。
我发表的论文中，有一篇是用有限元素、边界有限元的方法来计算齿轮的轮齿齿根应力变化趋势的。详细的计算程序当然不会列在论文上，但读过我论文的人就能知道我是能运用有限元素、边界有限元法来进行计算的。就这一点让関口俊夫的美国同学Dr. Philip看上了。 估计那届的毕业生中，能运用有限元素、边界有限元的方法来计算的并不多。
我抽了几天时间，去了东京，到関口工业参加了関口工业的职说明会，还参观了関口工业株式会社。
通过会社访问，我了解到了関口工业的大概情况，总部虽不是在新宿区的那种高楼大厦的地域，但在品川区里还算是热闹的地段，那总部大楼看上去也还可以的。据说总部的房产就能值好十几千万。况且总部是销售人员的聚集地。而在郊外琦玉县久喜市的工厂和技术部才是我上班的地点。在这两点之间的川口市，公司有社宅，可提供员工住用。公司的福利也还可以，每年有一次社员旅行，而且每隔一年，这社员旅行就是海外旅行。
リョ-ビ的社员福利也不错，工厂在岗山，社宅很漂亮，但与将要成为我的顶头上司交谈后， 我感到那儿的业务与我的专业出入较大，就没再考虑。
马自达汽车的研究所那儿，在大学就有联系，所以很熟，也很明白那儿我所能搞的课题几乎都做到了头，尽管他们也很希望我去，起码可以解决生产上的一些问题，我还是选择了东京的関口工业—因为我当时对计算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入社后的第一周，在总部接受“入社教育”，男女新入社员分开教育。我不知道男新入社员都是些什么教育，对女新入社员，连见什么样的人要鞠多少度的躬，都有规定。还有接电话时要先说“関口工业の XX です。”让电话铃响两次后再接，但不许电话铃响超过五次；要等对方放下 电话后自己才能挂电话；早上一上班，女社员要轮流给全部的同事做咖啡、茶等饮料。给客人端咖啡、茶等饮料等时，茶具要摆放得体；给客人在公司里引路时，要走在客人的什么地方等等、等等，详细至甚。
第一次上班，第一次穿上公司的制服，多少还是有点儿激动的。
虽然公司给支付了搬家费用，但我那辆车检已经到期的三菱小车还是没带来，一来没有住车场，二来为那辆老掉牙的车再去做车检也划不来了。
我住进了在川口市的社宅。由于没有车，买了通勤的月票，---公司给报销。
社宅是两栋四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造物，每栋有三个门、每个门有6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可供夫妇一家人带一个孩子住的，有一间六叠和四叠半的，厨房较大，厕所和浴室是分开的。我和一个叫石川薰(いしかわかおる)的女孩共住一套。薰(かおる)比我早一年就在这公司工作，她就用了那间大的。大房间向阳，还带晾台，晾台一直通到厨房。但那晾台上是不能晾什么东西的，因为紧挨着这住宅楼就是一家作坊的翻砂车间，凉台上堆积的灰尘都是黑的。我住进了四叠半的小间。
当然除了四叠半的的榻榻米之外，房间的整个一面墙都是押入れ，还有个朝北的窗子。我没有多少东西：一张床，一个こたつ，一台电视机，几个座垫儿，还有一个一千日元买来的三格小柜。这四叠半的小间就被摆得满满的了。
算机软件销售是新的业务，与我一起被招来作此业务的还有一位叫石川敬之的男孩。虽然是新的业务，就该有个新的部门，但公司不可能让一个新入社员当新部门的部长，就暂时把我们分配到技术部里，归技术部部长中村管辖。
石川敬之君是刚刚留美回来的，英语说的很顺溜，对计算机也很熟悉，但对计算理论、计算机软件程序用的语言没有很深的研究。我和他搭档，可以说是最好的配合了-各自均可以发挥自己的 长处。
当时技术部里的业务主要是打水井，还有许多是援助非洲的项目：到非洲去帮助那里的人们打井，当然是用我们公司自己制作的过滤网 Supper Screen了。所以部里的技术人员分成了 两类：一类是经常出差的打井队；另一类是坐在家里负责设计生产过滤网 Supper Screen 的设计生产队。
打井队的队长是崎山，人们老爱叫颠倒，把他的名字叫成山崎。崎山是个火爆性子的人，身材魁梧，嗓门儿大，长方形的脸庞，老是红扑扑的，不时，还能说出个笑话来逗逗大家。他在办公室里打起电话来，别人就说不成话了，我的办公桌离他的起码有十米远，还拐了一个弯儿，他打电话时我都能清楚地听到其内容。最常听到的是他纠正别人对他的称呼：我是崎山(saki yama)，不是山崎，先是山崎的崎，然后才是大山的山。幸亏他常常是外出作业，他不在时，办公室里才能安静。但崎山也是粗中有细的：除了每次外出打井回来都给大家带来お土産之外，还能注意到部里人员的心态、动静，带来些很别致的小お土産来给部里增添欢乐的气氛。
记得有一次他从北海道回来，给我带来一小钵花草，让我带回宿舍。经我每天浇水，一周后竟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当我告诉他那钵草开了花儿后，他说，看到自己每天浇水、精心护理得到了成果，的确让人格外高兴。
不过，据说就是因为他性格火爆，跟妻子没能相处好，他们离了婚，他至今还是独身一人。
崎山手下有好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圆脸的土屋君，敦实，健壮，总是一幅大大咧咧的架势，干活儿从不挑肥拣瘦；长脸的伊藤君，精瘦却干练有力，主意多，方法也多，吃苦耐劳，干活儿扎实，让人放心；方脸的小野田君，闷声不响，但很有心劲儿，交给他的事情，他都能做的很好；还有那个六面玲珑的田端君，不光油头滑脑的，还油嘴滑舌，重活累活他总是躲着；。。。石川薰就在崎山的手下做杂务。除了崎山和田端外，其余的人全是住社宅。我入社不久，田端君买了辆新车，每天开车上下班，挺神气的。有时候我们加班晚了，晚上的电车车次少了，他倒是也肯让我们坐他的车回宿舍，尤其是薰也在一起时，田端就更是义不容辞似的，即使是他自己的工作已经完事儿了，也能有耐心等我们。
技术部的部长中村先生，其年龄在老社长和新社长之间。他不仅在年龄上“承前启后”，在办事和处理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公司发展问题上，老社长愿意守着老生意，即做生产过滤网和打井的生意，而新社长则主张开发新的业务项目，中村就两条腿走路，老的不丢，新的也上，双管齐下，他管辖下的技术部生意火旺着呢，不仅让老社长心欢，也让新社长满意。
技术部的办公室里有一位叫工藤的老先生。据说那 Supper Screen （超级过滤网）的专利 就是他的。可在技术部里，我几乎看不到他干什么活儿，他只是翻翻技术文件，查查资料，有时也去车间转转，看看生产情况，工作上没有专门的，或是特殊的任务和压力，每天都是悠闲自得地。我看他是在吃老本儿呢。我跟他也聊过几次天儿，的确感到他知识丰富，学问不浅，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套，在实际生产中他也有丰富的经验。这 Supper Screen 算是很成熟的 技术了，要想再改进，估计也只是在生产工艺上，和 Screen 本身的材质上打主意了。这些 与我的业务可以说是没什么关联的，我也只是好奇，打听了一番，没做深究。
我们要为美国人做计算机软件销售业务的软件名字叫NEKTON，主要是用来计算热或是流体中的异物传递、扩散的。选用的媒介物质可以是空气，也可以是溶液、液体，反正是流体就行。这牵涉到流体物性、流体力学等的一系列的理论。我在研究齿轮传动中，在研究轮齿表面的油膜厚度与齿轮寿命、传动功率、噪音等的相互关系时也啃了几本关于流体物性、流体力学的书籍，虽然有了些基础知识，但所研究的方向大不一样，深深感到“隔行如隔山”啊。
为了加快加大 NEKTON 在日本的知名度，即市场，在我们这技术部人力缺乏的情况下，新社长 就常常请他在MIT的同学飞利浦博士到日本来搞 seminar --讲座，趁这机会，我也向飞利浦 请教了一系列的问题。
通过与飞利浦的交流，发现他很能干，不仅这些流体力学的模型是他自己定论的，其解析程序也是他自己编写的，他除了解答了我的理论上的问题外，还教了我几手编程序时的窍门儿。他的那些程序还都是用的较原始的FOTRAN语言和C语言编写的，这两种语言我都用过，并不生疏。他也告诉了我们他的这程序中的弱点，尤其是遇到了特殊用户，他们定义的流体介质参数超出了常规值的话，他这程序就有可能进入“无限循环”中去，即总也算不出结果来。
那时的计算机还远远没有今天的计算机的速度，要计算在一间房子中放上一个热源/异物后，其热/物传递、扩散的过程，需要用一整天的时间。那时技术部里只配置了一台名为 SUN 的 workstation-工作平台，这已经是让公司下了不少本钱了。这台 workstation，不光是为了 这个软件，技术部的CAD也在这台计算机上，部里那位小野田君后来成了 CAD专员了—这是后话了。
要销售软件，这软件只在一种计算机上运行还远远不够。不过要在当时流行的所有计算机种上做Porting的话，工作量太不说，也没有必要，我们就选了当时畅销的几种机种去做Porting。算机的生产厂家当然是很欢迎的，在他们的计算机上多一种软件运行，他们的计算机就多一点销售的潜力和价值。计算机厂家的办事处大都集中在东京的新宿一带，我和石川就需往城里跑了，这下子可尝到了挤高峰车的滋味了。
通勤的路上，我遇到过几次“痴汉”，但都想办法躲过了，最后一次竟遇到黑人“痴汉”，下了车还跟找我不放，吓得我不敢回宿舍，在超市、百货商店里转悠到了很晚还是没甩掉，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黑人，全是身材高大魁梧的那种，我哪里敢惹。最后被他们在川口市车站门口围住，其中的一个跟别的黑人说，嘿！这是我的girl，你们别打岔！但其他黑人还是想跟我动手动脚的，他就拉着我往地下通道走，我跟他跑了一段路后，到了车站的另一面，那些黑人没能追上来，这个黑人就跟我说，让我上他的住处去，我当然是死活不去的，并对他说如果他再纠缠的话我就去警察所。他这才作罢，却又说要送我回家，我说不用了，他说那就送到车站吧。去车站的路上，他告诉我说他们是从非洲哪个国家来日本参加什么球（我没记住）的比赛的，（怪不得都是身材高大的），离比赛还有几天，这几天还在训练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多少都能说点儿日语，如果只是参加比赛，用不着学日语的。我只是心里这么想着，嘴上什么都没说，直到到了车站，还上了去城里的（与我住处相反方向的）电车—心有余悸呀。
公司的社宅在川口市的上青木西，从社宅到新宿的走法有好几种，但几乎都要换两次或更多次车。为了避免高峰、避免与“痴汉”的遭遇，我总是提早从社宅出来，很早就到了新宿，在新宿高楼之间的绿地公园里，边散步，边听着NHK的语言（外语—德语和英语）讲座，有时候 也找个没人的地方做做早操什么的。
石川敬之君也住在川口的社宅里，但他毕竟年轻，总是要睡睡懒觉的，起不了那么早，所以我俩上班时间总是碰不到一起，不过他也能很准时地赶到我们要去Porting的计算机公司、或是用户那里。下班时，很多时候是我们一起回宿舍，起码是个伴儿。不过敬之（たけし）君跟我在一起时，他总显得有些拘束，还老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我会呲嘚他似的；他跟中村在一起时，就很随便，甚至还常常根中村开开玩笑什么的。不过他到底是留美的，西方的“绅士”作风他也学到了一些，比如上车后总是会为我找个座位，或是好站的地方；进出门时，抢先一步为我开门；但是当我进到室内脱下外衣时，他并没有接过来帮我挂上的动作—看来还是差一点儿。 不过后来他跟我解释说他手上患有一种皮肤病，手皮一层一层地脱落，还伸出手来让我看，我看了看，果然他那双手是像得了脚气病似的，以后连跟他握手都有些发憷了。
一般来说一个机种，有一、两个星期我们就能搞定了。若是当时有用户询价这个机种，我们就做得很仔细了。甚至会与计算机厂家商量，把用户的问题直接输入到我们已经 Porting 好的计算机上，让连续它运行，直到得出结果来，这样也减轻了我们公司自己计算机上的负担。当然我们要事先跟计算机公司说明，让他们别切断电源，我们的程序正在试运转。
对于我们出售了的软件，我负责按合同签订的范围给用户安装软件，还要注意我们所安装的软件不会被用户复制到其他计算机上去，而且合同到期时还得让软件不能继续运行。所以我要在软件程序中很多重要的地方都设置上“读计算机生产编号，并将其与合同签订的计算机生产编号对比，如果不一样，就中断计算”以及“读日期，并将其与合同签订的有效日期对比，如果超过了，就中断计算”的程序语句，这些语句当然都要用“black box”的语言编写。这是 一件需要技巧和细心的工作，稍不注意，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
有的用户是让我们给他们推荐计算机，他们买来我们给装上程序，有的干脆就让我们一起将计算机为他们买来装好程序给他们交货即可，有的则是自己已经有了计算机，只是买我们程序。前者，我们多半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好软件程序后给用户送去；而后者，我们就得去用户那里给他们装程序。这样也就有机会见识了别的一些公司的内部表面的情况，不过表面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或是我的好奇心还不够强。
新社长请飞利浦博士来日，定期搞seminar，每期的收效都不错。当然找会场、请用户等工作，我们的中村部长也亲自帮忙招呼，每次seminar之后我们就有一大批“作业”：主要是解答用户的问题，我们也免不了要忙上一阵子。对有些我们解决不了的、在电话上（那时还没有Email）也说不清楚地问题，中村部长就带着石川去了几次美国，主动登门找飞利浦博士解决问题—我因为当时持中国护照，去美国手续繁琐，况且在日本公司里也需要有一个人时常来接待用户的，所以他们去美国时，我就义不容辞地留在日本了，这样也锻炼了我独立工作，独当一面的能力。
1991年的春季，我进公司一年时，公司又招进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小李。小李是学流体力学解析的博士毕业生，专业很对口。在飞利浦博士定期来日的seminar上小李就大显身手了，只是小李的英语还不怎么好，不过有石川敬之的帮助，他与飞利浦博士的交流还是很顺利的。毕竟这是他专业，没多久，小李就掌握了飞利浦的这套理论，飞利浦对小李也很满意。
技术部里我们这一摊子越来越兴旺，用户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和石川俩招架不了，就不用万里迢迢地去找飞利浦解答，有小李多半就能解决了。小李还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分析用户的问题，提出解析的方法，我就根据他的解析方法编写计算程序，石川则负责找到能运行的计算机，用户不用等多久，就能得到答案。
这样一来，我们的销售率大大提高，订单一份接一份地进来，利润就不用说了。中村部长为了奖励我们，趁飞利浦博士来讲 seminar时，飞利浦博士也请上，和让我们部里的全体社员 一起，去了公司的疗养山庄游玩了近一周的时间，真是好开心哟！
公司的疗养山庄在疗养胜地的日光附近的深山丛林里，空气新鲜，风景秀丽。当时我父亲也来日本探望我，部长同意让我带上我父亲一起去。疗养山庄的房子全是用一根根实木建筑的日式木房，有好几栋，每栋都有好几间榻榻米睡房和很大的起居室（居间），供大家聚会、玩耍。厨房、厕所浴室等全套设施也齐备。房屋的底部离地面有一尺多高，估计是为了防潮。
我们去疗养山庄的时间是秋天，深山里的早晚已经是寒气袭人了，早、晚我们都要开开取暖用的空调机了。部里的女性社员就我和薰两人，大家照顾我有家人，给了我和我父亲一间睡房，那里只有榻榻米的。薰就自己一个人用一间，反正房间也多，那些小年轻们还愿意挤在一起睡，热闹热闹。
白天小伙子们比赛爬山，女生和年纪较大的就在山涧散步、采集蘑菇、山菜、野花。中午，大家买些便当来充饥，晚上也多半是在外面吃饭。一次，大家想吃中华料理，可附近又没找到中华料理的餐馆，我就自告奋勇说，我给大家做一顿中华料理的晚餐。中村部长兴致勃勃，跟我一起去了超市，买来了晚餐需要的原料，我就在厨房里忙开了，父亲和薰也在帮忙。那顿晚饭大家吃的挺满意的—我可不是在这里老王卖瓜，的确大家都吃得很香。
不过毕竟我对自己学习研究了多年的齿轮还是很留恋的，还一直关心着有关齿轮的研究导报。工余，在自己的时间里，也跟与有些齿轮公司讨论一些我感兴趣的、也是他们正在面对的现实问题。后来跟一家德国齿轮公司讨论得很火热，那是一家生产减速箱--即齿轮箱的公司， 他们要开发新产品，为风力发电机生产增速机。我对他们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几点看法，他们觉得有参考价值，就邀请我去德国跟他们的技术人员进行详细深入的交流。我用了每年仅有的十天假日，去了一趟德国，结果是这家公司的第一把手，也就是老板了--亲自接待了我，他很希望我能去他们公司工作，并且把劳动合同都准备好了，只需我签字就能去他公司工作了。
在这関口工业株式会社里，虽然工作顺心，但对我所学的专业沾不上边儿，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毅然交上了辞职书。不用说中村部长感到很吃惊，问我是不是他有什么地方亏待了我，我跟他作了解释之后，他才依依不舍地说：“很（残念）遗憾，虽然我们知道你不会永远留在日本，但很希望还能跟你一起多工作一些时间！”1991年十一月中旬我就离开了日本，来到了德国，算是结束了这段偏离了我的专业的生活。
那次我用自己的有給休暇去德国的事儿，事先没跟公司里的任何人说，后来中村部长知道后，还埋怨我说不该瞒着他们。我想，那是我的自由时间，我想怎么渡过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呢？在德国，老板或是上司是不会问、也不感兴趣他们的职工们是如何度过休假的。这就是东、西方的人的思维差异吧？或者是家族公司和股票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别？对这件事，从好的方面去看，可以认为是老板、上司对你的关心；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认为是老板、上司想控制你。
在関口工业株式会社，我工作了近两年，与那里的人们也留下了一段让人难忘的，持久至今的友情。
在公司的琦玉县久喜市的工厂里，女职工不多，也就只有四、五位，我们共用一间更衣室里，休息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儿，很快就熟悉了。
有一位做总务的秋山节子女士，比我年长几岁，对我很关心，不仅在公司里，给我介绍公司、工厂里的设施、组织关系，人员配置等等，在生活上也照顾得无微不至，除了公司发的制服外，劳保用品也一样不少，照说我们这坐办公室的几乎用不上劳用品，她也给我准备一套。由于电车站距公司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来上班时，下了电车就乘出租车去工厂，常常是在上班时间大家能凑到一起，三、四个人一起乘一辆出租车，有时我没能赶上与别人同乘一辆出租车，就只好自己单独乘一辆出租来上班，但在车站的出租车辆有限，半天来不了一辆，秋山就会亲自开车来接我。秋山节子还常常邀我去她家玩。她家就在琦玉县久喜市附近的鷲宮郡，丈夫在东京银座的一家出版社工作，每天往东京跑，也挺辛苦的。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在考大学（当时还是个浪人）。她家所在的鷲宮郡里也有外国留学生，郡政府或民间组织一些与外国留学生联欢等活动时，她就会邀上我一起去。节子待我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亲如姐妹了。
还有一位在厨房帮忙的早川大妈，开始，她跟我说话时很谨慎，好像是怕我看不起她，我很随和地跟她打招呼，也像与一般人一样跟她聊了一些家常，渐渐就跟她聊熟了。我也得知她家里是做榻榻米的，开有自己的公司。估计是家里的生意儿子们在做，她自己闲着闷得慌，就来这工厂打工，其实也就是帮帮忙，事情并不多，午饭时给大家泡茶，饭后收拾餐桌，打扫餐厅。初秋时早川大妈给了我一些大米，她说是她家自己种的，不时地还给我一些她自己腌制的大白菜，罗卜什么的。她还给了我一些她家那个榻榻米公司用来慰劳用户的毛巾，什么的。她得知我当时是一个人时，她跟说她家附近有个肉店的掌柜，人挺好的，就是职业不好一直都没娶到媳妇，不知我是否愿意考虑。我婉言地谢谢了她的好意，说我还没那个心思。
在関口工业株式会社工作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参加了两次公司组织的社员旅行。
第一年是去北海道转了一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温泉和那一望无际的浅紫色熏衣草花(Lavender)的田野。我买回了好几种熏衣草花的产品：熏衣草花油，熏衣草花味道的香水，肥皂，等。至今我对熏衣草花还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家里的花园里总是少不了熏衣草花，等它开过后，把花儿剪下来，晾干后放入布袋里，挂在衣柜里，还真的能起到熏衣的作用呢！那次旅行，我跟在公司总部工作的一位叫铃木绫子的小姐交上了好朋友，那时还没有email这样方便的联系方式，我俩就利用品川公司总部和琦玉工厂之间的往来邮件来传递我们之间的信息—也不过是聊些家常话和姑娘们的私房话，铃木小姐当时还是个没有恋人的姑娘，我当时实际上也是独身一个，只是经历过了婚姻，就觉得自己要比她懂事一些。或许是受我的影响，我常常跟她谈我部里的一些事儿，渐渐地她对我们部里的伊藤君有了好感，不久俩人就恋爱上了。
第二年的社员旅行是去中国的上海、杭州一带转了一圈。父亲听说我随公司回国旅游，特地带上了女儿，从武汉赶到上海来见我。我们在上海住的是刚开张的锦江饭店，当时在上海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饭店了，一晚上的住宿费要八百元人民币—当然是公司委托的旅行社支付。 公司的同事们都很照顾我，特地让给我一间单间，让我和家人团聚。
200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位教授的葬礼，顺便也去看了看这些同事。由于计算机的迅速发展，中村部长已经不在関口工业供职了，去了东京的一家信息公司，石川敬之和小野田也随中村去了这家公司，看来他们搞得还不错。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在电话里跟中村聊了聊，得知小李已经回国了，石川和小野田是他现在的得力帮手。
那次秋山节子不由分说地将我接到她家住下，在她家见过了早川大妈，还有绫子小姐--她现在 叫伊藤绫子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节子就和丈夫一起用了一个周末领我们一家去了日光等地游玩，泡温泉，真是盛情款待，友谊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