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3日离开沈阳, 5日到达广州。 参加’爱华轮’外派学习班， 那时的外派不象现在这样，人人都可以外派，中国船员外派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件新鲜事物，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刚刚开始不久，因此船员外派很热门的，大家都想去，而且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而一般船员也很难轮到外派，因为憎多粥少。我是1981年末从伊拉克回来时， 陶船长提出要求，把我们四个人放在一条船外派。 做点成绩给公司看看，公司船员处也答应了，多少也有点照顾的性质。可是转过年来陶船长和柏老轨一道外派了。 而我还是没能够轮上外派，上了文水轮又干了一年。 等我到广州参加外派学习班时, 陶船长已经外派回来了。 听外派科的人讲, 陶船长曾经提出要炒掉19个船员，而引起了船员的公愤。 我和柏老轨开玩笑说, 陶船长没要炒你啊, 柏老轨说, 那能呢, 就凭在伊拉克一年的交情, 他也不能炒我啊! 看来大家还是相当珍视那段友情的，那段在伊拉克巴士拉港的特殊的日子。 我就是这次参加’爱华轮’外派学习班的时候认识耿江生的，那时他住在广州市东教场, 省体育场附近一个二楼的三室的单元里。在那个时候能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这对于我来说可能只能是个梦想。本来派前教育是一周左右时间而已。可是我们直到12月22日才上了爱华轮，历时近3个月。这40多个人连吃带住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那个时候公司做事好像不计成本似的，不过总算上船了。由于在广州的时间太长，我们曾数次去江生的家，都是李华下厨给我们做吃的东西。直到1985年2月6日在上海公休离船时。我们在一起几乎是16个月。在离船前江生说不准备再干船员了，回去和朋友做生意，没想到的是他说到做到真的不干了，才有了今日的事业。我也经常遇到一些船友讲不干了，可是不久就又回来了。转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江生和我, 还有三副于忠和电机员庄振武, 我们四个人被船长称为四人帮。并说一看见我们凑到一起就头痛。可见当时我们是经常在一起而且关系不错。可是江生是一个广交朋友的人，他和三轨, 四轨和五轨的关系并不比和我们差。当时, 庄振武对江生并不是很服气，对江生的一些做法给予批评，可是他现在完全改变了看法。经常和我说江生真够意思，没忘了我们这帮穷哥们。不过和于忠却失去了联系, 他刚从爱华轮回到黑龙江时, 还让李华在广州帮忙买一些小百货给他寄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然后他在当地卖，赚点小钱。1986年8月份, 我所在桃江轮来到广州造船厂保修, 钱红随船从上海来到广洲。船停泊在广州白鹤洞附近, 也就是这回的广州之行，钱红认识了李华，并一同去深圳, 沙头角中英街去旅游。上一次李华来大连可能是1992年, 李华带着宝宝来大连住了几天，正逢夏季, 我们还一同去海边游泳。1994年, 那时我所在的兴凯湖轮在广州的广远航修站修船。李华和江生上船来看我, 我也上岸和李华, 江生一起吃饭, 在花园酒店还遇见了名人程前。而我上一次见到李华可能是1996年6月份, 我所在的兴城轮在广洲港锚地卸货, 我去看江生, 还在东教场的房子住了一夜。政委将我这夜没有回船向公司做了报告, 第二天船遇大风，缆绳被拉断，船在广州港锚地搁浅, 我被公司炒了鱿鱼, 在这条船工作还不到三个月，加上三副“朱毅” 作伪证，让我得了一个记过的处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江生的生意做的不错，李华也变成了加籍华人。2002年元旦前, 江生说要来大连, 我想他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真的来了，也巧庄振武和小黄也在家。我们几个人过了几天的快乐日子，一起回忆年轻时在船上的一些往事。2006年李华又一个人前来到大连看钱红，可惜的是我不在家。看来不论李华还是江生都是相当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的。记得江生也曾经邀请过我去南方跟他干, 但是我没去。他也曾考虑给我一些干股，但是后来也没有下文了，不过我有何资格要他的干股呢? 不过像江生这样发达了之后不忘这一群穷朋友的人也的确不多，并不是说一有钱人就变了, 而是地位不同了, 想的事情也不同了. 因此共同的语言也就少了，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江生把时间用在我们这些穷朋友身上，必然就少了和其它朋友来往和赚钱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