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姆施塔特是联邦德国中部州黑森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该州的南部，距法兰克福30公里，故从法兰克福机场到这里只要不到半小时的车程。达城是科技文化城，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很有名，我国的桥梁专家、同济大学的老校长李国豪院士就是这里的毕业生。现今，设在达城的有德国计算中心、欧洲航天操作中心等高新科技单位。在历史上，达姆施塔特从1567至1918年是黑森―达姆施塔特邦国的首府，故而达城的宫殿等名胜古迹也很多。俄国的最后一位皇后原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的公主，故而于1898年在城东的玛蒂尔德山丘建了一座俄罗斯教堂，19、20世纪之交在玛蒂尔德山丘还形成了德国青春艺术风格的一个交流活动中心。达城也是德国的文学、语言研究的重镇：德国笔会中心、德国语言文学院均设在这座城市里。
德国语言文学院是一个致力于德语和德语文学创作的发展、联络德国国内外的德语作家与德语学者的权威团体，成立于1949年。现今，它每年颁发包括最为著名的毕希纳奖在内的五种奖项，毕希纳奖是德国语言文学的最高奖，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格拉斯、伯尔、耶利内克等人在得诺奖之前均得过该奖。以毕希纳命名这意义重大的奖项，无疑也表明了毕希纳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达姆斯塔特是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的故乡：他诞生在达城附近的戈特劳（现名里施塔特），父亲是达城的医生。毕希纳在达城上学成长，在他短暂的23岁生命中，大部分时间（1816―1831年和1834―1835年）均生活在达城。毕希纳1831年赴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共四个学期，使他有机会观察到比他的黑森老家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也看到了新型的“金融贵族”快速发展与那里制度的弊端并由此考虑在黑森今后该如何针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来追求“下层民众”的利益。1833年，毕希纳转学至黑森的吉森大学。当时，黑森当局正因不久前由激进知识分子发动的法兰克福袭击警卫队事件而大肆捕人，当局的残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希纳于1834年在吉森建立秘密革命组织《人权协会》，因撰写并秘密印刷《黑森信使》，抨击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当局而遭通缉。《黑森信使》被称为在《共产党宣言》前19世纪最革命的宣言。鉴于黑森的工业无产阶级尚未诞生，他号召遭剥削压迫的农民阶级起来斗争，他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和平给予茅屋，战争加给宫廷！”1835年他又被迫从达城的父母家逃亡到斯特拉斯堡，1836年迁居苏黎士，1837年因患伤寒去世。
在德国文学史上，毕希纳可说是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23年，从事文学创作则只有短短的三年，而且是在从事革命政治活动和医学学习、教学和研究的情况下，“顺带”做的。除了《黑森信使》外，他主要作品有三部剧作和一部中篇小说：《丹东之死》（历史剧，1835）、《沃伊采克》（悲剧，1836）、《莱翁采和莱娜》（喜剧，1836）和小说《棱茨》（1835）。在这中间只有《丹东之死》生前在古茨科主编的《长生鸟报》上发表过，其他文学创作只留下了手稿，当然更谈不上在舞台上演出了。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加在一起印出来不超过200页。他逝世后，很快就遭人遗忘。然而，在19、20世纪之交、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又再度被发现，他的作品被一再发表，他的剧作在汉堡、柏林、慕尼黑上演。有评论称，他的戏剧作品对于德国现代戏剧来说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毕希纳写作上述作品没有追求荣誉、文学功名的任何动机，对他来说，这种文学创作只不过是把他的政治追求用另一种文字手段表达出来而已。他利用在达城家里躲避追捕的1835年1月至2月的五周时间，在大量占有相关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写了四幕剧《丹东之死》。在该剧中，毕希纳以1794年初法国雅各宾派内部斗争为例，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存在的问题、它的幻想和局限性：它号称追求一切人的平等，然而却并未触动不平等的根基——资本主义所有制，人们还在挨饿。该剧除了体现出毕希纳深刻的思想外，还展现出他在剧本创作上的天才，他还提出了剧本创作的若干原则，如他认为“剧作家的最高任务，是尽可能将历史按其实际发生的那样加以描述。”（1835年7月28日致父母的信）毕希纳在剧本创作方面可说完完全全是“一鸣惊人”——当然，“惊人”的效果要到他身后几十年、近百年之后方能显现。
在德国历史上，像毕希纳这样的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和怀着崇高的社会使命感的青年人确有理由成为后世崇拜的对象之一。请看毕希纳在逝世前一年（1836年，10月前在斯特拉斯堡，之后在苏黎世，时年22岁）所从事的活动和展现的风采：写了《沃伊采克》和《莱翁采和莱娜》两个剧本。向苏黎世大学递交了博士论文：《从与其他脊椎动物物种的比较角度论鲃的神经系统》，并在这年秋获得该大学哲学系授予的博士学位。10月为获得讲课资格作了试讲，当上了该大学的讲师，讲授课目：《比较解剖学》。正是在这极为紧张和卓有成效的时刻，他在实验时感染上伤寒而于1837年2月去世。
最为推崇毕希纳的恰恰是现代德国两个最著名的剧作家：豪普特曼和布莱希特。前者在19世纪80年代向读者大力推荐毕希纳的剧本，并和他们一起分享他的兴奋和喜悦。豪普特曼1892年所写的《织工》被认为是继毕希纳《沃伊采克》之后描写社会矛盾的最好剧本。年轻的布莱希特则在他最初的剧本《巴尔》（1919）中不断表达出他对毕希纳的怀念和敬意。也许，联邦德国历史学家托玛斯·尼佩戴在他的《1800―1866德国史》一书中所表达的有关毕希纳的观点，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的看法。尼佩戴将毕希纳与海涅相提并论，把他们称之为：“两个伟大的‘反对派’诗人。他们如同毕德麦耶尔的伟人那样，永远载入我们语言、感情、经验、意识的史册。毕希纳是浪漫主义的、悲世悯人的。他不抱幻想，也不会使人抱幻想。他是唯物的虚无主义者、宿命论者；他还是民主和社会的革命者，他把革命的正当性和实在是无出路的革命策略在同时用那么令人难忘的方式诉诸于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