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3日
大将罗瑞卿之死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逝世,享年72岁。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支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同年起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1938年,在毛泽东指导下写出《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系统总结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1939年7月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的数千名教学员工越过日伪军封锁线,行程1500公里,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领导和指挥了百团大战以及华北敌后抗日斗争。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为培养干部、建设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后为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政治委员,为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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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之间的一桩公案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和林彪外,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身上。她在会议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其要害之处是,今年刘亚楼病重时,叶群去看过他,他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与会者大都表示了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汇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对林彪突袭罗瑞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群可不管这些反应,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读者请注意:就是这个语句都不怎么通顺的“四条”,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黑白颠倒、人鬼莫辨。
要说清这桩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帅、大将、上将间的公案,得从公案的引发人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一、刘亚楼曾是林彪多年的“亲密合作者”
右一为林彪,右三为刘亚楼
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一向是个敏感的话题。早在红军时代,作为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刘亚楼有着显赫耀眼的战功。到陕北后,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同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毕业后,三人皆受命离开军队留校任职,林任校长,罗任教育长后升副校长,刘任训练部部长后迁副校长。抗日战争既发,林彪离校上战场,就任一一五师师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误伤,后赴苏联治疗。
1946年春,鉴于首战四平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也正因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团结默契,灵活贯彻中央正确意图,东北野战军屡屡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妙仗,并成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智慧,刘亚楼是由衷佩服的,但并非无原则地听从他。辽沈战役中林彪试图放弃打锦州时,刘亚楼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对。
有一次林彪还把他的“天机”以题字相赠的形式告诉了刘亚楼:“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 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的、正直的人。和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刘亚楼不主张夫人参政,他的脑子里也许有种“轻女”思想。当林彪问为何不让翟云英当办公室主任时,刘亚楼非常直露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夫人参政会出乱子,弄不好会栽在夫人手里。
二、建国后,中国政坛大红人林彪对刘亚楼信任不稍减
刘亚楼和林彪更多的接触,是在1959年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后。
1958年5月,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4天,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1959年10月1日,距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足半月,林彪就在党中央最权威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对毛泽东无条件信任的刘亚楼,自然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赞赏这些主张的态度,何况那时他是真正相信林彪当然要比自己高明的。
但刘亚楼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1961年4月30日上午,刘亚楼列席了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在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荣桓明确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听了,一脸不高兴,立即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吭声,见没有人发言支持他,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又补充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还没等罗荣桓说完,林彪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著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刘亚楼和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罗荣桓全身发抖,却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刘亚楼回家后,心情十分不好,他试图给林、罗作调和。但叶群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刘亚楼对此十分感慨。
刘亚楼很希望林彪能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但林彪犹豫不决,并且终于没有前来。刘亚楼对此很不理解。
笔者为写作《百战将星——刘亚楼》,走访了数十位在党内和军内担任要职的老同志,他们几乎都认为,刘亚楼与林彪后来所谓的“四大金钢”(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非此辈所能比。
话回到叶群在上海会议的所谓“揭发”。说她满嘴谎言,那也不对,因为在刘亚楼病重住院时,她和林彪也确曾多次前往探望,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屈尊”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死神的阴影终于笼罩上了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
一小时后,刘亚楼夫人翟云英便收到了林彪发来的唁电。
林彪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番举动,翟云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动。至于他当时有没有企图利用刘亚楼整人,或演戏给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三、刘亚楼和罗瑞卿过从甚密
自迈进红军的大门后,刘亚楼便与罗瑞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战友情。两人的职务升迁都较为迅速,有时罗瑞卿在上,有时是刘亚楼在上。
刘亚楼和罗瑞卿共同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在一定程度上,刘亚楼又更露锋芒。自从刘亚楼患病后,罗瑞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专门从北京给他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他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告诉罗瑞卿:“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5月3日,当罗瑞卿接到刘亚楼病危的报告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专程前往看望。到了刘亚楼的病房,护士怕传染,给他们口罩,可罗瑞卿却摇了摇头,他不能戴著口罩给自己的战友送行。是回光返照,还是心有灵犀,已陷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眼里闪出异样的光彩,望著来到身边的罗瑞卿,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了披肝沥胆的话,令杨成武和在场的医生护士莫不感动流涕。所有见过这一幕的人,根本不相信刘亚楼最后会“揭发”罗瑞卿什么“四条”的传言。
而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赃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四、隐蔽在林彪罪恶之后的真相
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著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疱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立即把这份通过欺诈骗得翟云英签字的材料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乾脆自己身体力行做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后,身陷囹圄的罗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对此予以痛斥:
……至于说我4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
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批罗最积极的吴法宪在特别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劫难历尽之后,重掌军权的罗瑞卿大将关心着老战友刘亚楼的家人,并明确指出:“四条是林彪一伙恶毒的诡计,根本没这回事!”
原载《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