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令人沮丧,中国态度更令人失望
·白 焰·
从牙膏、海产品、食用油、宠物饲料到玩具,“中国制造”制造出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声誉在全球急剧下降。我这里不是幸灾乐祸;相反,我是恨铁不成钢,毕竟全国人民(包括贪官)指望着出口来改善生活。然而,中国对所揭问题的态度有时比中国制造更令人失望和不安,也不由得让我冒昧托出下面这些批评。
每当新闻报导中国制造的低劣和召回,中国就予以反击,即指责外国媒体夸大事实,责怪外国政府制造事端,谴责外国公司故意引发世人对中国产品的恐慌。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2007年5月,一家俄国汽车杂志说中国奇瑞轿车的碰撞测试是有史以来最差的。该杂志把测试放在YouTube上,引来不少点击。中国反唇相讥,说俄国是出于嫉妒,旨在推销自己的汽车。2007年6月,美国新泽西州外国轮胎销售公司(FTS)说,一批自中国进口的“半钢轻卡子午线轮胎”存在安全问题,可能(其实已经)导致轮胎解体。杭州中策公司当即表示FTS失实,声称该公司并未发现这些轮胎有任何结构上的问题,或缺乏任何安全装置。2007年7月,秘鲁卫生部门称,自中国进口的玩具含有高浓度的汞、铅和镉,并且释出化学品的气味,中国要求秘鲁以科学的态度尽快澄清事实。2007年8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国生产的牙膏,因为这些牙膏可能含有二甘醇。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反驳说,美国的这个做法不科学、不负责任、自相矛盾。
诚然,以上这样的做法和严厉的词令在国际贸易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何谓公关,此乃是也。有一点区别:国际贸易中的公关战往往围绕着进出口的数量、额度和种类,至于质量低劣和有害产品,被指国家常常低调反应,其公关是承认错误,其态度是弥补过失、迎头赶上,像中国这样的一触即发、高调激昂很少见到。再说,如果仅仅是公关,也罢。问题是,中国公关态度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心态,一种消极自损的民族心态。这种民族心态阻挠着中国自我改善,走向世界。我把这种心态归结为自怜的受害者心态和自狂的阿Q心态。
何谓受害者?受害者指战争和殖民掠夺的亲存者。作为殖民主义受害者,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是,祖国的落后是列强侵略和殖民掠夺的结果。殖民主义国家不仅过去欺压中国,现在依然如此。它们在政治上仇华反华,在外贸上限华裁华,皆因为它们不想让中国强大。受害人心态有如下两个心理特征:(1)对发生的问题不负有责任,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欠我。比如,中国与外国的产品安全标准不同,外国的买家们事先没有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2)可以随时迁怒、归咎、谴责他人,继而摆脱责任,获得同情。比如,外国是出于政治目的与中国过不去,它们对中国的恶意宣传和打压不是因为嫉妒,就是因为竞选。受害心态导致受害者地位的确立和运用。谁要是宣称自己是受害者,谁就能享受一种特殊地位。这种地位赋予受害人道义优越感,同时让其他人感到惭愧、内疚、负罪。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受害者代表着正义和真理。只要他们一声吼,旁人都得理亏地低下头,胆却地向后退。由于这诸多好处,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某种逆境下的受害者,进而向社会索要更多更好的东西。用于国际贸易关系,受害者衍生成为集体概念。按此,抵制中国货的国家就是不友好,它们所做的都是别有用心,它们所说的都是强词夺理。总之,正是外国政府对中国制造的种种谴责给中国制造了危机,正是外国媒体对中国制造的种种诬蔑给中国形象带来了麻烦。
中国古人讲闭门思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不仅不乐于扪心自问,而且不善于反躬自省。中国应该认识到,中国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物,而是人;不是市场,而是消费者;不是炒作,而是消费利益团体的游说。当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有害产品的损害时,消费者是真正的受害者;同理,厂家是施害者。当消费者的生命受到有害产品的威胁时,他们当然要站起来,他们的供货商、媒体和政府当然要站出来替消费者说话。的确,消费者在中国人的眼里只是花钱的人,应付花钱的人就是提供廉价产品。BBC中国事务专家张家文说:“直到今天,中国制造打入世界的唯一法宝仍然是低价。低价的保证是对成本的压缩,然而在没有成熟有效的约束机制下,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就会演变成劣质的源头。”这里再加上一句,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践踏。
阿Q心态不用说是来自鲁迅的《阿Q正传》。当静修庵里的小尼姑怒斥阿Q说:“你怎么动手动脚……”阿Q反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阿Q的这句话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别人既然能够做,我当然也可以做;别人既然可以做,我自然也应该做。更何况,和尚是最不应该乱说乱动的人。中国人喜欢把自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的是用它们的不法不轨来粉饰自己的无法无天。就假冒劣质产品来说,一百多年前刚刚工业化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几乎一样。美国消费历史家Jan Whitaker曾经著书,列举出一些美国假冒劣质产品。比如,银质餐具的含银量不够,桃木家具被发现是树胶家具。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在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兵的服装和鞋子由于质量问题很快烂成碎片。在检阅时,他们不得不赤脚,有的用面粉袋盖住脚面。它使我想到抗美援朝时的不法资本家,他们用从死人堆里拣来的烂棉花来制造志愿军战士负伤时用的急救包。其实,作者所揭露的假冒伪劣较之中国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年来中国国内的产品问题,如夺人性命的假药、毒酒、安全帽,较之美国是有过之无不及。另外,作者所揭露的问题限于美国国内市场,并没有出口危害别国。
根据情况取舍,不分好坏,用意中人的言行为自己辩护是一个思维误区(the ad hominem fallacy)。仅仅因为有人在先就证明是对的,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当然,这个“有人”特指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开创了假冒先河,又标榜法制民主,后来国家仿而效之,无可厚非。常常听到的口头语是:“质量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当初就这样。”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应该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以使它们免走弯路。可是,中国却以资本主义的弯路弊端,开脱自己的恶习弊病。殊不知,时代变了。过去的行为准则已经被今天新的标准淘汰、抛弃。一百五十多年前美国和英国均向中国卖过鸦片,这能等于说中国现在有权向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出口鸦片吗? 此外,真要是泱泱大国的话,就应该像一个泱泱大国。这包括多些理智,少些情绪。如果没有改造自己体制和素质的决心,与时俱进是一句空话。“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鲁迅)
日本松下公司的唐津一写过一本叫做《中国能否赶超日本》的书。他说,中国人尽管会做生意,却不适合制造业。理由?中国人善于经商,故而圆滑世故了些。制造业需要的是刻板执著,因而适合日本人。唐津一不是日本右翼,他的书不是想贬低中国抬高日本,而是想比较两国的民族性,以取长补短。的确,中国人太善于经商,以致在制造上偷工减料、蒙混过关。另外,中国人又太爱钱,以致在经商上弄虚作假、巧取豪夺。一位台湾网友说,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台湾制造都曾经是廉价品的代名词,但是都没有中国制造那样黑心。是利令智昏了吗,还是心态不平?中国对批评的过激反应其实有害于中国民众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使他们丧失应有的危机感。中国人从官方强硬的态度里获得一丝慰藉,似乎中国总是无辜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像,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岂止是文人,中国的商人、厂家向来也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喜欢把挑战危机看作是逃避风头。风头一过,一切照旧。“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鲁迅)
中国制造令人沮丧,中国态度更令人失望。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使其然的一个重要原因。承认这个事实应是中国应有的态度,也是改造国民性的起点。请让我再一次引用鲁迅,以结束这篇短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