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二篇掷地有声，全面剖析社会制度的学术文章
给想多思考的人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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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孙悟通 这确实是一编平民易懂的好文章。所谓的公有制下，人的智慧已和资源脱节，有智慧的利用不了资源，无知的正在浪费和破坏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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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家讲坛,百家讲说各自理论。 可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背景,在社会学领域内只有一个马家学说在独鸣,没有人敢讲“非马家”的学说。
社会科学和其它学科一样,在近一百多年中,西方的社会科学(还有哲学)发生了数次划时代的变化,但中国人一个也不知道。在中国,我们就基本上停留在了马克思时期,基本没有了发展变化。为什么？
因为任何人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修正或象其它学科那样完全提出另一个学说或假说体系，都很有可能被扣上一个反动卖国的罪名，稍有不慎便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样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也算有言论自由吗？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理论或假说仅仅是某一党独裁专政的理由，谁还敢对它提出质疑、异议，或另立学说？这样的“学术”氛围会让社会科学的发展动力完全窒息。也就是说这样的环境会让科学的某一领域止步不前。
第一部分
分配灾难
在公有制下，由于所有使用人进行工作的单位都归国有，那么关于劳动者和各种技术人才进哪个地区的那一个单位就是使用分配的方法，而不是使用市场自发按需调节的方法。就是这种人员分配的方法给中国带来了比公有制本身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更大的灾难。
我们先看这种方法在经济上产生的灾难。
1、由于人员按分配进入某个单位，并按分配进入某个岗位，这就使社会上大量无才无德的人蠢蠢欲动，他们大批涌向工作轻松舒适、工资高的单位和岗位，而其本身却不具备在这个单位或岗位上工作的能力。他们利用关系、后门，使用金钱行贿，甚至美色肉欲的引诱，最终如愿以偿。
在中国， 一个公有制单位其人员数量往往比完成相应工作所需要的人员数量多出近10倍。单位中闲杂人员暴增，而这些人常常是在单位的实质性工作中出不了什么力的，结果真正劳动者的劳动量极重，而他们的劳动所产生的效益又被这些闲人分走，从而单位不景气，劳动者的收入很低。更有甚者，这些人由于全是通过关系或用金钱进来的，他们不仅不工作，而且职位很高，权力很大，分得的薪金也很高。他们可以趾高气扬地任意指手画脚，整治底层的直接劳动者，却无人敢去招惹他们。
这些人员的数量在单位中暴增，占据着正常的人员编制，结果使真正适合这些单位和岗位的劳动者、技术人员无法进入。结果使单位中更为繁重的劳动全落在了少数直接劳动者身上。单位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社会上大量的人才无处可去。这就是中国大量大学生毕业分配困难，但另一方面相应的企事业单位中又缺乏人才的原因。
这些单位如同是社会上的器官，进入这样大量的人员，但却又无实际功能，如同是这个器官发生了浊肿。
公有制政府也发现了这种浊肿，但他们没有从公有制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制度的漏洞、有分配操控人的命运大权的官吏上去找问题，反而使用了下岗制。在这种漏洞百出的制度下使用下岗制，结果在单位中，那些有分配大权可操控人的命运的官吏又有了决定谁下岗的权力，可以说他们又有了选择让谁去死的权力。那些依靠这些官权的关系进入机关单位造成浊肿的人员当然不会下岗，要下就是那些在底层不得不干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没有后台的直接劳动者。下岗让因患肝炎而肿大的肝脏中，正常的肝细胞死亡更加剧了。
一个社会，它的各个器官发生浊肿，它的生产效率、发展速度可想而知。
2、这种分配制让具有分配大权的官员具有了发家、先富起来的资本，造成了社会上的腐败泛滥，使民心疾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假如一个社会先富起来的人大多是那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而发家的人，则就会加重人们的不公平感。其实，这种分配制、对平民命运的操控权不仅给了一些人以发家的资本， 同时也阻断了大多数人想通过正常渠道而先富起来的途径。
3、那些操分配大权的人发现分配权力的威力巨大，可以操纵一个人的命运乃至生死，于是单位中正常进出人员也都会故意卡住，以企图从中牟利。这种分配法，由于其天生的漏洞，结果就在人的牟利本性驱使下，使它变成了那些操分配大权的官权人员用来提炼金钱的刑具。官权一旦认识了这些在命运的逼迫下需要分配的人的特性，发现了他们的巨大价值，他们就会象淘金者发现金矿石一样把他们当成宝贝，并收集起来，一个也不放过。而从这种金矿石提炼金子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卡，只要一卡，金水就会自动从金矿石中流出来。有时候碰到比较顽固的金矿石，你不必思考它法，只需无限制地增加炉温（卡死的程度），不愁有化不开的矿石。
在一种社会上，由于制度的先天缺陷或设计中的漏洞，结果就会使一项正常的社会运转成为一部分人可以开采熔炼的金矿，这种制度是不适合于做为我们的制度的。
4、我们再看这种分配给社会中的人民带来的巨大非经济上的灾难。
有两个人a、b，技术相同，在两地有两个相同的工厂c、d。a与b从大学毕业后若顺从分配，则a应到c，b应到d。但由于种种原因，a不想去c，而想进d。b则正好相反，不想进d，而想进c。那么他们能调换过来吗？这是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就不那么简单了。去和分配者商量，不就打个调换嘛！但关键就在于分配者不会让你打个调换，他就是要专门在社会的这一个关节处卡住，等着把金矿石炼成金子。
至于a、b为什么要调换，原因很简单，要么是想离家近，要么想离某一个可以照顾的亲属家近，要么是想到一个心中理想的地方去，要么是心仪的爱人在那里。如果服从分配，很可能与心仪的爱人就会天隔一方，或与妻子分居两地，过起牛郎织女生活。另外也有可能与某上司有矛盾，或其本人更喜欢另一个工作岗位。
现在在调换中，那些贪婪不足的官权所要炼取的金子往往是太多了，常常是中等收入家庭多年的积蓄，谁让这是一个无人竞争、不容讨价的职业呢。这使很多人只能忍着钻心疼痛服从分配。分配，这一正常无奇的社会运转，就让社会上很多人过上了痛苦欲死的生活。也即这种制度即使不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会使我们社会中生活的人在主观感觉上感到它是黑暗的、可怕的、灾难性的，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剥夺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技术人员与各个公司之间依靠市场进行自由调配。那些执掌招聘、录用大权的公司老板是不会无端地故意卡人的，也就不存在这种金矿石现象了。工人在公司上班，虽然也受老板剥削，但他们的主观感觉不会比公有制更差。在现代社会由于老板的生存压力与激烈竞争，这种剥削的程度也象产品的利润一样不断下降，劳动者的待遇不断得到提高，以至出现了中产阶级这种情况。
5、这种分配制增加了官权对平民的迫害的可能性，其结果造成了人民与官权之间的鼠与猫之间的天敌感觉，这更加重了平民对社会环境的痛苦感和灾难感。
制度与金矿石
世界上有了金矿石，必有大量的人员跑去淘金。
一个制度由于设计的不合理，对一些人员来说产生了人工金矿效应，这时我们去埋怨这些人不该去冶炼金矿石是没用的。讲求人员的道德教育，选择人品素质高的人，这也是缘木求鱼的蠢行。而使用高压政策，严惩重罚并且精细监管，这不仅大规模增加社会的支出费用，而且会在更大的一个官权管理圈中同样产生勾结与腐败。而更可怕的是官权利用管理权进行的火逼法冶炼金矿石，其行为就象宇宙中的黑暗物质，是不可见的，是深不可测的，我们称为黑暗物质性信道。所以监管与重罚只是隔靴搔痒而已，无实际用处。一方面可见少数人一不小心掉下来，被抓住之后会被判处极刑，另一方面却会见到腐败横行，腐败官权对这些重刑几乎是熟视无睹，毫不放在心上。
其实在制度设计中我们若能让它不产生金矿效应，则可起到釜底抽薪的效应，诸事皆息。
官权冶炼金矿石皆以火逼之法，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很大。那些处在炉火之中，遭受火逼的人民感受到的是这个社会的火逼强度，而这种火逼是社会的制度与法律明文中所没有的，不存在的。没有那一个社会会在法律上允许这种邪恶的火逼来炼制人民。但社会上的这种火逼却是从制度以及法律的漏洞中产生的。
一个社会它的人民生活是幸福还是处于灾难之中，可以说与法律及制度中所规定的给人民承诺的幸福内容关系不大，却与社会中的火逼强度关系极大。
一个社会的制度与法律如同一个冶炼炉上的电子温控开关，炉火的温度本应与这个温控开关的读数相一致，但由于设计漏洞的存在，监控电路运转不正常，结果使炉火的温度与温控开关的显示数据常常大相径庭。
在一个独裁国家中，独裁者作为这个冶炼炉的主人，同时又是这个温控开关的设计者与操作者，它们往往对火炉中的实际情况予以否认，而以温控开关上的数据来标榜及吹捧自己对炉中矿石的仁慈，或做为对社会灾难搪塞的借口。对处于火炉中的矿石遭受严苛火逼，金水横溢，被贪婪者吸食一空，他们有时真的浑然不知，有时是明知而无能应对，只好听之任之，只是想好如何向世人解释的借口便自心安理得。
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中，人民作为炉中的矿石他们反过来有权选择谁可以做炉子的主人，来设计和操作温控开关。这时他们选择谁来做炉子的主人，依据的当然不是温控开关上那障人眼目的数据，而是他们亲身感受到的火逼强度。这时作为国家权力拥有者与操作者的个人或集团当然就不会毫无责任心，工作不认真，终日拿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数据来作一番解释就能行的了。他需要更多的工作量及责任心，还要更多的技术，他需要真家伙了。
在独裁社会中，无能政府可以一方面在大肆标榜自己社会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人民在强烈火逼之下发生暴动。
当然研制和生产一个没有金矿效应的法律与制度很难，就如同是Intel生产CPU一样。一个无能的政府无力产生它，只是不能让独裁者用搪塞来愚弄万民，更用不作为来享受执政者那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乐趣。
最优越的制度
公有制下的工人仿佛是那些控制着生产资料的县长、局长、公司领导、车间主任的专职情妇，他们服苦役、干重活，在别人的呵斥下干着极重的工作，稍不注意就会被训斥、被整治、被批斗。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巴结、媚好这些官权，做这些官权的专职情妇。他们在公有制单位中的工作还不如奴隶。一个奴隶对一个奴隶主来说还有一定的价值，可以为奴隶主的土地生产出一点力，从而得到奴隶主的一点重视。奴隶主从生产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也会顾及到奴隶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状况，不能一味地降低奴隶的生产生活环境，也不会向奴隶下达不可能达到的目的，更不会让奴隶为此目的而做毫无价值的牺牲。
而工人农民对这些官权来说，除了可以拿来做情妇或故意整治以满足个人变态的兽欲需求之外，再也没有什么用了。这些官权苦逼着这些劳动者去干重活，目的只是为了整治他们，压迫他们，迫使他们屈服以做自己的情妇或对自己行贿、媚好（火逼冶金术）。苦逼他们干活只是压迫和整治的一个方法。为了整治他们甚至对他们下达根本达不到的目的，也会故意让他们为这些毫无意义的目的做无谓的牺牲。由于这些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又不归自己所有，所以这样做对自己没有什么重要损失，同时又达到了个人利益目的。其实个人利益才是官权者参与对公有制工人管理的根本目的。而对于工人干出的一点劳动成果，官权者又可以拿着这些苦役的劳动成果去做政绩。
这些官权眼看着这些苦役所做出来的劳动成果不归自己所有， 就会兽欲勃发地进行故意破坏、故意浪费。工人辛苦所创造的那些所谓的公有的财富，到了他们手中，他们为了不让它流走，于是不顾一切地狂吃起来。他们花天酒地，借公司业务之名狂吃狂喝，而且还巧立名目，到处考察游乐。一个芝麻粒大的小官一年这种吃喝花费就是几十个普通农民家庭一辈子的收入。
而这种狂吃狂喝、游山玩水并不能满足这些官权面对这些所谓的公有财富的贪婪占有欲，他们于是花费巨额社会财富制造形象工程、假政绩工程，巨大的社会财富就这样白白地被扔进江河，不见一丝回报。这些官权利用这些假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谋取更大的权力或保稳位子取得了资本。
这些官权在巨大浪费和破坏时，不担心由于公司破产倒闭会影响自己的位子。一个公司倒了，他们可以换到另一个权位。他们也不担心丑行败露影响自己的位子。他们取得这些权力靠的是由于政权的专治与独裁所造成的制度漏洞，即他们这些在社会上已臭名昭著的败行以及他们的巨大权力，并不由社会上的人民所可以进行处置和决断的，而是由更上级的权力进行决定。于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相互交换、官权与官权相互勾结的古老游戏泛滥社会。
执政者之所以让官权的这些败行及手中权力不由人民来处置、决断，即不由人民进行公开选举，而由上级权力可以绝对控制，是为了保证政党的专治独裁统治不受社会的冲击影响或累及其统治权力的根源，但这却产生了更可怕的惊天的漏洞，足以将他的一切葬送，如国家的崩溃、战争、暴乱、人民起义、国家的疲病衰弱与外族入侵等。
官权的败行及权力不由人民可以控制、处置是一目了然的，但另一方面从制度上看，我们也实行了民主选举，自称为共和。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这个制度经过了特殊设计，使它成为一个类似于杨炯明的体育彩票那样的骗局，使用最为拙劣的魔术技巧就可以障掩一切的真实罪恶与目的。
这个制度的确是让人民进行选举，但候选人的提出及最终确定却由上级官权决定，而不是让人民决定。这样人民不论选什么都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事。
就如同被关在日本集中营中的人，有五个毒气室，有兵营，还有日军司令办公室，更有日军司令的随军家属，那个千娇百媚的女儿的闺房，现在日军让此人任选一个去处，结果会怎样？日军只需给他的这个自由选择添加两个指定的侯选方案：三号毒气室和五号毒气室就行了。此人的结局便不会再有其它什么可说的了。所以凡有指定候选人的选举都是一个无耻的骗局，这样的民主，其实等同于战犯在纳粹集中营中被人处置而绝无还手之力。
社会魔术师
杨炯明，作为彩票发行商，他象一个魔术师一样，用着最为拙劣的魔术技巧在蒙骗着广大彩民。
而在一个社会的政权与制度中，由于制度设计的漏洞，掌权者同样可以用一些极为拙劣的魔术技巧就让按制度进行的选举结果必落入“自己人”手中，从而实现对政权的永久性控制，成为一个实际上的邪恶政权的独占者、运作者。
有指定候选人的选举， 就象法西斯让集中营中的难民在指定的两个毒气室之间选择进那一个，而后就标榜这就是给这些难民的民主选举权一样。
不得不结构
一个国家的执政政党或执政集团自称自己的理论先进，自称自己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会时刻为民着想，这样这个国家就会奋飞了吗？
一个先进的社会理论能否指导和拯救一个国家呢？其实不论这个理论是多么先进， 没有一点错误，它也救不了一个国家。它对国家的作用还要看这个理论是掌握在谁的手里。 一个无耻的邪教或一个纳粹政党打着这个理论的旗号，它仍会杀人放火。 若这个理论真掌握在一个理想集团手里用来为国家人民谋发展，那倒还可以。现在关键是打着这个理论旗号的执政集团其本质是纳粹党徒还是一群一尘不染的圣人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仍是前途未卜。
一个先进的理论掌握在一个邪恶执政党手中，只能成为一个屠杀人民的借口。所以某一个政党或国家政府单纯说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企图就以此来“拯救”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比高级社会理论更上一层的东西，没有它，那个先进理论救国法就成了无源之水、空中楼阁。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道德吗？一个政党宣称自己高尚无比，内部全是一尘不染的圣人，这个政党就可以“救国”了吗？不可以！不要说这种政党不存在，就是存在，道德政党救国法也面临着和先进理论救国法同样的处境。道德与高尚只是自我标榜的，只是一个借口，而实质是杀人恶魔还是真正的理想化一尘不染，我们根本不知，也无人能去过问。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社会结构，这种结构能迫使每一个人，包括执政党都不得不去做他应该做的正确的事，而不是让他自己自主地做应该做的事，不做道德败坏的事。这种结构称为不得不结构。
那么国家政府、执政党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实施者，我们亿万人民有什么样的方法和能力来做到可以迫使它按照国民的意愿做好分内的事，而不做违背民意的坏事，屠民伤命呢？
回想商业中，Intel公司可以自主决定生产什么来卖给消费者，但它却不敢拿着一捧沙子来告诉我们这就是P4 CPU,它甚至不敢停留在过去8086 CPU上止步不前，它总是不停地向上攀爬。这时我们给它施加的是什么迫使力迫使它做这个而不敢做那个呢？是我们的选择权，是在这种平民的选择权之下产生的竞争。这种因为竞争而产生的攀升效应我们称为AMD攀升。
对一个执政党也是如此，目前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所可作用的唯一有效的迫使力是选择。残酷而致命的竞争使执政党不得不做对人民有利、国民最想让它做的事。不论这个执政党是奸恶还是圣人，也不论执政者内心是多么想一口吞下巨额利益，现实它都只有一个选择去做，否则就会受到致命的惩罚。
若一个执政党自认为理论先进、道德高尚，但国家结构却不是一个不得不结构，而是一党独权结构，它可以自主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靠它自己的理想、道德和理论来约束它，让它自由选择做这个而不做那个，一旦它肆意妄为就没有谁能来管制它。 那么这个执政党在这个地位上就会发生变质，由一个万人敬仰的圣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邪无耻的杀人魔鬼， 那时它就真的能够拿着一捧沙子对我们说：“拿去吧，这就是P4 CPU。”这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所造成，没有竞争所引起的AMD攀升效应系统就会反而衰退。
当权力失去外力对它的束缚，仅靠道德的约束，那么处在这个权力位置上的任何人都会演变成为袁世凯、慈禧、商纣王、赵高、秦绘这样的奸毒之人。 我们设计一个社会结构应该是即使希特勒处在最高的执政权力位置上，国家也不至于发生严重的社会灾难。国家元首受到制约，没有机会在私欲难耐时以一人之意志荼毒天下之民生。
权力真空区域
社会上所有的人和组织的行为都要受到制约，否则他们的错误行为就无法受到遏止。但有一个地方的权力我们却总是没有给它安装制约系统，那就是国家政权。
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国家政权机构安装相应的制约系统，更没有说明当这个权力犯下严重的错误时该怎么办，包括怎么阻止它、怎么进入审讯过程和怎么惩治它。所以这一个权力就可以随意地犯错误，制造空前浩劫，大肆屠杀反抗的人民等。同时还不思进取，系统落后、腐败、无能，老朽不堪一用，采用落后百年之理论，不思进行理论和技术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也从不去探究旧系统及理论的漏洞所在，亡羊而不补牢。更不会去考虑面对漏洞是采用补救还是改道来拯救国民。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中没有大手笔。
所以落后和犯错误成了这种权力的基本特征，屠杀和腐败成了它的典型表现。而由少数人组成的这个集团更是为了追逐这种不受制约的特权而竭力维护它的存在，屠杀反抗者，寻找一切借口和谬论来为它辩护，迫害任何发现并指出它的错误的人，把他们打成毒品，处处进行社会陷害。于是皇帝的新衣人人都看见了，但人人都不敢说出口。
审讯权力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随后美英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攻占伊拉克，战后却找不到战争的借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在美国总统的安全顾问赖斯在国会遭到严厉的审问，一个情绪激动的委员竟在与赖斯的对话中用了“**”这样的话及极为激动的表现。在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会遭到质咨。
国家出了事故， 首先遭到严厉质咨的就是国家的元首及坐在国家重要职位上拥有巨大权力而且能够与那些酸菜稀饭顾温饱的贫民大不相同地肥吃肥喝的官员。在严厉的质咨中，首先要问的就是官员为何渎职、为何腐败、为何有其费而无其能，再次该怀疑的就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社会及国家设计中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如此的灾难能够发生，甚至是频繁发生。
但是在一个一党独权的国家，国民发生了暴乱，没有人敢去质问高官权贵，更没有人敢去质问元首，特别没有人敢去质问我们国家制度究竟怎么了。这些大腹便便的官权依旧当官，腐败依旧腐败，无能仍旧无能，反倒是那些暴乱的平民被指责是无政府主义，是出卖祖国，被屠杀、被镇压、被惩治。平民成了顺从高官权贵的奴隶，而不是高级官员及执政党坐在国家的重要职位上大权独霸是来服务于这个国家，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感到满意。
在美英两国，人们不仅要去质问总统、高官和可能存在漏洞的国家体制，他们还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分析、去质疑，企图能找到漏洞、缺陷之所在，以便亡羊补牢，血案不再延续。因此各界精英纷纷出手，诸子百家齐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得以有新的发展。 但在独权国家，当那些暴乱的平民被指责是邪恶无耻的卖国贼，是灾难事故的激活原因之后，任何人企图去质疑元首、质疑高官、质疑国家体制，都被认为是和暴乱反动者同气，是卖国贼，是毒品，是企图推翻元首、推翻高官、推翻执政党统治的具有险恶用心的反动分子，是对国家制度的不信任和对国家的不忠，仿佛国家指的不是人民，而是这些大腹便便的官员，是这些制度，人民应该去服从它，忠于它，而不是它们来服务于人民的。于是各界精英、诸子百家、持各种学术思想的社会科学家均无言者，元首仍当元首，高官仍大腹便便，制度中的缺陷仍被掩埋，灾难仍在旧的系统下蕴育。一句宁要废品，也不要毒品的威胁，就让错误者仍旧错误，让社会科学无发展的渊源，让血案仍旧继续。
其实要让一个人自己承认错误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可控制他的致命力量，他是不会认错的。一个人自认为自己没错，于是所有的事故、灾难、问题，都是其它人的错误。在一党独权国家，一个集团独霸了所有权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作用于它，让它在所犯的错误及引发的灾难中认错，自认渎职无能等。而对执政集团施加强大的控制力，让它能够在事故中自认罪，则需要的就是不得不结构，具体实施只有选举法。
社会劫难的制度土壤
2004年9月18日，这天中午CCTV10《百家讲坛》讲《嘉庆（下）》，讲嘉庆为何要杀和绅。
讲到和绅现象，讲到嘉庆把它当作个案处理了。在唐朝唐代宗杀李辅国，也是把它当作个案处理。他们并没有把认识上升到发现产生和绅现象的社会环境，既制度基础上，没有认识到产生和绅现象的土壤，因而并没有真正解决掉社会危机。
讲到嘉庆的平庸，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中没有没有大手笔。嘉庆也是一个仁爱之君，其诗写到：“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万民膏。”
讲得很好，和绅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皇权独断，皇上可以专行，无人能制约与阻止，故和绅、李辅国可以背靠着皇上就起来。千人恨，万人憎，只要皇上一把手扶持，他就可以要官得官，要权有权，那管万民之意如何。也因此他敢故意欺压万民，榨取血脂。这是和绅现象产生的社会制度土壤。
回想我国目前，厦门红楼案之赖昌星，厦门海关无人可免，省厅干部为其走卒，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为其鹰犬，做通风报信之耳目，明星董文华被弄作于床褥之间，其势可谓血污难看。同时又有沉阳慕马大案，此前有陈希同、王保森大案。过去的社会问题有58年大跃进，小麦放卫星，吃食堂，饿俘百万，文化大革命，一场社会浩劫。这一场场的社会劫难在这么短短50年间集中暴发流行于中国这一个早已背负着沉重历史伤痛的民族身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土壤又是什么?我们在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文革错误,拨乱反正,我们就此认为春风已吹遍中国大地。真的是这样吗？错已纠，乱已除，但回头一看我们和嘉庆诛杀和绅一样，只是把它当作个案处理，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并没有去深揭产生这些社会劫难的制度原因和土壤问题。
这短短50年间暴发流行于中国的社会瘟疫有其根本性的培植土壤和原因。那么它们是什么？如果我们也如嘉庆那样仅作个案处理，而不去深揭其发生的制度土壤，那么我们会不会是和嘉庆同样的平庸，会不会也和嘉庆一样将社会危机深埋于太平表象之下，错失世界跃变前最佳的发展时机，于平静之中蕴藏着即将到来的道光灾难——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这些社会劫难究其制度原因，和和绅现象相同，是独裁专断的统治制度。一党之言可压万民之意，万民身受劫难，却无申志表意的地方。奸佞小人靠上一把手扶持就可以要官得官，要权得权，千人怨，万人恨也毫无用处，当上官权之后就可以坐在百姓头上肆意妄为。一党忠信之教条谬理、企图行使之制度，则不顾万民之意若何，强行暴施，有反抗者，则视为卖国，视为毒品，倾轧、屠杀，使之顺从。暴施之后，民身受剖腹之痛，也不敢言表，有说出痛苦、不顺之辞，心存绕行它途之意者，必被视为反党卖国。如此有一党暴施之政，而无万民表意之只言词组，有一党妄信之教条谬理，而无万民自主选择路线之点点权力。如此忠信百年前之宗教歪理，暴政强施，不听万民剖腹之喊，岂有不左倾右斜，踩挤万民性命之醉汉步态。
要从根本上清除这些社会劫难的产生土壤，则必以万民之意为先，依万民之意而行事。要这么做，则重要国策、政纲、基本途径等大事，要时时由万民用公决法进行选择。而行使政权的人物和政治集团也要由万民选举产生。各级官权也由万民选举而上任。以前并非无选举，也因此而曾自称民主、共和，但那种以人民代表层层传递的做法，是愚弄万民，在愚弄万民的同时也将万民之哭喊隔在了层层屏障之外。同时在人民代表及官权的选举中还用由上级党政府中某些权力人物指定候选人的做法，这使得使用最简单的魔术骗局就可以让秦绘、和绅成为候选人，而将岳飞从候选人中除名，使万民的选举成了一个愚弄万民的游戏。
若如此则民意将决定一切，民受火灼，不必哭喊，只需将火源移去，就可终止一场社会劫难。踩踏万民的权力氓流，也会被民肃清，不致酿成大祸。
独裁与社会进步
我国十年内乱,国家最高元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带来沉重的打击。建国初期,党内极左势力叫嚣三年超英赶美,豫西南发动集体吃食堂的激进措施,结果导致大批平民饿死。这些挨饿的农民饿得快要死了，但却不敢说出一个饿字。
要让一个社会现象发生，如同让石墨聚合成金刚石一样，你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才行，没有这个技术，这种想法只能是空想。
在社会中，人们想要让一个现象（a）发生,如人人学雷锋，人们拾金不昧，干部成为公仆，工作都象焦裕碌，生产数据管理者（资本家和公有制下的厂领导）不压迫剥削工人，人民都以纳税为荣，人们都敢去打官司，但这些社会化学工业流程能否顺利成功地运转、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b)。可是在目前，社会科学尚处于就象十六世纪的自然科学那样的蒙昧状态，人们往往单凭想象，脑子一热就给出一个方法（c）。当把c付之实施之后，往往a现象没有发生（石墨没有变成金刚石，合成氨工业没有产出氨），却暴发出巨大的社会负作用（d）。这记为c危害。
c方法不能实现a，只能产生c灾害，这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在社会科学中探索和在自然科学中探索一样，总有失败的实验。但奇就奇在在独裁专治的国家里，独裁者不认可c灾害的发生，而把c灾害搞得千疮百孔的社会吹捧成为已产生了a的社会盛世景象，自吹自擂为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并强迫使平民不敢说出社会灾难下的真实景象，跟着对c进行歌颂和赞美。并把c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每一个人，谁要说c是错误的、行不通的，谁就是毒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标榜自己所用的方法的正确性和伟大性，统治集团对认识到c灾害的社会科学家恐惧已极，非灭之而后快，疯狂地叫嚣出：宁要废品，不要毒品的口号。这种永不认为自己有错的社会科学态度和中世纪野蛮宗教的态度有什么区别。中世纪教会对宣扬哥白尼日心学说的布鲁诺用火烧死，在比塞塔下看到两个铁球落地的情景，仍厚颜无耻地用种种方法去陷害伽俐略。一个独裁执政集团即使亲眼看着两个铁球落地也会动用权力进行杀戳，并强迫所有看到的人说两个铁球不是同时着地，否则就判为毒品进行清剿。他们也会宁可只要废品，也要剿灭毒品。
独裁的政权和可以任意杀戳的特权是他们可以不承认事实、肆意杀戳指出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毒品”的基础。任何一个独裁专治的权力，都会因为其所拥有的过去的理论在社会发展与科学进步下变得落后或被发现是错误的，但同时又要维护自己的统治，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从而最终落入那样一个打击科学先峰进步，竭力拉住那就要倒下来的旧谬论的反动落后状态中去。一个独裁与专治的政府想要站在科学的最前沿是不可能的。
当然b技术的发明、发现是极为困难的。b技术的不断改进也是社会之所需，而且b技术的不断改进是一种社会现象。目前由于没有一个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人们不仅无法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发现b，而且还会因为对c的崇拜与信仰而阻滞技术的不断改进，阻滞社会的进步。正确的方法是对目前存在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理论、方法都应该可以象对自然科学中的谬误一样进行研究、评论和指出错误，而不是因为它是社会理论，就根本不敢去指出错误性，只能对它进行崇拜和信仰，否则就是毒品。
当然由于一时性的错误，把正确的指成错误的也是有的，但却是允许的。否则若不允许，则错误的东西在有人指出它之前我们都认为它是正确的，那么也就不存在对真的错误谬论的指出和纠正了，这就产生了悖论。所以科学的方法是可以对正确的东西指出错误、提反面意见，这不是毒品，而是科学理论与人类认识的发展之所需,是认识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如果某个人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认为自己有了“新发现”，指出原理论的“缺陷”，这时我们把他打成“毒品”，进行恶毒的屠杀和迫害，那么当真正的新发现新理论出现，人们真的发现原理论的缺陷时，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敢站出来去指正纠错，原理论系统的缺陷和错误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独裁的政权是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可以对平民进行任意杀戳的基础，而这种杀戳又是独裁者的错误可以公然违背全民的意志长久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巨大灾难的基础，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任何与独裁者的荒谬理论不一致的人被打成毒品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独裁者所标榜的正确、伟大的理论没有人敢于研究、分析并指出它的错误性，所以在独裁者所统治的社会这种错误会无休止地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存在下去,也因此独裁者会无休止地把持有其它观点的人打为毒品，而自己永远正确。
权力缺陷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权力都有以下两种缺陷：
1、智力缺陷，包括知识、理论、根本信仰及治国手段和社会实现方法的缺陷等。
随着历史的演变，时间的推移，任何再先进的理论都有可能因更先进的理论的出现而落后，面临淘汰，或被发现有漏洞，有缺陷，甚至被证明是错误的。人类社会关于新知识、新规律、真理及新发明的发现（破解）是并行的，甚至是随机分布的，带有一种长期的平均倾向。这些新理论、新发现可能诞生并被熟练地掌握于社会的其它部分群体中。一个权力集团就是再有能耐，短期内可以因为自己暂时所掌握的新知识、新理论、新发现而居于时代最前锋，但长期后必落后于社会上更加先进的发明、发现及更新的知识、理论进展步伐。过去的先锋群体甚至根本无法理解新的先锋群体的知识、理论，从而抗拒新的先锋群体的理论和观念，这时极易产生老的先锋群体在夺得权力之后很快就会镇压、屠杀新的先锋群体及阻止新的理论发展的现象。这是社会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
2、私欲缺陷。人类社会上的所有个体和集团都必将产生大于其它一切的私欲，并利用一切方法来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要求，甚至不惜扼制、杀害平民。
一个制度必须对权力组织的这些缺陷进行制约、平衡与纠正。
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必须弄明当一个集团执政之后，假如他所信奉的理论已经落后，更加先进的理论出现后该怎么办？它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该怎么办？这时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执政集团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落后或被证明是错误的该怎么办？在制度上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而不是寄希望于执政集团的自我发现。如果没有制度限制，那很可能出现执政群体因为不认为自己有错，为了打击各种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而不由自主地屠杀、陷害新的先锋群体，以企图使那些他们看起来十分荒谬、怪诞、不可接受的怪论一开始出现就被消灭的情况。
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可用民主选择的方法，用选票直接去选择那些最佳的新的先锋群体。这样社会进步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否则即使是老的先锋群体能逐步接受新的观念和知识、理论，也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制度不只是用来纠正权力的智力缺陷，还要时刻防范它的私欲缺陷。一个权力组织自称会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自称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这样说说就能成为国家的权力集团，这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制度框架中去进行处理。它的行为，它的方法，它的理论、信仰及对新生理论的态度及措施，我们都必须把它放到一个法定的审讯系统中去进行严格的审查。一个优秀的制度必须有能力和方法去审讯权力，否则我们就无法证明一个权力组织的行为、方法是不是从私欲出发去做的，信仰与理论是不是错误的、有缺陷的、会伤害到国家利益的。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些，那任何一个集团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任何私欲的，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而后攫取权力。当他们真的攫取到权力以后，我们因为没有权力审讯系统就将无法对这一个邪恶组织进行限制和处理了。
这种有能力公正地审讯权力的制度是很难设计的， 我想用民主选举制度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用选举来代替对权力的最高审判，而不必再设计复杂的权力审讯体系，那样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而收获甚微。
一个制度下的国家会不会长期稳定、繁荣、发展、不产生历史性灾难事故，关键就是看这个制度对权力的这两个缺陷处理（限制、制约、平衡）得怎么样。权力的这两个缺陷得不到处理，短期内即使会稳定、发展，长期以后必将产生严重的历史性灾难事故。就象没有负反馈的机械装置必然会发生飞车事故。
新中国建国以来，短短50 年间，就暴发了一系列可怕而令人恐怖的灾难事故，比如58 年大跃进、吃食堂，文化大革命等，这些都源于一个权力中心的错误而造成的。假如我们有一个有效的对权力的缺陷进行处理的制度，当权力的这些缺陷展露和将要发作时，我们就对它进行审讯、质咨，或许就能发现它。而当它发作时，我们只要让那些处于伤害中的人民做出对权力的致命性选择，就会象死刑审判一样，将错误的权力人物和他的错误方法一同扔进历史的尘埃中去，用不着用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国家利益的极大损害及随之而来政变或暴动去结束它。
黑暗通道
宇宙中存在一种物质，叫黑暗物质，它是我们所不可见的，是深不可测的，我们只能通过观测宇宙星体运动的改变才间接知道它的存在。在一个权力独裁或专治的社会，官权以权谋私，或对无辜的没有反抗能力的平民的迫害，这些行为中有一少部分是可以发现的，是可见的。当然具体到某一事件能不能被发现是另一回事，对于这一部分只要检察机关认真监视和侦破总是能发现的。但还有另外更大一部分是不可能发现的，它们就象宇宙的黑暗物质一样，它们是不可见的，无论用什么方法去监视侦破都不能发现犯罪的痕迹和证据。就是你象他身上的跳蚤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跟着他，也不可能发现，除非他自己说出来。
比如一个官员受贿了，嫖娼了，这些是普通的可见物质，可以被侦破发现。但另一种情况就不同了，如工厂中一个工人得罪了领导，后在大批的下岗名单上这个工人因为某些小错而榜上有名，而同时一些官员子女工作能力不如此工人，人品道德上更差，工作不积极，上班时间打麻将，工作敷衍了事，偷盗工厂物资，但却屡次受到表彰，稳保工作岗位。你说这些个人偏好性决定能被发现吗？即使你从头至尾都看见了，你能说这个官员是故意公报私仇，迫害无辜，图谋个人利益吗？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什么证据说官员的这个决定在内心实际是为了故意迫害那些不顺从他的人，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证据，因为它是一个人内心的活动。象这种迫害他人的手段，是不可以明见的，我们只能从那些与官员不是一条心的人的遭遇上间接推测这些官员在迫害这些人。象这样的做坏事的方法称为黑暗通道。
黑暗通道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和形式。在《水浒传》中，高俅派人让林冲把新得的宝刀带给他观赏，结果又在白虎堂以带刀善闯军事禁地为名给他制造罪名，企图将他迫害致死，这也是一个黑暗信道。
黑暗通道是权力不均衡的社会中官权迫害平民的常见和重要方法，是对平民危害最大的一种邪恶技术。同时这些通过黑暗信道的迫害可以逃过法律与制度的制裁，平民对这种迫害也毫无抵抗能力。在与官权的交往中，所有平民都知道得罪官权会遭到官权的迫害，而且无法反抗。因此平民对官权如同奴隶服侍主子一样，顺从，唯命是从，不敢反抗，否则从此命运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暗通道就象一把拿在官权手中的“枪”，随时指着普通平民的脑袋，只要不顺从就会没命。
要想平民得到公平，不在官权的迫害和淫威下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应该用什么方法呢？想用法律的完备来杜绝漏洞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律对黑暗通道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可以给平民另一把枪，使二者平衡，在民主社会用的是全民对官权的直接选举。
双击结构
怎么建立一个不得不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靠法律，靠各种集团的互相制约，这些都有致命的漏洞，在实际运行中很快就会失去作用，形同虚设。尤其是因为黑暗信道的存在，使这些漏洞几乎是不可能被堵上的。我国的人代会制度和公检法机构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面对权力、独裁和官权对平民的压榨迫害行为都明显失去了应有的功用，几乎等于没有存在。
那么不得不结构难道是不可实现的空想吗？
我想用双击结构可以有一定的功能。双击结构就是把社会分为两部分：平民和控制者（即官权）。先让前者对后者做出一个致命性处理（如选举），再让后者对前者做出另一个为所欲为的处理，而后再让前者对后者重复处理，再后仍是后者对前者的重复处理，这样一轮一轮的一直进行下去。就象下象棋一样，你一步我一步地进行下去。轮到任何一方下棋时，他都可以选择任何他想走的下法。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由于黑暗信道的存在，在轮到一方对另一方处理时，你就是规定了很多，但也常常不起什么作用，不如不做规定。但由于是双击结构，所以在一方出棋时，他最好考虑清楚，下一步对方会怎么办。如果在这一步为了私欲走的太过，下一步可能就会丢命。这样双方在相互制约中反而会走一些对对方有利的步，因为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商业上实际也是用的这种方法。在商业中人被分为买家和卖家，卖家可以任意要价，但买家可以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商品的价格即不象卖家企求的那样无限制的高（虽然他可以任意要价），但也不会是零。这样双方最后会在一个较为合理的价位上达成协议。这最后还产生了价值规律。
双击结构是实现不得不结构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也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第二部分
新资本论
1．枪在谁手里
有二姐妹，在一天傍晚身上带着很多钱走在一个乡间的小路上。她们随身还带了一只手枪防身，所以才敢如此大胆。二姐妹一边说笑，一边向前走，一不小心弄丢了枪。后边有一个人捡了枪，赶上来，用枪指着她们，让她们交出所有的钱。二姐妹哈哈大笑：“你只顾抢劫了，你可知道那支枪还是我们的，我们不小心刚才弄丢了。你靠捡来的枪就想欺在我们头上能行吗？”歹徒砰的一枪打在大姐的腿上，大姐载倒在地，鲜血如注。歹徒哈哈大笑：“枪是谁的无关紧要，关键要看现在枪在谁的手里。谁的手指扣在扳机上，谁就有发言权，把你们的钱拿出来吧。”
生产数据对于劳动者来说就象一个随时可以致命的枪，它控制着要靠它来生存的劳动者的命。过去这支枪拿在资本家手里，所以资本家可以任意欺压、剥削劳动者，还发生象黄世仁强抢喜儿这样的欺凌。而马克思的公有制更是搞笑，那支枪仍拿在歹徒的手里，他手扣着扳机，指着被劫者，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这时仅仅说这支枪不是他的（歹徒的），是公有的，就认为歹徒不会抢劫了。枪（生产数据）在谁手里谁就可以抢劫（剥削、压迫、欺凌、盘剥），而不是这支枪本属于谁，谁才能用它来抢劫。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还能靠这支枪（生产资料）来抢劫劳动者吗？这个问题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发生了很大变化。问题已远非过去旧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样子了。这里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一个是民主化体制建设，政府权力为全民所用，另一个就是竞争。第二个因素只有在第一个因素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的。这里先讲第二个因素。
2．饭店会杀人吗？
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仍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家、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注意资本主义社会可不止这三个因素，在讨论第一个因素时，我们就有必要加入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官权）。这三者通过什么样的关系及运动使前面说的枪不能再用来杀人抢劫（或说杀人抢劫的功能已远不是主要功能）？这就是竞争。
我们每天都要去饭店吃饭，大街上饭店林立，店内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饭店老板忙得跑前跑后。每逢顾客进门，他简直如拉老朋友一样往内屋拽。大街上有过往人员，老板简直是在抢，把这些客源抢到自己的店里。你刚在路边站下，就有人跑上来拉住你不放，你自行车没放好，他帮你放好，你包裹太多，有人早将你的包裹背进屋了。进了屋，老板又是倒茶，又是点烟。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饮食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重要性，我想每一个人都明白。现在有人拥有一个对我们如此致命的武器，为什么不是他对我们呼来喝去，欺压凌辱，盘剥敲诈，反而对我们如此的必恭必敬，低声下气，而我们反而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其实饭食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的确厉害，它是另一种可以致命的“枪”。我曾听到一个故事，在58 年吃食堂时，一家只有一个母亲、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5岁的儿子三人。他们已经五天没有吃东西了。和所有那些因为饥饿而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一样，那个快饿死的母亲对她12岁的女儿说：“去吧，到队里管伙的司务员那里去，干了那事，你们就可以有一个馒头吃了。”
那个小女孩就到了生产队的食堂，司务员看见了问她：“你来干什么？”小女孩说：“我妈让我来拿一个馒头回去，他们快饿死了。”其实不知什么时候，伙房这里早已形成了一个规矩，生产队里所有的妇女都知道要馒头时的规矩。司务员心领神会，不发一言，将小女孩领到伙房没人处，就在地上，这个快50的老汉将一个刚12岁的的小女孩糟蹋了。而后，这个小女孩拿着仅仅一个馒头回家了。
讲这个故事的人说这是中国的比《卖火柴的小女孩》更让人撕心裂肺的故事。
为什么现代的饭店不会象过去的生产队集体食堂那样对平民欺压、凌辱、盘剥、讹诈？这是因为竞争。我饿了，要吃饭，你这个饭店不给我上菜端饭，我立刻可以到另一个饭店去吃。饭店的态度不好，对人不是一脸和气，你饿不死大街上的任何一个人，反而是自己倒闭，老板挨饿。这就是竞争的作用。饭食对于普通平民是一个枪的话，那么普通人的选择就是另一把指向老板的更厉害的枪（这一把枪还能让前一把拿在老板手里的枪失去作用）。有了这一把枪，饭店老板才会如此的老实。
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大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和饭店与顾客的关系类似。一个大企业要做得好，要有很多人才支持，员工要有优厚的待遇，有相应的被重视的环境，有可用武之地。这样他们才能对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反之，企业效率下滑，人浮于事，敷衍搪塞，人员也常常流失，到更有前途的公司去谋工作。
这样竞争的作用，使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大企业对待员工就象饭店对待顾客一样，态度和蔼，不会无故欺压凌辱。而且价格也会因竞争而越来越有利于顾客（员工）。饭店老板不会因为他拥有的那个致命武器——饭食而故意杀人害命、残害他人（也不可能），资本家也不可能因为拥有的生产资料这个致命武器就可以随便残害员工了。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关键性致命因素——生产资料，在这里因为竞争而丧失极大一部分功能与威力。至于它的威力究竟下降了多少，看一看两种状态下的食堂对要吃饭的饥饿的人的态度便知道了。
3．关于第一个因素的简述
第二个因素为什么必须在第一个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或说竞争为什么必须在民主的环境下才能产生对普通平民有利的作用？
如果没有民主，那么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组成也将发生重排，正常的资本家在那些专治或独裁的环境下将被迫害排挤直至破产，沦为普通劳动者。而新生的资本家则是官权及其亲属等通过特殊地位掠夺社会迫害排挤其它正常经营者而形成的暴富群体。他们的财富积累不是依靠那些对社会有利的运作而获得的，不是因为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他们也根本用不着用竞争的办法去获得利益，从而使自己能够生存或获得财富。他们要依靠的是权力的支持、阴险的迫害和野蛮的掠夺。对那些影响他们的财富积累的人或组织，他们需要的是利用权力和手段进行迫害打击，从而使那些可能存在的竞争因素消失。对于那些不服从安排的普通劳动者只需要动用一点点权力就足以迫使他们顺从。所有竞争的因素都消失了，他们的财富积累也就会在权力的支持下通过对社会财富的不正常占有而暴发。
这时官权控制着资本家，资本家是官权的附庸，而资本家又利用社会地位和生产资料对劳动者进行迫害与剥削，同时官权还要利用资本家这个工具完成对社会财富的不正常占有。所以从经济体系内看同样是资本家、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上面说的因竞争而产生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重视及对劳动者有利的利益分配。有的只是官权与暴富者的沆脏同气、暴富者对劳动者的不正常迫害和政府官权对劳动者生命的漠视。而且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也没有了为社会创造财富而获利的热情，他们有的只是对社会财富的凯睨与霸占欲。
而在民主的环境下，官权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切断了官权伸向人民与社会财富的黑手，而失去了官权的黑色支持的资本家将不得不按社会协议和规则办事，资本家和他的生产资料体系就会象大街上林立的饭店一样，发生有利于社会与劳动者的竞争。
中国的腐败将走向何方
1、两面性的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著名社会学著作中资本家是社会上罪恶的发源地，几乎是邪恶的化身，似乎只要消灭了资本家就可以一了百了地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并企望通过此途径建立一个人人都幸福处处都美满的大同社会。
资本家真的只有罪恶吗？社会罪恶的源头真的是资本家吗？在社会那光怪陆离的各种罪恶现象表面下是否还有其它更为严重和更接近源头的罪恶基石？
在海边有一种贝类，有时它是无毒的，可以食用，有时它是有毒的，不可以食用。这种贝类有毒无毒与周围的环境有关而与自身的关系却不大，因为它自身是不产生毒素的，它的毒素是它的食物中一种藻类所产生。它食用了这种有毒的藻类，毒素在体内聚集也成为有毒的。这样这种贝类的毒素就会随着海洋环境中有毒藻类的存在与否而成为有毒或无毒的。资本家也有这种两面变化的特性。
在权力失控、官权可以为所欲为欺压掠夺社会的环境下（专治、独裁），资本家会变成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家，甚至比他已经揭露出来的更险恶。在一个民主、官权不敢腐败、权力为人民掌控并服务于人民的社会，资本家会变成比尔·盖茨一类的资本家。这是资本家的两面性。
2、社会中的罪恶与什么有关
在已经建立的马克思所推崇的公有制社会中，环境是前一种社会环境，官权的权力没有受到民主直接选举等制约，而是更高级权力的意见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虽然没有了资本家，但社会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好起来。官权代替了资本家欺压百姓、掠夺社会，剥削和奴役劳动者。而同时这些操控着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官权却没有为社会创造大量的财富，他们有的只是更恶毒的破坏这些生产数据，糟蹋全民的财富。看看那些烂尾楼，看看那些豆腐渣工程，看看那些耗资巨大却没有实际用途的形象工程，看看那些在高科技部门塞的竟是官权的亲信友邦、重要岗位上站满官权的亲戚子女，这样的生产制度及研发环境下很难想象它能高效地创造出多少社会财富，很难想象能出什么令国人感到骄傲的划时代的科技成果（能得诺贝尔奖的成果），很难想象学术象牙塔中会不抄袭成风、造假成僻。
公有制下，社会仍然贫穷，剥削、压榨、掠夺人民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这些都没有因为消灭了资本家而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地以更加恶毒的形式出现。这些不过是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前期那些发生在邪恶的权力（官权）身上的社会罪恶问题转嫁给了资本家。社会丑恶现象不是因为有了资本家，而是因为有了可以腐败、贪婪、无能、敷衍国民的官权。
在不良的社会环境下，资本家会变成狼，压榨人民的血汗。在好的社会环境下，资本家会象比尔·盖茨、安格鲁·葛鲁夫那样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的家产——私有的生产资料，也只不过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一种工具而已。是我们专门用私有化的生产资料作为工具去推动资本家全心全意地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象公有制下官权贪婪恶毒、为所欲为地人为毁坏这些生产数据，以便把其中一小点利益据为己有。
3、中国问题
中国，官员的权力巨大，官权手中的权力基本上不受人民控制，政府实行专治独裁统治。在这样的前提下，以前实行全面公有制，没有私营经济，社会贫穷落后，官权恶毒凶狠，官员欺压百姓、掠夺社会、盘剥平民（走后门成风，吃拿卡要）。现在放松私营经济，只不过引入狼一样的资本家，于是假冒伪劣产品、害人奶粉、地产商圈地、黑心煤窑等令人惊心。将来这种官商勾结的情况还将会在一轮又一轮的打击中越来越壮大。不治根本，仅靠一轮一轮的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4、未来方法
一个好的社会，富有而百姓不受欺压和迫害，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民主，人民用手中的选票决定着官员（包括最高权力机关）手中的权力之刀该挥向何方。如果人民操控不了这把拿在官权手中的刀，它就必然会砍在人民的脖子上。嗜血吸血也必然成为官权的特性。
在资本主义早期，由于社会的问题仍旧存在，以及近现代科技的萌发，社会问题象其它自然问题一样也成了科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这时出现了两种主要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一种是马克思的公有制方案，把社会的问题归结为私有化的生产资料，归结为资本家的存在，认为资本家的本性是自私的贪婪的，就是要剥削工人的。而无产阶级是无私的公正的，热爱劳动的，由他们建立的公有制将会没有剥削与罪恶，并很快走向无限发达。走向发达的动力就是他们的热爱劳动的本性。
这种方案曾被十五个国家采纳并应用，目前大多已经放弃此方案。另一种是被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广泛采纳并应用的方案，它认为人全都是自私的，社会中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产生对人民迫害的罪恶之源。为了终止这种罪恶的发生，就要把社会中的权力束缚起来，让它受到社会其它力量的制约。而且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力量互相制约，不存在独特的权力极点问题。而所有的权力最后都要受到人民的制约。为此建立一些特殊的社会架构和特殊的协议来企图制约各种权力，防止罪恶发生时受害者对局面毫无控制能力。其中用民主选举来防止政府犯某些错误时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而无人能终止，也防止政府面对难以解决的课题时不作为、无能和搪塞民众。
用民众对官权的选举来防止少数人通过贿赂上级取得官职，这样防止那些无能和邪恶的人拥有他不应有的权力。同时也防止官权在得到官职后变质，因为在任职中作出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在下一届选举中被淘汰出局，终止他的为官生涯。为官期间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防止意外新闻的发生也是他的一项责任。也许这样官员在执行公务中会更人性化，社会中会少了那些蛮横、傲慢、对平民疾苦不管不问、终日无所是事的昏官，政府的执政效率会上升。用多人及多方（国会、三权分立）在一定协议下进行的共同操作来防止某一方为个人利益而采取的偏向性行动，并防止个人的认识思想缺陷或不足而采用的错误战略方案。甚至针对资本家也应用了竞争和看不见的手来对它进行束缚。
前一个方法分明是为社会问题抓了一个不正确的替罪羊。 由于对社会问题的本源在认识上的差异，使采用不同方案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强大富有，人民不受权力的迫害压榨，一个贫穷落后，人民在各种官权的迫害和盘剥下过着贫穷苦难的生活，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灾难一次次上演。
当然在目前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了那种优秀的社会结构，有不少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私有制，但用的却是权力专治或独裁，官权的权力可以通过不正当渠道得到，不受人民控制。这些官员们可以对着平民做着各种无耻的欺压剥削肆意妄为的丑态，但平民却不能对他做什么。这些社会毫无疑问也是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的。中东、拉美、非洲的一些国家就是这种局面。
马克思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一个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形式决定了它的经济形式，而经济形式又成为决定这个社会中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力量。 所以一个社会中人民的生存状态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权力结构形式（民主、专制、独裁以及具体的实现程度和实现方式等）而不是经济形式。
马克思将社会中人民的生存状态归结为经济层面的问题，必将产生错误，并根据他的理论也必将给出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他所给出的公有制方案虽然在经济层面企图消除一切的不平等的因素，但是在社会权力方面却几乎没有给出任何解决的建议。
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社会是采用独裁专制的社会还是必须用一种什么样的民主社会形式来实现它，马克思竟然在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很少提及。甚至你能够认为他的这种公有制是可以在一个极为专制的社会形式下得以实现。不仅如此，他的那个公有制方案的实现需要有人来为其它的人分配生存所必须的物资，还要有人来管理这些公有的生产数据并管理其它的人民进行生产劳动等。
可是马克思没有提出对这些管理权力、分配权力以及最高政权的处理方案，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关在笼子里的权力的可怕特性，没有意识到这只怪兽才是带来社会灾难的元凶。导致那些企图走公有制道路的政权都不可避免的采用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做法，就是简单地将生产数据和管理权力与分配权力交给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民服从这种权力。这些管理权力和分配权力足以让一部分人控制住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命运。而且这种控制人民命运的权力在公有制社会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承认和支持，更致命的是它没有象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那样有竞争力量的制约。这是公有制社会中人民的一切灾难产生的根源。
有了这个权力，官权可以吃喝受贿，可以欺诈百姓，可以用国家的资财建造豆腐渣工程，可以官商勾结掠夺社会，可以将巨额社会财富轻而易举地据为己有，可以对百姓故意吃拿卡要，可以把百姓看作金矿石而故意刁难索要，可以将看不顺眼的百姓通过黑暗通路合法地推向死亡境地而平民却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可以面对社会问题不闻不问敷衍塞责。公有制下的分配与管理权力成了官权把平民变成奴隶的工具。
在私有社会，经济层面的不公平产生社会的剥削和欺压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而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真正原因是社会权力层面的不平等造成的。在一个人民丧失对权力限制的社会，官权对社会的掠夺和对平民的剥削压榨是通过经济这个工具来实现的，所以表面上看剥削是因为一部分人拥有了比平民多得多的资本，实际他们只是官员权力的延伸。在这种社会里什么人能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本，什么人将一无所有，是谁来决定？是谁说了算？是官权，而不是经济规律或人的自我努力。马克思这个为我们讲表面现象和本质的人也竟然会只抓住问题的表面。
而在公有制社会，看似经济上人人平等，实际上远不是那样。就是经济上真的人人平等了那些官权也能找到其它的压迫和掠夺的方法，只要有了权力，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别忘了经济手段只是官权找到的一个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但实际上公有制社会连经济上的平等也远没有达到，实际的情况就象是我们把周扒皮的地和全体村民的地全收上来，然后又交给了黄世仁去管，这些地成了黄世仁用来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而我们只不过把这个工具的名称变了一下，过去称为私有的生产数据，现在称为公有的生产数据，但枪在谁手里谁就可以用它来抢劫，而不是它属于谁，谁才能用它来抢劫。所以公有制远不是一个解决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官权的腐败和对平民的迫害成了现在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而公有制方案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还不只是这些。它在经济层面破坏了经济的运转的基础（人追求个人利益的逐利本性驱动人的社会行为活动）和规则（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转移或交换只能按平等自愿的原则,而不能在某些人或某种权力的逼迫威胁下进行）。可以说没有了人的最基本的动力——为了个人的利益的增加而运动，经济也就丧失了它的一切增长动力。这一点就象我们把汽油分子换成水分子，内燃机就不可能再有运转动力一样。
而合理的经济交换规则又是个人追求自己利益增加所必须的和最有效的途径。如果不是通过经济交换的方式来让一个人把自己的劳动转化为经济利益，而是让某些人（官权）来执行按劳分配任务，那问题就又回到前面所说的问题中去。经济市场的交换规则是个人能够追逐利益增加的必经途径。过去很多公有制国家的经济落后、发展缓慢应该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而它们在经济出现较好发展时往往是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手段。
需要弄明的是采用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层面的改良，它解决不了公有制社会的根本问题。这种改良所带来的发展也将是短暂的低效能的和不稳定的，社会的发展将会在独裁权力出现智力缺陷而又不可能有任何力量纠正它的错误的状态下被迫停顿，甚至倒退。还记得大跃进和文革吗？如果人民不能对权力说：“你现在错了，你可以走了，我现在无法容忍你的发展方式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我现在想从另一个你所不可能理解的方式来发展我们的经济”，那么那种灾难和危机总有一天会不知不觉又来到我们身边。
一种权力形式下的社会，其所采用的经济形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随着经济形式的改进，社会可以有一定的进步和改善，但社会的基本状态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和飞跃。而相同的经济形式又可以被不同权力形式的社会所采用。相同的经济形式用在不同的权力形式的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及平民的生存状态会很不相同。这一种情况见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这些国家有的是民主国家而有的是专制国家。而在同一个国家中，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的仍是君主专制占主导地位，随后民主的成分才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漏洞（社会魔术师可乘之机）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