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五十年无祭而祭》序

章诒和：《五十年无祭而祭》序 （附作者与母亲的照片）
发布者 siyu 在 07-09-17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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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诒和


（照片）：1964年的章诒和与她的母亲、民主革命中的杰出女性李健生（右）在成都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釐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份，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於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於我们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於群体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共产党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釐清历史的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份。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着歉意、带着温柔的答覆：“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的劳改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记忆。由於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於许多个人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於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複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涵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而，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着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緻、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为《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性回顾，都属於共同记忆。由於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份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於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灭，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地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 很快，兴奋成了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瘠贫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份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六四”仍是他们心结。到了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着私家车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各就各位，该干嘛干嘛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傑，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彆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往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於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须知，这是最低限度的事情。难忘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好呀！”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那你能简单说说吗？”“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飢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抬眼望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他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他抬眼望着我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还活着。”“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他在这儿，就是我。”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他告诉我：成了孤儿，自己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飢饿史。后来，村干部可怜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和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於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们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阅读了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要以一桩官司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佈死刑，立即执行。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徵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複杂。其间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屍炉。1961年，汉娜 ·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报道审判。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紧张又意外。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被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娜。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具有了同等的份量和意义，它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她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必须以全人类的名义，应该尽可能多地公佈真相！不是公佈一部份，遮掩另一部份，被遮掩的部份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佈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於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於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佈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详见拙作《云山几盘，江流几湾，极目天涯空肠断——章伯钧在 1957》一文），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满盆满钵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於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功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了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彙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惧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但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於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於支援。”“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於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傑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於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娜。阿伦特极其精闢的论述！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於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位官员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於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里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把反右运动研究定为1957年学，自有深刻的道理和用意。因为五七历史，就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於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髒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两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份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里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

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有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而至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不能像对待日军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於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籲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往事并不如烟》）。”“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着一颗衰老乾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8月於北京守愚斋

□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