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不离婚（1-5）

虽然H大青年教工食堂暑假里也还开着门，但如同任何一个大学食堂一样，办堂宗旨 都是为学生说俏皮话提供素材的，色香味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之上。杨红和周宁在 H大食堂吃了四年，早已吃得不耐烦了，杨红就照着>，做起菜来。 她虽然也象所有的书呆子一样，对书中所说的“盐少许”之类的含糊不清很不满意， 但她是做实验出身的，知道实践可以出真知的，只要循序渐进地加大投放量，慢慢 会摸出道道来。所以杨红就常常是先放一点盐，炒两勺子，就尝一尝。不够咸，再 放一点盐，再炒再尝。如果不慎放了太多盐，她也悟出该如何补救，无非是加些糖， 加些醋，把椒盐搞成糖醋就是了。 后来连周宁也摸出了她的规律，见她放糖就问：“盐又放多了？” 杨红只笑而不答。吃饭的时候，杨红常常是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周宁津津有味地 吃。周宁起初还问她，你怎么不吃，后来知道她做饭时一路尝味，已基本上尝饱了， 也不再询问，只管风卷残云般把饭菜打扫干净，知道这是对杨红最大的奖赏和鼓励。 周宁是个好客的人，又爱喝酒，但杨红不会喝。酒桌上没有人陪着喝，就象谈恋爱 没有对象一样，虽然可以暗恋，可以自恋，但都不过瘾。所以周宁很快就开始物色 酒友。 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幢有内走廊的青年教师宿舍，走廊两边是一些十平米的房间，走 廊有两米多宽，算是厨房，两边沿墙跟都摆着煤气灶。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 门前炒菜，一时锅盆齐鸣，蔚为壮观。 杨红从小就听父母说“吃得亏，拢得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怕吃亏，就能交 到朋友，所以杨红一向是不怕吃亏的。以前住学生寝室，都是别人不要的床位她要， 别人不扫的地她扫，别人不到的垃圾她到，所以跟人处得很好，自己也未见有多大 损失。 现在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做了菜，少不了请隔壁左右的品尝。同楼还住着几个未 婚教师，也懒得自己开火，杨红就经常叫他们过来吃饭，一来陪周宁喝酒，二来也 让他们打打牙祭。慢慢的，杨红做的菜在那栋楼就很有名气了。有时哪家请客，竟 会提几斤排骨来，撂在杨红家，说一句：“做红烧排骨，今天下午请客要的”，就 行了。杨红就洗净了，烧好了，放在那里，贴个条子，免得待会有人来拿时搞错了 哪盘是哪家的。 杨红对周宁，起初也是执行着“吃得亏，拢得堆”的政策。不仅做饭，连洗碗也包 了。周宁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小时总是被他妈骂是“直肠子”， 所以杨红想都没多想，吃完饭就把用过的锅盆碗盏什么的拿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水房 洗了。等周宁从厕所归来，杨红早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 杨红没想到政策都有个执行范围，超出了范围就会适得其反，就象汉族地区的计划 生育政策如果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引起强烈抵抗一样。 很快就有人打趣周宁：“嗨，你夫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怎么会看上你的呀？” 周宁听了很得意：“肯定是我有什么闪光之处，她看得见，你们看不见罗。” 还有人见杨红在那里忙活，而周宁在外与人下棋打牌，就笑杨红：“嗨，田螺姑娘 啊，你家那个耕田的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对面的毛姐就说得直一些：“杨红啊，怎么总是你在做饭洗碗呢？我跟老丁都是一 个做饭，一个洗碗。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公平合理，天公地道。” 杨红突然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就说：“周宁他不会做饭。” 毛姐就一针见血地说：“说不会是假的，他要想学，还会学不会？你不也是刚学的 吗？” 毛姐的丈夫老丁就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就是，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 做是态度问题。” 毛姐纠正说：“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嘛，如果他真的爱你，心疼你，他什么样的事都 学得会。 杨红听了这些话，就愣在那里，突然想起好像别人的丈夫都做饭的，最少也洗碗洗 衣服什么的，只有她家，总是她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她觉得毛姐的话有振聋发聩的 作用：这不单单是一个做饭洗碗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这能 看出周宁疼不疼她，爱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周宁为她去食堂打饭、打水， 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外面玩。现在刚结婚，怎么就变得什么也不干了呢？难道爱情这 么快就消逝了？ 21 两个人的第一次别扭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周宁没道歉，杨红也不追问。 但做饭洗碗的事仍然令杨红头疼，倒不是她一个人又做饭又洗碗有多么累，她也愿 意相信周宁的懒只是从小形成的习惯，与爱不爱她无关。但别人见周宁不做饭不洗 碗就会以为他不够爱老婆。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再自信，也难免怀疑你丈夫 是不是真的爱你。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难道这些格言都是人瞎编出来的？ 杨红也知道还有一句格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但她不要说 做到这一点，她连读都读不好这句话。 上高中时，杨红的语文老师自恃普通话讲得好，能分清“z,c,s”和“zh, ch, sh”， 对朗读特别重视。杨红有一次被叫起来朗读课文，内中就有这句格言。杨红看到有 “自己”和“别人”这对反义词，就想当然地把重音放在这两个词上。但老师说她 读得不对，像她那样读，让人感觉你还可以“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老师 说，这句话的重音应该是在“路”和“议论”上，才能显出你一心走路，不怕闲话 的决心。杨红读了好多遍，都没读出老师要的效果。最后还一连三遍地读成：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吧！” 按弗罗伊德的说法，口误、笔误都是下意识的逼真反映。你误读成“走别人的路”， 实际上是因为你潜意识里就想走别人的路。其实何止是潜意识，杨红的明意识里也 是宁愿“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的。别人留长发，她就留长发；别人有刘海 了，她也剪一把放在那里；别人不穿裙子的时候，她绝不率先穿裙子。总之，是宁 停三分，不抢一秒，傻子过年看隔壁。虽然有时也觉得别人的做法不对，但也只在 心里嘀咕几句，算是 “议论”过了。 结婚买家俱时，杨红本来不喜欢粉红、粉蓝的，但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H市流行这 两种颜色，杨红为别人着想，只好买了一套粉红的。后来同楼的人个个说好看，杨 红也暗自庆幸，还是“走别人的路”好。她买的电视也是照当时的潮流，要买大的， 虽然她的房间只有十平米，但她还是买了一个29寸的，在当时已经是大而无当了。 看电视时因为离得太近，老觉得人物象打了格子一样。 对面毛姐家也是一个大电视，她丈夫老丁就对周宁说，不如你坐在我门前看你家的 电视，我坐在你门前看我家的电视，隔着走廊和一间房，距离正好。杨红想，老丁 也跟我一样，也只敢“让自己去议论”，买电视时，还是要“走别人的路”，买大 的。 杨红从小就很敬畏这个“别人”。小时候外婆说到“别人”时，脸上满是惧怕之色。 杨红想既然外婆都知道这个“别人”，一定是本镇的，而本镇能让外婆这个自称 “一把老骨头，谁也不怕”的人害怕的，应该只有隔壁的王红眼。 “杨红，坐要有坐相，别叉开两腿，别人看见要笑话的。”外婆说，扬手就往外面 一指。 杨红就想起隔壁的王红眼，听说这人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军队做过伙头军，后来又被 解放军收编，成了解放军的炊事员，后来又被国民党抓回去，后来又被解放军收 编......解放后王红眼在杨红妈妈那个学校工作，做炊事员。王红眼额顶长着一个 肉瘤，脸上一个酒糟鼻子，眼永远是红的。有人说他是被抓壮丁抓去的，但他说是 自己跑去的，“没饭吃么”，还说他打仗时用挖行军灶的铁锹砍死过人。这件事一 直让人当作历史问题调查，到底砍死的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不过那时杨 红想，不管他砍死的是什么人，肯定是个叉开腿坐的人。 杨红一听外婆提“别人”，就觉得是在说王红眼，赶快把两腿并拢，怕王红眼走过 来，拿铁锹砍死她。 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别人”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形无状、无处不在、无 孔不入、防不胜防的群体。考得不好？别人要笑话的；穿得太怪？别人会怎么说？ 杨红的一个表姐还告诉她，说找不到男朋友，别人会说你“高不成，低不就”。别 人这样说你，你的两个肩就会变得一边高，一边低，因为女人爱面子呀，“低不就” 还扛得住，但扛着“高不成”的那边吃力太多，就会压得歪下去。表姐是北大毕业 的，在北京工作，只有春节才回来，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回来没人玩，就跟比她小 很多的杨红玩。表姐总是说：“高不成？好像我癞蛤蟆吃天鹅肉没吃到一样，其实 是我那片天空根本就没有鹅！” 杨红知道自己是个“为别人活着”的人，过得再幸福，如果别人都认为她不幸福， 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幸福的。更何况是“爱不爱”这种很难找到客观衡量标准 的东西呢？什么叫爱？什么叫不爱？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还在那里以为他爱 你，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就算你丈夫口口声声说爱你，他都可能并不爱你，更何 况象周宁这样说都不说爱你的人呢？ 所以杨红虽然宁愿自己做饭洗碗而不想为这些琐事与周宁发生争执，但因为住的是 集体宿舍，不能不为群众着想，於是仍然天天逼着周宁洗碗。好在周宁有更远大的 计划在心中酝酿，也不计较，每次都丢三拉四地把碗洗了。杨红只要在别人眼里过 得去就行，自己去收拾残局也无怨言。每当周宁洗碗时，杨红恨不得在走廊上吆喝 一声：“嗨，都来看哪，我丈夫在洗碗哪，别又说我丈夫不疼我。” 22 杨红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宁可“走别人的路”，但在一件事情上却有很坚定的要走 自己的路的决心，那就是“爱情”。其实如果把“别人”这个词的定义放宽一些， 她还是在走别人的路，只不过这个“别人”不是生活中的张三李四，而是理想爱情 中的王五赵六。 杨红不知道她的爱情观是从哪里来的，她没看过多少琼瑶式的小说，也没看过多少 西方的浪漫电影或者中国古典式的爱情故事，肯定都看过一些，但并没有在脑海中 树立起一个鲜明的印象，不象现代的追星族，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是爱木村拓哉还是 爱金城武。有人说每个少女都或多或少追过星，如果真是这样，杨红追的，肯定是 星光，而不是具体的星，是那些星们在电影电视中塑造出来的人物，而不是星们在 现实生活中也会吃喝拉撒的肉身。 所以杨红不知道爱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她往往直觉地知道爱情不应该是什么 样的。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马上就能想到：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人追求她 的时候，她一看那个人，就能立即做出结论，我爱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人 问她：那你究竟要什么样的人呢？她就糊涂了，答不上来，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样的人。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人，知道 自己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或者一个重大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她们经常会说“就 是他那一句话使我爱上了他”，或者更厉害的：“那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从那时起...”。杨红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有时还强词夺理地想，说那些话的 人，也不过是象那个笑话里面吃包子的傻子一样，花所有的钱买了一盘包子都没吃 饱，后来问同桌的人讨了一个，才吃一半就吃饱了，遂后悔莫及：早知道半个包子 就能吃饱，就不该买那一盘包子了，还可以把钱省下来。 杨红就不知道自己那一盘包子是从哪里买来的，而那半个包子也一直没吃到，所以 就只在脑筋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爱情观，无法用言语来作个界定。她记得很小的时 候，跟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不知为什么说到长大了要跟谁结婚上头去了。如果外 婆听见肯定又要拿“别人”来唬她，不过小女孩说结婚，并不知道结婚这个词跟性 还有联系，只说结婚就是穿漂亮衣服，发喜糖，然后就有一个真人而不是一个洋娃 娃陪着你了。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怕被人抢了头牌，就率先说要跟毛主席结婚，其它的见毛主席已 被人捷足先登了，就抢着说要跟雷锋、黄继光、董存瑞们结婚。杨红虽然年幼，也 觉得她们天真得可爱，幼稚得无知。毛主席都已经逝世了，就是死了，懂不懂？跟 死了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杨红对毛主席逝世记得很清楚，因为刚发生不久。那天是星期四，下午不上课，老师 政治学习，杨红在学校的操场上玩，等妈妈下班。突然就听见学校广播里放起哀乐 来，杨红知道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逝世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周总理逝世，也是放这 种音乐的。杨红就见学校的老师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一边念念叨叨地说：毛主席去 世了！一边就嚎啕大哭。杨红还不太清楚毛主席逝世的严重后果，有点哭不出来， 但也捂住脸，怕别人看见她没哭会责备她，心里纳闷，妈妈不是说有一个高人测算 过，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四十五岁吗？怎么提前就逝世了呢？ 杨红就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小女孩的错误，说你不能跟毛主席结婚的，毛主席已经 死了。那个女孩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尴尬，脸也红了，很羡慕那几个抢到英雄人物 的同伴。杨红倒不觉得那几个要跟英雄人物结婚的人有什么不对，充其量也就是眼 界太高了。她不知道那几个英雄人物如今也跟毛主席一样去了另一个世界。她只知 道雷锋是殉职的，董存瑞是牺牲了的，黄继光是舍己为人的，都是英雄人物，永远 都象照片上、画面上那么年轻，可能都住在什么大地方，也许就是北京，世界上还 有比北京更大的地方么？如果有，毛主席也不会住在北京了。 可能杨红的血液里天生就没有“追星”的因子，她从没想到过跟英雄人物结婚。她 只觉得那些英雄人物住在北京，都大老远的，认都不认识自己，自己怎么会同他们 结婚呢？如果他们就住在镇上，又走过来说喜欢自己，自己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杨红想来想去，不知道自己要跟谁结婚，就突然想起以前看妈妈学校老师联欢时， 有一个马老师，是个“摘帽右派”，曾经在台上拉过二胡，那音乐给她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不知为什么 就把她听哭了。当时还就因为她哭了，就有老师起来说今天是 个喜庆日子，拉这个做什么呢？那个马老师就尴尬地下去了，搞得杨红很不好意思， 觉得是自己害了他。后来问妈妈，才知道马老师拉的是“江河水”，好像是说一个 女的受了什么委曲，在一条江边哭泣的故事。杨红就想，难怪那么伤心。 杨红就对女伴们说：我长大了要跟一个会拉琴的人结婚。她觉得这个理想还比较现 实，当然不是马老师，他那么大年纪了，肯定等不到我长大就死了。她也不明白为 什么妈妈老说马老师是“摘帽右派”，杨红看见他的时候，他都戴着一顶黄军帽， 从来没摘过。女伴就问她，什么拉琴的？杨红就比划了一下，结果大家都说，还说 什么拉琴的，原来是锯木头的。杨红觉得她们没听过那个音乐，不知道它的妙处， 也懒得跟她们多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红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的，不是全面实现，至少也 是部分实现，因为周宁也可以拉拉二胡的，只不过拉得没有那个“摘帽右派”好， 不会拉“江河水”，只会拉“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只会拉前面慢的部分，拉到 后面快的部分就拉不下去了，声音也是直杠杠的，不优美。问他，他只说我这个人 学什么都是这样，进门比谁都快，但学到深处，就没耐心了，我拉二胡就是因为学 不会揉弦，就放弃了。 23 有人把女性按她们的择偶标准分成三大类型：攀龙附凤型，门当户对型，救世济贫型。 对最后一种类型，很多人都以为是指那些有钱的女人，下嫁了一个穷光蛋。其实这 个救世济贫并不是就金钱而言，而是就感情而言。 女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一个要靠她的爱情才能活下去的男人，她们喜欢听男 人说“如果得不到你的爱，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或是“如果你不爱我了，我 就一死了之”。如果你想用“天涯何处无芳草”去打动一个女人，基本上是会以失 败告终的。女人的救世济贫，就是要用自己的爱情拯救一个爱她爱得病入膏肓的男 人，爱得越深越苦的，越需要她拯救的，越能打动她的心。如果她的爱能使一个杀 人魔王立地成佛，或者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重获新生，或者使一个寻花问柳的浪荡 子忠贞不二，她多半是要把爱情拿出来救那个男人的。 有人刻薄地说这是因为女人有“救世主情结”，实际上是因为女人普遍具有同情心 或者母性。如果一个男人听一个女人对他说“等你等到我心痛”，男人会开心地想， 心痛就好，可以再晚几分钟去，既然想着我就不会立即跟人跑掉。如果换了一个女 人呢？她多半就想立即跑过去，对他说，我来了，让我来治好你的心痛。 杨红的择偶观就是典型的救世济贫型，不过她执行得更极端，已不限於爱情了，算 得上极端救世济贫型。在她看来，爱情是跟金钱地位不沾边的，一沾边就不是真正 的爱情了。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时，如果是当官的公子，暴发户的儿子，她见都不 见，就推掉了，心想，我在他们生活中算个什么？至多就是锦上添花。 不能说是周宁的穷打动了杨红，但他的穷，绝没有影响杨红对他的感情。杨红从不 计较周宁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工作好不好，她觉得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才说 明她对他的感情是真挚的，是不夹杂任何金钱的成分的，所以很为自己的高尚情操 自豪。 但她没想到是，她不计较周宁的穷，周宁自己却很计较自己的穷。 刚毕业就结婚，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钱。杨红好一点，H大从七月下旬就开始发工资给 她，还分了房子。而周宁那边呢，要到九月他去报到了才开始发工资，所以整个暑 假里，周宁是颗粒无收。 杨红的父母虽然觉得女儿的婚事来得太匆忙，但他们尊重女儿的决定。这是女儿的 终生大事，应该好好办一办，他们也还有一点积蓄，请几桌客不成问题。但周宁一 听说婚礼就面有难色，因为他没钱，他父母也没钱。虽然杨红告诉他不用他掏钱的， 周宁仍然不开心。他说：“我是个男人，拿不出钱来办婚礼，觉得活得很窝囊。如 果你父母拿钱出来办婚礼，我在婚礼上只是个牵线木偶。结婚证领了就是结婚了， 为什么一定要办宴席呢？” 最后两人都折衷了一下，没有在杨红老家办婚礼，只在H市请了两边的父母和一些同 班同学。杨红本来还想趁蜜月出去旅游的，后来也知趣地不提了。 周宁从学生宿舍搬过来的东西，只有一个樟木箱子，里面装着周宁所有的家当。杨 红这才知道为什么周宁身上总有一股“伤湿止痛膏”的味道，原来是樟木箱子在那 里作怪，就跟周宁商量，说我们现在有了穿衣柜、挂衣柜什么的，把这个箱子扔了 吧。 周宁不同意，说这个家里唯一属於他的东西就是这个箱子了，他要留着，如果以后 杨红不要他了，他还可以收拾收拾，提着这个箱子回老家去。杨红见他把两个人的 东西分得这么清楚，有点生气，但听他口口声声都是说杨红不要他，而不是离婚啊， 分手啊什么的，心想可能他因为家穷有点自卑感，也就不去计较。 周宁有一双黑色的破长筒胶鞋，早就没人穿的那种，杨红趁周宁不在时，丢在水房 门外，等回收废物的人来捡去。结果周宁比回收废物的人先到，一眼就看见了自己 那双破胶鞋，又把它当传家宝一样提了回来。 他弯腰拿胶鞋的时候注意到旁边还有 不知是谁丢掉的一个破闹钟和一个旧收音机，也见财起心，顺手牵羊地拿了回来。 杨红看了哭笑不得，说：“要那个破钟干什么呢？家里又不是没有钟？” 周宁自己也觉不好意思：“丢了怪可惜的，我会修钟，修好了送给我老家的人用。” 周宁说的老家，还不是他家现在住的银马镇，虽然那个镇在杨红看来已经是贫穷落 后得可以了。周宁的老家在一个比银马镇还贫穷一百倍的周家冲。光这一个“冲” 字，就足以使你对那里的偏僻和贫穷产生无穷联想了。杨 红婚前跟周宁去过一回， 因为周宁说要让她看看他出生的地方。坐手扶拖拉机再加上步行，搞了差不多一整 天，杨红才看到那个周宁魂牵梦萦的周家冲，杨红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个地方，只 觉得恍如隔世，真个是不知今夕是何年，在解放后几十年的今天，居然有这么闭塞 而贫穷的地方。如果她一定要自不量力，用文字来形容，只能说谁看了谁想哭。 杨红就不明白，中国怎么还会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只是个小镇， 但也许是离省城不远，父母又是教师，所以从来没受过这份穷。杨红站在暮色中的 周家冲，看几个形容枯槁的女人从田里回来，突然想到，如果自己出生在这里，恐 怕也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大概也同这几个女人一样，生于斯，死于斯，藏于斯，世 界上知道自己的人不会超过100 人。 去过一趟周家冲，杨红很能理解为什么周宁做的梦大多是有关那个地方的，那种贫 穷落后真的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叫你过目不忘，尤其是你到过另外的世界，或是 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心中有一番对比的话。 杨红那时冲动地对周宁说：“我们两个人都到这里来教书吧，我们可以让这里的孩 子出去上大学，离开这里。” 周宁无精打彩地说：“我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了，你也呆不到三天就想离开的。我只 感谢我的父母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把家搬到银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