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中国内地允许开设妓院，理由如下；
1，由于20多年来内地实行计划生育，有些人为了要男孩儿，将出世的女婴溺死，有的在怀孕阶段作B超，是男孩儿留下，是女孩儿就流掉，造成这20多年来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新生儿性别比高达119左右，就是说，有100个女婴出生的同时，将有119个男婴来到这世上。如果按现在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的话，那么平均119个男人将有19个男人娶不上媳妇。这些娶不上媳妇的人也要解决生理上的问题，没有一个正常出路的话，这些人就要自己想办法，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同时这也是个人权的问题，社会，政府有义务，有责任为这部分人考虑这些问题。
2，中国现在可能有着世界上的最大的暗娼市场，与其让暗娼泛滥，不如政府有秩序的管理起来。
3，可比较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等疾病的蔓延。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艾滋病的蔓延的主要原因是不洁性交所至。政府允许开妓院的话，可在卫生问题上很好的抓起来，定期体检，发给卫生许可，在防治性病的传播上给予正确的指导，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延缓艾滋病等性疾病的传播，有利于社会。
4，可有效地缓解目前中国的就业难的问题。
5，可增加政府财政税收，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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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车站附近见过妓院一条街，说是妓院，实际就像商店一样，一间挨着一间，那里秩序井然，由警察在附近巡逻，在那个黄金地段，足有百十来家那样的店铺。在那里挂牌营业的有各色人种，成人以上的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墙上都挂着营业执照和健康合格证之类的东西，门窗都是玻璃的，有了业务就拉上帘子，没业务时从业人员在里面做着各种诱人的姿势，店铺好像三班倒，人闲店不闲，好像利用率很高。
附注；2
“剩男”时代与“性交易合法”问题(ZT)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男性已比女性多出3700万，其中0岁至15岁的男比女多出1800万。专家认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1月2日《楚天都市报》）。
专家指出，未婚青年增多，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已构成了威胁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的一个弊病。而从微观面来说，这些由于受到婚姻挤压而不能成婚的男人，解决他们的性生活则是当下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
三千多万的缺口，数字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在现在至未来许多年内，由于社会可供应的婚育年龄的女性人数无法匹配适婚男性人数的需要，可以想象，婚姻的挤压问题将异常突出。诚然，当社会进入“剩男时代”，一些男性由于诸多方面的相对弱势，而将无人问津，无奈要“将单身坚持到底”。
男人可以不结婚，可以不要后代，但不可以没有性生活。这种纯粹的最原始的生理需求不以人的任何意志而可以改变。凡是人的生命，终究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即“生活问题”和“性的问题”。孔子在《礼记》里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亦说：“食色性也。”可见，古代中国先贤就已经认识到性对于一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
一个男人长期得不到性的满足，将会躁动不安，蠢蠢欲动。过去媒体几次报道入城务工的农民工，因为性压抑而潜入工地附近的大学女宿舍，骚扰女大学生。媒体长篇累犊报道进城农民工的性饥饿问题，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而三千多万无法寻觅配偶的男人的性生活问题，更值得社会重视。
这三千万以上的剩余男人由于寻觅不到配偶，而没有长期稳定的性伴侣。由于生理需要，他们定当 “寻花问柳”。当然，他们的这种需求需要通过市场供给渠道加以解决。而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受制于种种因素，性交易市场尚未合法化，而是潜伏在地下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产生社会危害，导致艾滋病等传染疾病的传播，危害到社会安全。
西方许多国家政府抛开暧昧的态度，理性看待这种性服务交易的存在，并加以正确引导，并促使其成为一种产业加以合法化，拨云见日呈现在阳光之下，这不但增加了政府税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些负面问题的产生。
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进入“剩男”时代，性服务产业由于社会的广泛需求，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巨大市场，与其压制，不如顺势引导，这样一举多得。三千万以上剩余男人的性生活问题绝非等闲小事，政府不应该等闲视之，而应尊重客观事实。性交易是古老的产业，从未中断过，也不会因为压制而销声匿迹。政府承认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引导性交易市场理性化健康化的需要，更是“剩男时代”社会客观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