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旧事）知青阿奎

阿奎近视，总是戴着一副眼镜，夏天习惯的动作是摘下眼镜，右手握拳，把中指关节突出来，用指关节外侧揩鼻梁侧被眼镜架脚积压的汗。他喜欢戴一顶鸭舌帽，把帽舌中间的叭叭扣打开，把上半帽舌竖起来，看上去有点像军官的阔檐帽。这身装扮有型有款，在那个年代如此注意装着的人不多。我估计他是看《列宁在1918》学列宁的装着，如果他摘掉眼镜，在长一下巴胡子，他那脸形配上那顶蓝帽子还真有点像电影中列宁的形象。不仅是装着，他还喜欢唱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草原，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我听他唱这首歌听多了，我自己也学会唱了。

 

阿奎比我大一点点，不在一个年级，所以，文革前虽然认识他，但很少来往。文革复课后，他哥哥和我哥哥下了一个农场，后来，他哥哥在五指山上迷了路，几天后被人找到后已经神经失常。我们的哥哥下乡了，我们的父母也下乡了，我们都成了自己独立生活的少年。有一阵子，我在一个邻居家里总是看到他不声不响地坐在书架前看书。如此一个多月，我们三天两头打照面，竟然没打一个招呼。一天，他问我家里有没有父亲留下的书，我说有一箱子。他很兴奋，问我能不能让他到我家看书。原来，他就是这样一家一家地看别人家里的书。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就答应了他，如此一来，我们就天天相处，就成了好朋友。

 

他到我家，打开我父亲留下的一个绿铁皮箱，把里边的书翻出来看。他有时也向我显示一下他的才华。如他能以相当精确的比例徒手画出中国地图的轮廓，他还给我看过他的一篇小品作文，人物栩栩如生，场面气氛浓厚，我知道他顶多比我大两岁，但他才华横溢，老成持重，俨然比我大了一辈分。

 

有一段时间，他鼓吹罐头生活。到了月底了，把积攒下来的钱买一个罐头吃。我也跟他一起，吃起了罐头。那时罐头很贵，品尝罐头纯属好奇。不过，百货店里的罐头种类屈指可数，如广口瓶装的糖水桃子和铁罐的波萝罐头，没几个月，我们就把市面上仅有的几种罐头都品尝完了。

 

有一天，我们各自数数自己手头的钱，每个人都有十块余钱，我们决定骑车远征。第一天，我们驱车走了至少一百一十多公里，走的都是轱辘会打滑的黄沙公路。那时候公里没什么汽车，离开城里近一百公里处，农民可以把公路扫出半边晒谷子。赤日炎炎，我们骑车骑得汗流浃背，喝汽水是我们最大的开销。那时汽水有三种，橙汁、白柠和沙士。橙汁汽水最贵，白柠汽水和美国的雪碧或“七上”差不多，沙士汽水相当于美国的根啤酒。平时我们喜欢喝橙汁，但是，路上我们喝沙士多，沙士比橙汁便宜两三分钱，而且更解渴。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市场，约摸每走二三十公里，汽水就涨价一分钱，大概是运输成本的原因吧。我们喜欢骑车旅游，骑车看的乡村风情多，有一种自由驰骋的潇洒感觉，或停或走，随心所欲。我们一路上吸引很多农民好奇的眼光，他们没见过26寸的凤凰牌自行车。同样地，田埂上摇水车的农民和路边晒谷子的村妇，还有路边的稻浪荷香，也满足了我们的好奇眼光。

 

晚上，我们到了端州，住进了镇里唯一的一个旅店――华侨旅社。旅店见我们没有单位证明，只有学生证，不收我们住。但是镇里只有这一家旅店。我们转了几条街，又回到华侨旅社，旅社服务员觉得大老远的来两个毛孩不可思议，与当地公安沟通了好久，我们在柜台前坐的都快睡着了才让我们住下。那时华侨旅社属于高档旅店，一间木板床的房间供我们住两晚，共收了我们一块八。十多年后我还住过每晚七角的旅社，可见我们那时住的确实是高档旅店。临睡觉了，阿奎剥了一头大蒜，自己吃了两瓣，递给我两瓣吃，我咬了一口辣得直冒汗，说不吃了。他大发雷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对我发脾气，也是最后一次。看他那样子，我只得嚼下两瓣辣得烧心的大蒜。我知道，阿奎比我大，他觉得两人出来，出了事是他的责任，那时国内流行脑膜炎，我们累得够呛，阿奎怕我们身体免疫力出问题。

 

第二天上午，我们起车游览七星岩，景色绝佳。叶老诗云：借得西湖水一圈，更移阳朔七堆山。山奇水秀，鬼斧神工，这可是我们亲身体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新闻记录片中的风景。中午，我们驱车十多公里，到了鼎湖山。那时不兴旅游，整个山就我们两个人。山外赤日炎炎，山里却林密敝日，清凉无限。我们一直走到瀑布下，在瀑布前的水潭游泳。水清见底，我看着水底一块大石头，觉得站上去也就是齐胸深的水，不料一脚踏下去竟然没顶。我好奇怪，浮出水面定眼细看，确实是齐胸深的水，把脚探下，确实没顶。好多年后我才知道，由于水的折射率的缘故，视觉的深度只是真实深度的四分之三。改革开放后地方大力开发旅游业，我又去了鼎湖山几次，后来看到的潭水已经浅得不过膝盖了，大概是山上开公路的缘故吧。山上的树林也不如我个阿奎去的时候那么茂密了。尤其是当时山空林静的精致，被现在的游人如织取代了。

 

第三天，我们骑车回家。快到家了，我们每人身上就剩八分钱了，于是我们每人喝了一杯红豆冰，把钱花得一干二净。

 

复课两年后，阿奎毕业了，被分到茶场做知青。那茶场本来是个劳改场，在那做知青真晦气。阿奎写信给我，说宿舍里臭得厉害，半夜二层床上的人直接往床下撒尿。那时候，知情最关心的事就是回城，最大的志向就是做一名工人。回城不容易，工厂招工不多，所以特别挑剔。知青都发展自己特长，有的打球，有的玩乐器，总之有一特长被招工的机会就大。那时农场的知青，有点像美国的黑人，要出头就往文娱体育发展。阿奎文质彬彬的，不是那种文娱体育的材料。后来，他在茶场里搞照像，在茶场的照像馆里工作。他寄给我一张他的杰作，一张120黑白照片：在茶山上，茶树间，戴着他那整成阔檐帽的鸭舌帽，侧身撩衣角，好美的风景，好帅的造型。照片角上写着 “第二故乡”。叫现在的人来看，他那形象潇洒自豪，好像就是扎根农村了。“第二故乡”，实际上有许多无奈和绝望。

 

后来，他为了追求技术工人的人生，他竟然去了一间监狱，他到监狱内的车间与犯人为伍做工人。可以理解，茶场干部以前都是管劳改犯的，这不，阿奎到监狱可以管犯人了，虽然没能回城，但是技术活先学了，管和被管的角色倒过来了，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按照阿奎的来信，我做火车，转长途，去监狱探望阿奎。下车走了一阵，远远就看到监狱。监狱的墙比普通围墙高三倍，上边还有铁丝网和哨亭。我绕着高墙走了一段路，才找到门口。我进了门内的接待室内，对警卫说明我要找阿奎，警卫摇了个电话（那是真摇，是战争年代留下的电话系统），然后叫我等着阿奎来出来。我按习惯与警卫搭话聊天，他铁着脸不搭理我，好像我是讨债的似的。过了十多分钟，阿奎出来了，跟警卫说明我是他的朋友，就带我进监狱了。我问阿奎这警卫为什么不请我坐着等，也不跟我多说一句话？阿奎说，这里人一天对这犯人，没有社交活动，远离城市，个个都这性格。我想，这大概就是学校政治课讲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吧，监狱把犯人和看守都变成非人了。

 

我们才走两步，七八个犯人推着两轮板车出去，穿着没领没袖的号服，过门口叫大声报一个号。我问阿奎他们是去哪里，阿奎说他们是去地里中田的。阿奎说，监狱种了许多稻田，还养了猪。中午吃饭时，我看到犯人也有肉吃，很奇怪，那时即便普通百姓也难得吃上肉，我若干年后到黄布沙时，还见到许多农民只是吃木薯干的呢。阿奎解释说，这猪是犯人自己养的，所以能吃上肉，不单猪肉，就是粮食和菜都是犯人种的。

 

阿奎带我去看其中一间监狱。监狱是一条走廊，走廊两边都是号房，每边有六七间。走廊很宽，有三四米宽，号房是铁栅栏门，站在走廊可以把号房里边看的一干二净。走廊口也是一大铁栅栏门，从走廊外透过铁栅栏往监狱里看，就想在动物园看关老虎狮子的笼子一样。走廊尽头两间是厕所和澡房。走廊靠门边的两间也不住犯人，一间是图书室，看那些书有大半是红皮的。另一间是回客室，给亲友探监用的。监狱每个号房里是一溜的通铺，有点像我在农村分校睡的床，采光比我在农村分校的校舍好。每个人的床铺不宽，估计不足一米半，床上被铺五颜六色，但都折得有塄有角，军事化的。估计监狱警卫把军训那套用来管理监狱了。监狱空空的，犯人都去干活去了。

 

我们看完监狱，就去看车间。路过一个礼堂，阿奎告诉我这个礼堂是犯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盖起来的。监狱人才济济，工程师技术员都有。我们碰上一些犯人，他们见到阿奎就叫“队长”，我很惊讶，问阿奎什么时候当上队长了，阿奎回答说，这里犯人见到所有监狱里不是犯人的人都用“队长”打招呼。我问还有那些不是犯人呢？他说车间里很多刑满后不愿出去社会上，就留在监狱里生活，就和阿奎一样不是犯人也不是警卫或管理员。

 

阿奎带我去了一个大车间，生产立式车床，那可是大型机械，我相当惊讶，监狱里能生产技术含量那么高的产品。阿奎说还有一个电镀车间，电镀电筒。

“是什么牌子的电筒”我问道。

“虎头牌”

“什么？虎头牌电筒是在这里电镀的？”

那个年代，百货商店只有一种电筒，就是虎头牌电筒。按现在是说法，也算是个流行的名牌了。

“你学什么工种？”我问阿奎。

“什么都学，现在学电工。”

“谁教你呀？”

“我问他们，他们不敢不教。”

 

“我们去织布车间看看吧。”阿奎边走边说。

“这里织什么布？”

“工作服布”。

工作服布就是现在的牛仔裤布，特别结实。离织布车间老远就听到织车梭子嘈杂的声音。一个女警卫栏住了我们的去路，说凡是男人都不许接近女犯人。阿奎央求她，说看一眼朋友的母亲，女警卫就是不让我们过去。小付和阿奎是同班同学，我也认识，小脑袋，也戴一副眼镜。小付的母亲是右派。我那时才知道，小付的母亲就关在这监狱里。哎，宇宙就这么点大，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有熟人。

 

那天看完监狱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阿奎了。后来他终于实现了知青回城的愿望，去了中部一个汽车厂做工人。可惜的是，待他回了城，时代又变了，做技术工人己经不时髦了，因为恢复高考了，时髦数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