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蕾莎修女：聖徒還是騙徒？

今年九月，是德蕾莎修女逝世十周年記念，她扶貧的工作，舉世聞名，她關懷病患的形象，深入民心，她獲天主教會列入宣福名單，尊稱之“真福德蕾莎”，下一步便是封聖，晉身聖品。但在修女晚年，批評之聲漸現，甚至以她只是為教會斂財的騙徒。最廣為人知的攻擊，在修女死後出于英國名記者Hitchens，其論據很多轉述自一名印度醫生，認為叫她“窮人之友”，實誤導公眾。她每間收容所只照顧二三百人，加爾各答另一基督教慈善組織日發免費餐達萬八份，可愈修女在全球提供的食物總和。不過醫生對該記者所參與批評修女的記錄片，又認為過份煽情。筆者並不準備介入各種批評與褒揚紛紛擾擾的爭議，最後怎樣評價修女，該交與讀者判斷。本文只擺出兩種不同意見和態度，希望找出思維南轅北轍的原由。

批評者先是採取一種醫療觀點看修女的工作。德蕾莎服務的地方，缺乏現代化設施，員工未接受過完整的醫療訓練，似乎不打算治好任何人。修女竟會不用止痛藥，使療養院成為病人痛苦的死亡場所。修女不打算建醫院，也多次拒絕動用捐款購買先進醫療設備，連輛救護車都不要。可是自第一天起，德蕾莎修女便已不是要經營“療養院”，更遑論醫院了。她成立的是“垂死者收容所”，名為“清心之家”。收容所未有之前，她為幫助貧病者，自行先接受過醫療訓練，才結集十二位修女，成立博濟修女會，穿上傳統印度婦女的沙龍，白布鑲藍邊以資識別。有天德蕾莎赴醫院商討合作，路見帶鼠咬傷口的老婦倒臥在地，忙為之測量呼吸脈搏，幸見一息尚存。德蕾莎先驅趕掉她附體的蒼蠅與螞蟻，除去傷口的血跡與蛆蟲，再送老人到醫院。怎知院方拒收，修女懇懇央求，才允作起碼救護，但仍不肯提供養病之所。修女向市政府保健科申訴，答之以愛莫能助，只代為商得一印度寺後院暫供棲身。婆羅門階級起初還大表不滿，認為非印度教不該進出聖廟，然而德蕾莎無懼反對，繼續往市郊道旁搶救更多瀕死老病，予以清洗餵食，收容照顧。這些切實的救濟，漸漸平息反對，也終找到修會自己的落腳點，專從事安頓遭社會遺忘的孤苦貧弱。有的人幸獲搶救，得以再生，不然至少也能在愛心溫暖中安然撒手人寰。正如一位老人臨終前拉著德蕾莎的手說：我過去之生有如狗，今天之死才像人！

德蕾莎修女從始即不是要以最優良條件，幹最偉大扶貧事業，而是願盡己微薄之力，幫助最無告之人。博濟會有非同一般傳統慈善形式的獨特負託，修女希望捐款的每分每毫，都能用得其所，無所虧欠。她們由最初常缺資金，到後來聞名國際無慮捐贈，以後一些用不上的善款，如轉交教會另作更合適安排，本屬自然之事。修女甚至不拒受非所需的金錢，如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及該晚的盛宴，她都一概謝絕了，要求當局直接把錢轉送印度窮人。論幫助病人，天主教並不缺乏療養院及醫院，但那種工作德蕾莎不覺得是自己份內的事。關懷病苦的各機構，不妨作一定分工。正像教會辦一流的大學，同時也蓋小屋幾間的學校。有德蕾莎修女作簡陋不起眼的救濟，同時也興建設備精良非常專業的研究與行醫施藥俱優的醫院，一樣是為回應社會上各種需要。批評者或說修會並不自動公開帳目，捐款去向成疑。眾所周知，修士與修女無私產，修道團體主持的慈善組織一樣須滿足政府有關部門要求，財政狀況仍然間接透過法律方式置于公眾監督之下。指控德蕾莎修女是為自己是為修會以至是為梵蒂岡歛財，都需證據，說捐款“毫無疑問”怎樣又怎樣了，這類猜測，也應有起碼踪跡可尋，但很可惜，所有批評者皆無法拿出任何具體說明。

批評者另一針對性的指陳，是她不配被稱為“加爾各答德蕾莎修女”，加爾各答是現代化的大城市，並非西方宣傳中的印度人間地獄，供修女去作慈善表演的舞台。傳媒說修女把她一生奉獻給加爾各答，完全言過其實。她經常在六大洲飛行，穿梭政要權貴間，自己有病入住大醫院。不過揆諸德蕾莎生平，她十八歲抵印接受修道訓練，而成長于天主教家庭的她，十二歲已加入兒童慈善會，對窮人懷有悲天憫人深情，至十五歲終決定赴印度實現志願。1937年起正式為修女，後執教于加爾各答天主教中學，再任校長。但城中乞丐街童到處流浪令之不安，經多年掙扎，她決定步出寧靜的校園及修會，走入草根，尋求可完成自幼志願的新路向。可惜她的請辭遭上司置疑動機。1947年東巴基斯坦宣告獨立脫離印度，恐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湧入加爾各答，難民處處，疫症失控，德蕾莎修女苦苦向總主教和教宗急切陳情，翌年獲教廷批准得以自由修女身分服務。1950年一個僅十三人的博濟會成立，初事輔助醫療，迅轉到自己專職收容貧病者的定位：“面對貧苦中的貧苦者，幫助他們活得更有尊嚴”。六十年代，其工作已在加爾各答街知巷聞，由于需求殷切，人手短缺，要招募外地義工，義工輾轉介紹，日為世知。這引起英倫作家Muggeridge注意，著手出電視特輯與寫書，把德蕾莎修女的職志與獻身詳作報道。作家原本是著名的不可知論者，素以尖刻文筆馳騁文壇，他因採訪修女，與宗教結緣，並成了教徒，更出任過愛丁堡大學校牧。自修女善行廣受社會肯定，教廷才公開頒予和平獎章，而197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終使她成為國際人物。但不過四年，修女健康嚴重惡化，多番手術。修女與病魔搏鬥之餘仍為和平事業四出奔波，病了住入各地的醫院，常亦非她自己所能作主。病痛及百忙中，只要條件許可，她都回加爾各答清心之家服務。1996年先後骨折及換心，她不想會務受阻，1997年請辭退出博濟會，未數月隨即辭世，享年八十有七。德蕾莎修女身後，留下博濟會修女四千，義工十萬，又一百二十三個國家中的六百一十所慈善機構。她與她的事業雖成世界性，但印度仍視修女為模範公民，替她舉行國葬。其實早在未成國際人物以前，印度政府1962年已向修女頒贈蓮花獎，一份少數公民可享有的傑出榮譽。“加爾各答德蕾莎修女”怎麼可以說成是西方宣傳呢？這是印度政府與人民超過半世紀的觀察與肯定，最後更得到了普世認可。聯合國秘書長追悼說：“她一個人就是聯合國，她就是世界中的和平！”加爾各答自當為她感到與有榮焉。

自由知識分子每以挑戰成規為得，甚至要拿出副反叛的壞孩子形象才似夠獨立思考，像Hitchens為緬甸鎮壓僧人要西方杯割北京奧运，但又在西方禁煙的餐廳點煙顯性格。看到真福德蕾莎道貌岸然，叫無神論者的他更有興趣去逗她一逗。他視修女絕非甚麼無私的人道主義者，反之她乃一原教旨的偏執狂，崇拜“痛苦”，病態地以自苦接近天主。他引用修女回媒體問中的一句話“我認為窮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去與苦難的基督分享苦難是件美事，我認為窮人受苦對世界有幫助。”教導窮人該受苦？德蕾莎修女怎麼如此愚昧殘酷？然而要理解一個人很難憑一句話。我們知道修女不是講而是一生身體力行扶貧救苦，修女認為窮人不該受痛苦折磨，絕無疑問，只是她豐富的生命體會，使她對痛苦有自己更深層的看法。她認為，人類最大的真正悲哀，去到底並不存在于貧困疾病飢餓，而是遭遇不幸，竟給世界抛棄！環顧世界，貧窮非僅在窮國，即使在西方，她說，我也發覺難以消滅。當我扶起個臥倒街頭的人，端茶送飯，他不渴不餓了，我滿意了。但他仍感到沒人要沒人愛，被拒社會門外震慄！這世界需要心連心的愛，才窮而無怨，死也安息，對于懷有信仰的德蕾莎而言，要如此，便需要上主之愛了。她的話，是探討本質問題而非存心逃避現實。正如和平獎典禮記者問她：“我們怎麼促進世界和平？”她答案是：“回家，愛您的家！”想抬槓的可以說，那維和部隊、國際談判與物資救援豈不都白幹嗎？何況你修女有家不要還誓不成家呀。可是她修女沒否定你各種軍政經努力，只是希望大家看到更不起眼一面，和平由家始，由更貼心的地方出發。她們捨家做修女，不因輕視家，反之正為致力于一種根本的心靈和平而奉獻。當今世界所需要的，世俗眼見的工作是一端，宗教隱秘的修為是另一端，我們都要有人來做。

德蕾莎生前的私人信札今年結集出版，披露她半世紀之久的心靈黑暗，向友人剖白隱埋深處的世界，枯乾，孤獨，折磨，祈祷無回音，好像上主並不存在。Hitchens興奮地指出，看多自欺欺人，她向人傳福音，竟是可憐蟲！此書是修女封聖一重要文獻，這時發行乃為揭修女虛偽嗎？不，教會眼中，這正是聖人的真實面目！深刻的靈性生活裡，上主的不在場，神聖的缺位，是難免的磨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一樣是耶穌上十架的哀號。聖人非超人，不是沒常人的脆弱；正是人的無能，彰顯神的大能。信徒有信仰，抵禦疑懼；但非不再疑懼，但有面對疑懼的勇氣。德蕾莎要卑微，但反受推崇，故常祷告說：來吧，來做我的光！雖然掩面黑暗，仍慕光明，這叫信心；我沒有光，唯基督做我光明，這才是真的神聖。上主存在之證，非因感覺之浮光掠影，而在有她那永不休止的渴求，成聖生命的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