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30, 2007
我是2000年接手报道外贸新闻。刚开始我不是特别乐意，因为我有一种不知道哪儿来的成见，觉得政府部门特别死板教条枯燥无聊。可是领导这么安排的，我心里虽然不乐意，嘴上却没说什么。当时外贸组有三个人，同时离职了，他们的beat就都由我接手了。可能因为人手不够，也可能因为我是新人有工作激情，才给了我这么多内容。
当时田老师让高薇带我见见外贸圈子里的人。不知道高薇有什么毛病，现在想来，她当时没起一点好作用，净散播我的谣言了。我在报社实习结束的时候，高薇就极力劝阻我不要去报社，我没听。后来高薇临出国前借用了丁学梅的宿舍放东西，非要把钥匙交给我保管，然后我周末由公司组织去北京郊区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参加活动，大晚上的打电话给我朝我要钥匙，我说了我的情况，她问能不能找车回来，我说郊区找不到车，她竟然就开始冲我喊。然后我的手机就没有信号了。周日回来她仍气呼呼地给了我一通教训，说要去再配一把。我心想你自己没安排好冲我发的什么邪火。我把这件事告诉丁学梅，她只是笑，说她屋里的东西都要扔了，让我看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拿去用。当时她另有房子了，报社好像要收回这间宿舍。我便拿了两个垃圾桶和两个竹编的小篮子去。现在想来，不知道两个烂婊子是不是使诡计害我，当时一点都没有防备。烂婊子不会撒谎说是我偷的她的吧！我后来还拿了垃圾桶到办公室去用，人家问我哪儿来的我也都照实回答的。后来还有一个人送快递来，说是给高薇的，钱都还没付呢。烂婊子又没交待我，我凭什么充冤大头。 现在想来，幸好当时生气没替烂婊子取，否则还不知道烂婊子又要赖我什么呢。高薇出国后回来过一趟，正好碰见几个人在市长之家吃饭，她问小霍许炳澜有没有从家里回来，小霍说应该还没有，我说好像在水房看到他。然后高薇要许炳澜的手机号，小霍说没有我说有可是她后来也没要。
刚开始跟我联系的是外经贸部新闻处的马德志，山东人。为了搞好关系我还试过跟他攀老乡，现在想来，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那副嘴脸真他妈的恶心。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有一次通知我说报社某位领导给我们联系了一个部长的专访，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新华社对外部的车玉明问我有没有这回事儿，我说有，然后专访就没了，问马德志说是因为我告诉别人了。日你十八代祖宗的，这么着地陷害你家姑奶奶，当时我都已经报稿了。这种又空又长又臭的专访，你愿意准备你家姑奶奶还懒怠翻译呢。然后就是去上海出差，住花园饭店，外经贸部通知说要报社出钱，我就问田老师那是不是就不去了，田老师还是让去了。可是后来结账的时候，马德志突然说房费他们外经贸部出了，我可以随便开张发票回去报销。报销的时候我在机场买了东西开的发票，可是管账的人说那种发票不能报，需要外经贸部的人开张证明，然后我就找马德志开了张证明，找一个编委签了字。当时也没多想这事儿办得有多恶心。
刚到报社的时候我没有beat，常老师经常找一些题目让我写，很辛苦但是也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报道。（本来以为常老师只给没beat的新人找题目，有了beat就可以有新闻发布会或者自己想题目了，后来外贸组的张艳说常老师有时候也给她题目。但是据说常老师给别人题目，很多人都嫌太辛苦了不写。）后来王传东想把IT报道做大了，准备让我加入他们，（当时我跑纺织轻工），他还跟田老师提议过，没成。然后我就接手了贸易，田老师说是主任（朱灵）的意思。后来还听说主任以前也跑过这个beat，写过很多大稿子。因为我们报社是英文报纸，很多读者是外国商人，所以对外经贸类新闻很感兴趣。
刚开始跑外经贸部的时候，他们特别冷淡，顶多就是各种例会，很多活动不让参加，参加的还要等新华社的通稿，不能随便发稿。总之是一大堆规矩。感觉他们挺重视内宣的，但是不怎么看重外宣，好像把我们中国日报社当阶级敌人看待似的，总是提防着忽略着。 不知道他们是向来这样，只对中国日报社这样，还是针对我。
有一次其他报社一个跑外经贸部已经很久的记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中新社的余东辉）问我外经贸在我们报社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口儿，我说还算是吧，容易出大稿子，但是政府部门管得比较死，很多读者感兴趣的话题他们都不说。我们的工作，向国外宣传介绍中国，帮助中国与世界沟通，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是有利的，但是政府部门总是三缄其口。如果是那些公司比较多的口儿，比如IT，很多公司为了宣传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公关部门或者雇佣公关公司跟媒体联系，对记者都客客气气好声好气的，还经常有车马费。因为做广告一个版就十几万块钱呢，而记者写的稿子因为其公正性独立性比广告的宣传效果更好。但是我们到了政府部门这儿，为了宣传他们的工作，得低声下气地求着他们，就这样他们还一副官老爷作派好大不乐意呢。那个记者说他们不敢说可能是怕我们乱说。我觉得这个担心更是多余了：如果政府部门做事堂堂正正的话，有什么必要躲躲藏藏的呢？知情权啊。而且，我们也是正规的大报，不会故意捣乱，以前又没有惹过什么乱子。再说，如果我捣乱遭到他们封杀，我肯定会被领导批评的。他便问我对这个工作满意吗。我说还可以吧，虽然挣钱不多，但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经常出差各处看看觉得挺有意思的。尤其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还没考虑太多房子车子等现实问题。他便问我的收入情况。我说我们就是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加稿费，但是我们这批进报社的就不分房了。没外企挣钱多但是也没他们工作累。感觉媒体的收入应该是平面媒体不如广播台，广播台不如电视台，中文媒体不如英文媒体。他好像还问我媒体竞争的事，我说英文报纸现在还没几家，但是也有很多国外的媒体进来了等等瞎侃了一番。似乎还聊到找工作，说了说外企的着装要求，北京户口等等。
当时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是跟那个记者聊天，没想过要给谁指点工作。不过有可能那个记者闲聊的时候就把这话传到了外经贸部什么人的耳朵里。不知道他们听了以后是不是茅塞顿开，工作思路立即清晰了很多。感觉外经贸部新闻处的态度就渐渐有了变化，会经常开开吹风会安排个采访什么的。
我想这么做是件对外经贸部和各新闻媒体都有好处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外经贸部新闻处那个张蕾怎么回事，处处挑剔我：着装（傻逼，我说的是我们报社不像外企那样要求化妆穿西装，所以可以穿得休闲点。可是我每次出去参加活动都是很注意地化妆穿休闲正装的。参考了时尚杂志里介绍的OL办公室衣着。非要像烂婊子似地穿黑色西装才行啊？姑奶奶正当妙龄，不想学烂婊子扮寡妇。）；言行举止（拜托，我又不是参军，没必要什么都跟你一样吧？真他妈的有毛病。）等等等等。在我跟外经贸部的接触中，我一直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张蕾对我的这些批评明显是鸡蛋里挑骨头，很有人身攻击之嫌。
我不知道外经贸部新闻处是否曾经试图封杀我，因为我跑外经贸部后不久任侃就让我告诉他们我们报社从来都是派最好的记者跑外经贸部。马德志通知我去上海出差的住宿要自己承担时，我说我们报社一般这种需要自己付费的差都不出，所以我需要问问领导再决定。我当时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或者包含任何威胁意味。后来田老师就让我告诉他们以后只要是外经贸部的活动，即使需要我们自己付费，也要通知我们，我们也会派人去的。还有就是第一次我参加的外经贸部与各媒体领导的年度见面会上（2000年底），报社派车让我跟朱英璜去的，好像还跟马德志要了个停车证。朱英璜因为我说了外经贸部的态度太冷淡管得太死，在会上的发言挺严厉的，后来他说他这样做不一定对我的工作有利。第二次和第三次年会的时候，外经贸部的马德志或者陈荣凯打电话说邀请函传真到总编室了，希望我们报社能派个级别高点的人，比如总编副总编什么的参加，我向田老师和总编室反映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不在我。
其实对于派谁去，是否派车，是否安排部长专访，我的在乎都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只是简单的工作需要。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尽心尽力把它做好。说实在的，外经贸部新闻处的通稿都很无聊，感觉写有意思的报道还需要自己挖。好像常老师有一次说外经贸部给CNN安排了一个部长专访，我说不知道，没看到，外经贸部也没有通知我。我觉得做为一个年轻的刚接手的记者，他们不通知我活动和不重视中国日报社应该大部分不是我的错，我并没有在工作中有任何大的差错值得他们封杀我或者忽略中国日报社。我只是一个螺丝钉，所能做的很少。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尽量地做得很professional。
据说有一次部门吃饭的时候，我没参加，田老师说起来外经贸部对我很不满意，要求换人。丁学梅很讶异他们对我不满意，说要不行就让我跟刘百家换，我跑IT。说实在的，跑外经贸部确实是有点辛苦：坐车到外经贸部大约要两个小时，回来又要两个小时，如果堵车时间就更长了，可是外经贸部吹风会后经常不让写稿。不过这些抱怨的话我从来都没向外经贸部新闻处或者报社领导反映过，顶多就是跟同事发发牢骚，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换beat。
我记得最初联系外经贸部的时候几乎每次打电话给张蕾，她的回答就是“这个不能说”，“这个也不能说”，“这个还是不能说”。所以每次放下电话都很丧气。再有就是她经常说一定要严格按照通稿发稿。（她好像只针对平面媒体和通讯社，不知道电视台广播台都怎么办的。）他们的通稿一般是新华社写，中文的，很不符合英文媒体的写作习惯，有些说法在英文里根本没有。（当然我的写稿风格也受到过刘伟玲任侃的批评。2001年中国日报社承办APEC会刊的时候，任侃因为我改了新华社的通稿都跟我急了，说我政策性差，生气地派给别人了或者他自己写的。加上我当时本来就心情不好，还跑出去哭了一场。我想每个人的风格不同。我有点偏向于不太喜欢那种四平八稳的稿子，总想换换开头，所以对任侃还是挺不服气的，觉得他是在领导那儿受了气拿我撒气。）2000年度媒体见面会前我向朱英璜汇报的大致就是这些。朱英璜后来对他在会上和会后的发言似乎有些懊悔冲了点儿。我反倒觉得他讲话含含糊糊的很隐晦了，不知道是不是领导们讲话比较圆润比较有技巧。（报社派人参加的时候我也是希望能派个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去的，因为觉得外经贸部这样的衙门很注重级别，副部长说话和司长说话的分量不一样。有个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参加与其说对我个人的工作开展有好处，不如说对报社的整体发展有好处。而且，我想外经贸部开会也不是为了听好话打哈哈的。后来外经贸部新闻处态度改进以后报社再派领导参加这个会都是和我分开去的，我也就一直都没有机会说他们好话。）
不知道张蕾他们家是不是祖祖辈辈都是官，当官当惯了所以总想管着别人。最初联系外经贸部的时候曾经有规定所有外经贸部的稿件必须经过他们处审批：先发采访大纲，然后等他们的回复，写完稿子最好再让他们看看。这样一套程序下来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新闻早变旧闻了。不过这种管制后来宽松了些，可以自己给各个办公室打电话问问题了。而且后来也有了比较懂业务的人，会简单回答一下，告诉哪个处室的业务，或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说，能说到什么程度等等。但是张蕾一直都是想管着别人。我感觉有点针对我，总是想管着我，嫌我不听话。比如一起到国外考察的时候，跟那些中国的外交官或者中国公司外派人员见面的时候，她就一会儿嫌我问题太多了，一会儿又嫌我跟其他记者讲话不理那些人了。在伦敦，没什么安排的时候我要去看看泰晤士河坐坐地铁也遭到极力反对。我想她可能怕出事。可是怕成这样也有点儿过分了。既然这么怕，干脆死了算了，还活着干嘛。出门儿有可能被车撞死，吃饭就有可能噎死。估计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部门的升迁大多靠熬年头，只要不出错就行。还有就是她可能有种风头被抢的感觉。其实我不是那种有事没事爱跟领导套近乎爱出风头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会碍到她。
感觉她有种错觉，好像她是我的上级领导。别说外经贸部和中国日报社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了，就算她是我们报社的领导，也不能像对待他们家童养媳似地对待我吧。每次出差我都喜欢顺便四处看看，说起来我挺感谢提供这种出国考察机会的单位的。不过如果有人以为可以就此高人一等了，那对不起，欧盟驻华使团两次请我出去我都没去呢。也就是说，咱还没稀罕出国稀罕到拿人格交换的地步。
2003年7月份，外经贸部在大连开会，还在中国日报上做了一个还是两个版的特刊。虽然我跑外经贸部，这特刊的钱我一分都没拿到。我到大连那边负责组稿以及跟外经贸部联系，田老师在北京负责发版。头条是欧盟驻华使团主动向我要求采访，去之前就安排好了的，所以很顺利。同去的人也都很合作，写稿很快，八点多钟稿子就都传回报社了（专家改完了，就等着上版了，没有大连那边的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和戴琰就去做按摩了。（后来发现那什么按摩啊，骗人。）回来后田老师说她这边忙到半夜才完。专家对稿子也没问题，不知道她怎么忙到那么晚，她也没多说。外经贸部是傅艳带队，说了一次报纸怎么十点多了还没送到参会人员的房间里。我问了大连站长说因为那边没有发行点，在等从北京来的航班空运报纸过来，我就跟傅艳回了话，说负责发行的人说了会尽快送到。
对比起来，我就觉得张蕾针对我，故意出难题使我没法工作。2001年外经贸部在苏州开会的时候由她负责媒体，会前她特意叮嘱这次会议的报道必须等外经贸部通稿，不能随便改动，不得发其他稿件。我说了英文媒体的特殊难处，她很不耐烦地打断我说呆会儿再跟我单独讲，就招呼别人去了。我当时因为其他的事心情不好，再加上本来就有发言稿，我就跟着去参观同里的车去同里了。谁知道正好坐在当时的浙江省长习近平旁边，因为其他地方的位子都坐满了。我当时对习近平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老婆是彭丽媛，还是别人提醒才知道是他。他问我怎么不参会，我说外经贸部有通稿，而且有要求不能随便发稿；他问如果参会多一些背景资料是不是会有助于理解，我说都有发言稿，心想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就不来了，让外经贸部传真通稿回去。后来有人问我要采访习省长吗，我又重申了一遍外经贸部的要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心情很郁闷，没心思采访，何况我对习省长一无所知。不是我故意怠慢他或者告外经贸部的状（他又不是外经贸部的上级）。
还有一件事，是2001APEC会刊期间的。任侃叫我到外经贸部新闻处所在的大楼去送什么东西还是取什么东西。进去后见到马德志，很惊讶我怎么就过了安检了，说我的证件不能进那座大楼。我说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他们外经贸部新闻处通知了安检的人才放我过去的。马德志便说要把这个情况汇报一下，叫他们加强安检。然后新西兰驻上海领事馆主动帮我安排了和他们外长在希尔顿饭店大堂的采访，我按照大会指南要求的程序向安检部门申请批准，可是到了约定的采访时间还不见回复。我只好带了证件去了约定地点。离约定时间还早，我就坐下来考虑要采访的问题。这时候一个保安过来问我，我说了和新西兰外长约了采访，也按照程序通知了组委会的安检部门。可是那个保安说他没有接到通知，我说可能时间太紧了还没来得及通知他，问他能不能查一下，还给他看了我的会议证件和工作证。那个保安坚持他们必须保证外长的安全，没有通知不能让我采访。我只好打电话给新西兰领馆的人，他说他们外长可以接受采访没有问题。我转告了那个保安，说我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大堂，可是他还是胡搅蛮缠不讲理，我只好继续准备采访不理他了。采访完了以后，又有一个保安拦住我不让我走，命令我坐下，开始了另一轮的盘问。我仍然很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缘由，他仍是不依不饶的纠缠，就是不肯放我走。我就怒了，拿起桌子上的烟灰缸砸了几下桌子，站起来就走人。那个保安还是拦住我不放，我就开骂“他妈的”了，惊动了大堂经理，她才让我走了。回到采编室，我仍觉得委屈，没按程序过安检就冲了进去放声大哭。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否马德志捣了鬼，事后也没有任何说法。没有领导批评，我也不觉得主要责任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