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某些脑残的哈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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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日本屠杀中国人：二战初期的美国

戴问天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CCTV-1播出了电视连续剧《八路军》。其中有一段戏，王稼祥向毛泽东报告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形成德、意、日和美、英、法两大集团。毛泽东纠正道，还不能把美国划到英法圈子里去，罗斯福总统还在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从中发财。毛泽东这段话说得很对，美国虽然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1938年欧洲上空开始出现战争乌云直到1941年12月，它对大西洋彼岸采取的却是“隔岸观火”的政策。对于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在更长时间里已经不是“隔岸观火”而是“隔岸助火”，即通过向日本大量出售军需物资来发战争财。二战战火能够烧得那么旺，美国恐怕也有一份应该总结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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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人似乎并不知道在日本侵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究竟做了些什么。2003年2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该告别冷战思维了》的文章。作者（署名“老石”）说：“美国从来没有对我国提出过领土要求，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支持与帮助。”并且举了飞虎队、二战援华物资为例。作者显然不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整整十年时间美国所做的并不是“支持与帮助”中国，而是不顾我国的一再反对，把“废钢铁”和木材卖给日本，使日本得以用这些东西做成飞机、枪炮和炸弹，侵略我国。当时陶行知先生鉴于美国军事物资源源输往日本的严重性，曾经策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会，由那时在美国的经济学家胡敦源先生主持。研究会搜集美国官方资料以后发现，先天不足的日本，侵华所需军事原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最多，1937年占到百分之五十四点四，1938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这就不难明白在《陶行知日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出版）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

　　（1938年5月4日）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讲演：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在座国会议员司克脱（Scott）先生对大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全场一致起立，表示禁运决心。

　　1936年9月，陶行知被救国会派往欧洲，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会后又作为救国会代表到法、英、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直到1938年才回国。张家康先生《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书屋》2005年第8期）告诉我们，1937年9月胡适曾经受国民政府委派出访欧美，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这样，那时在欧美便同时有官方与民间的两个安徽同乡兼留美同学会都在从事“国民外交”。不过陶行知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抗日，当年便写了《东北两少年》的诗，其一题《哀张学良》（哀“长城躲到黄河边”），另一首题《勉冯庸》（东北冯庸大学校长，时率学生南下请愿），还写了《敬赠马占山主席》。而胡适则直到1937年“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时才改变态度，此前一直是个“主和派”。1936年胡适到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还在为“蒋先生”的不抵抗政策辩护。据陆璀说，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上海有一个名叫胡阿毛的司机，把满载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汽车开到黄浦江里去，自己也壮烈牺牲，陶行知为此写过一首小诗，里面有“恭喜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之句〔1〕。遗憾的是我父亲（他是陶行知早年在晓庄师范的学生）后来三次编辑陶先生的著作（《行知诗歌集》，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时都没能找到原诗。

　　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做法，早就引起美国民众的不满了。1936年美国西海岸发生过海员罢工，反对把军事物资卖给日本供其侵略中国。但是，民众的决心并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于是我们又看到《陶行知日志》有这样的记载：“（运废钢铁去日本的）挪威货船起航，有十七名海员拒绝去日本，被德克萨斯州行政司法长官拘留。”据《陶行知日志》提供的数字可知，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英国占百分之十七点五，德国占百分之三点八。分类来说，美国所占比例分别是：铜百分之九十二点九，各种油料百分之六十点五，汽车及零件百分之九十一点二，铁（废钢铁？）百分之五十九点七，铸铁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各种机械、发动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陶行知先生离开美国的时候，曾经在临别演说中专门说道：“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所以讲，如果说二战之初美国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是“隔岸观火”的话，那么它对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是“隔岸助火”了。

　　尽管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层不乏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那样与美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人，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又把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罗斯福总统有同窗之谊的胡适派到美国去做大使，但美国政府仍然像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唱的那样，“一点面子也不讲”。反过来，它大量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的行为又持续了三年多。根据张家康先生的文章可知，甚至到“珍珠港事变”前夕的1941年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美日协定草稿，还只要求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只字不提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英、澳、荷三国大使表示无异议，胡适则不请示国内当即表示反对。直到半个月后（12月7日）日本炸弹落在珍珠港美国军舰上，美国当权者才被炸醒。别忘了，那时的日本飞机还大量使用木材制成，那木材说不定就有美国卖给它的；而日本制造炸弹所用的钢铁，很可能正来自陶行知先生在美国一个又一个港口看到的准备运往日本的“铁山”。倒是苏联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于1937年8月21日和中国政府签订条约，不但支援了飞机（当时苏联空军所用E-15和E-16型战斗机），还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派来飞行员，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1938年4月29日，中国空军十九架飞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四十五架飞机并肩战斗，击落日机二十一架。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和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在飞机受伤的情况下驾机撞向敌机，英勇牺牲。解放初期我在重庆育才学校上学，那时育才已经从抗战期间陶行知校长创办时所在的合川古圣寺搬到市郊谢家湾，学校旁边便有一座阵亡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的坟墓。遗憾的是1951年街道扩建时被平毁了。

　　其实，美、英、法等西方列强对日本侵华早就采取了姑息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们不顾以战胜国身份与会的中国的强烈反对，决定把原来德国在华利益转交给日本，引发了成为中国历史重要转折点的五四运动。甚至在英国已经对纳粹德国宣战以后，1940年7月18日，英国还和日本签订协议，封锁滇缅公路，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和铁路器材经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进攻那时还属于英国的新加坡和香港，美英两国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

注释：
　　〔1〕陆璀：《痛悼陶行知先生》，1946年8月14日《大众日报》。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纪念陶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