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毛心黑手辣，拉一派、打一派，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意见，进行“三借”不自今日始，兹顺举“富田事件”引以为证：
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一路上受到强大敌人的围堵追击，损失惨重，投奔到政权巩固、物质充足的东固山。这里的领导人李文林，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红二团党委书记兼团长，次年任红二、四团政治委员，1930年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党团书记处书记、秘书长，红军学校校长，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行委”是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统一行动而将中共、共青团与工会三组织合并而建立的机构，成立于1930年8月——冯治军注），为江西红色政权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李文林，并把东固根据地与井冈山、赣东北及湘鄂西等根据地相提并论，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
李文林亲率一连队伍，从兴国的莲塘赶到永丰龙冈，接应朱毛与红四军。两支队伍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了会师大会。毛在大会上说：“上有井岗山，下有东固山。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我相信，东固山和井岗山最终一定会联结起来，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块革命根据地，最后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国！”朱毛红四军受到东岗固乡亲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并筹集大量棉花、布匹为四军做寒衣。李文林还送了2000银元和大量子弹、给养，给予四军。毛泽东、陈毅、粟裕都对东固根据地称赞不已。陈毅有诗：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岗，会师天下壮。
粟裕有言：“这块（东固）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
如果你原先不知道这整段历史，光凭阅读到这里就往下想像，你是无论如何想像，想像力再丰富，也不会想像到会有如下的结局：
毛泽东于1931年5月30日，于万泰县古坪村，枪毙了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临刑前，李文林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32岁。
毛泽东的阴谋手法和步骤，大致如下：
第一步，打一派、拉一派，借刀杀人；其标志为“二七会议”：矛盾是绝对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每事有矛盾，每物有矛盾，问题就是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没有矛盾就不成世界。赣西南特委内部在工作上存在意见分歧，并发展成派系斗争。一派以李文林为首，包括李白芳（特委秘书长）、龙超清（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丛允中（特委委员、赣西南路行委书记）、曾炳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常委兼军事部长）、郭承禄（特委委员、北路行委书记）等人，是多数派。后来这些人悉数被毛枪毙，无一幸免。另一派以刘士奇为首，包括曾山、陈正人等，是少数派。这些人都成为毛培植的私人势力。
为了严厉打击李文林派，毛泽东于1930年2月7日在陂头召开了联席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二七会议”。会后，毛泽东发出第一号公告，认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甚维克化。”
在毛泽东主持下，枪决了赣西南特委郭士俊、罗万等所谓“四大党官”。刘士奇写给中央的报告说：“二七会议主要的意义，是打击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取消思想，开除了大批的地主富农，使党的路线走向布尔甚维克的精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为毛泽东后来利用打AB团来铲除李文林派，埋下了伏笔。
第二步，用打AB团捏造罪名，来借题发挥；由于毛的亲信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滥杀无辜，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仅凭谣言，说是打下吉安后缴获的文件涉及AB团，有一张收条便是苏区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个地主是李文林的父亲；便诬陷李文林是“AB团总首领”。其实，所谓“文件”、“收条”，谁也没有见过，，况且，李文林的父亲也不是地主，也不识字，根本不会签字。从头到尾，全是胡说八道。毛通过手中前总委书记的权力，在第一时间突然拘捕李文林。毛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的混乱局面，将李文林及其同党诬陷为AB团一举铲除。
中共江西省最高领导人的被捕，令广大军民震惊与困惑不解，军中出现对毛泽东及总前委不满的情绪。
这场打AB团的运动来得极其迅猛，毛泽东将捕人权下放到团级，杀人权下放到师党委。加上没有任何的政策指导，很快就变成滥捕滥杀。在毛泽东及前委导演下，一个月的时间，红一方面军四万人中就杀了几十个总团长（AB团的总团长）、四千四百余个AB团。其中大部是江西的红军将士。这次被称为“黄陂肃反”。有的老干部回忆说，当时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及总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去。”信中指令省委，“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李同志”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
李韶九挥舞着“尚方宝剑”，一到富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便立即驱兵包围了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军事部部长）、周冕（省政府财政部部长）、刘万清（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及任心达等八人。
李韶九等肃反人员发狂似地连续捕捉、审讯，使用地雷公、线香火、拷打、铁烙、割乳、烧阴户等各种残酷、卑鄙的刑法（1930年12月段良弼给中央的报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还亲手掌刑。当时曾任中共安福县县委书记的汪安国回忆李韶九抓他AB团后审他的情况：“他摆出一副关公似的脸孔，大声吆喝说，你是AB团吗？快把你们的组织说出来！当时，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长竹片、烙铁、绳索等刑具，我知道这是用来对付我的。当然我不能误供我是AB团，于是，两个大汉把我的上衣脱光，继之李韶九亲自动手，烧红烙铁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烫呀，这我怎么能受得了呢？我观此情形知道，供认是死，不供认也是死，与其不供认受苦迟死，不如供得早死个痛快，就在这个思想支配下，供认了我自己是AB团。这样李韶九才把我放下来。”就是这样，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卫队共破获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枪毙省委交通和技术书记17人。第二天又枪毙24人，其中省行委7人。霎时间，江西省行委、省苏政府机关和整个富田村野，阴云密布，腥风血雨，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老百姓惊恐不安，窃窃私语：“不得了啦，红军在杀红军，共产党杀共产党，湖南佬在杀江西佬……”
12月9日，李韶九带着一个排从富田到东固红20军（由江西地方武装组成）驻地，计划在20军中更大规模地抓AB团。174团政委刘敌闻讯后，于12月12日上午发动属下一营官兵包围了20军军部，捉起了李韶九（后逃脱）和毛泽东亲信军长刘铁超，李带来的一个排也被缴械，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等人。下午，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省政府机关，收缴警卫连的武器，释放了被当作AB团而逮捕的100多人。毛泽东的亲信曾山和古柏趁乱逃走。这就是震惊中共的“富田事变”。
15日夜晚，由段良弼为代理书记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丛允中在会上报告了李韶九捕人刑讯的经过和原因，丛允中慷慨激昂，说李韶九捕捉AB团，大肆杀人的“近因”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企图将江西的忠实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以稳稳地做皇帝；“远因”是赣西南二中全会开除了刘士奇的党籍，刘是毛的走狗。
第三步，对李韶九来说，他是“杀鸡头”，是为毛泽东摆宴；对毛泽东来说是“杀敌头”，用肉体消灭的办法来解决反对意见。来党同伐异，斩草除根。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两万人之多，江西党政干部不剩几个，至于红20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至副排长等全体干部统统被拘捕，几乎全体被杀，溃不成军，番号取消。
1932年2月，陈毅调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他对江西苏区内肃出那么多AB团给惊呆了，反对凭刑讯逼出的口供捕人，并释放许多名“嫌疑者”。这可触怒了李韶九。李冷笑着说：“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马、好枪了！”陈毅闻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马、好枪，谁敢来！”但李韶九品质极坏，且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陈也不得不加以提防。
有一天，陈毅被召去开会，暗忖说不定会像李文林，有去无回，遂特意交代年轻的妻子萧菊英：“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六点钟我还没有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
她等到六时，仍未见归，误以为是当作AB团抓走，其实没被抓，是路遇敌人袭击，马被打死，迟至八时方归。陈毅四处寻找爱妻不见，她竟跳井自杀了。陈毅抚尸痛哭，送葬回来，深夜愤书，吟诗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
检点遗篇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何在，
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
几回读罢几回痴。
……
尾声：李韶九骨已成灰，毛泽东还要他当“替罪羊”。
苏区中央局和代理书记项英认为：富田事变是“因为过去赣西南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的结果——党内一股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的斗争。”演进而成的。周恩来也批评毛泽东反AB团“简单化”、“扩大化”、“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王明上台，比李立三更左，他根据苏联的肃反经验和国际“反右倾”的指示，认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而项英领导的“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本来李文林已被项英释放，当改由毛泽东取代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后又再次拘捕李文林，并变本加厉，大事残杀江西地方领导人。毛泽东是以反王明的左倾路线而起家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拥护王明路线。这里就隐含着毛反AB团的险恶居心；同时，20年后，毛轻描淡写地承认了“错误”，却找了李立三、王明，尤其是李韶九当了替罪羊。建国初期，他回答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说：“这是一个问题，那时两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肃反审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轻信口供。在处理问题上，扩大化，简单化，错杀了自己人。”50年代又说：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糊涂。”（资料基本上是从《周恩来与毛泽东》第一、二章转引而来，其中不乏照抄之处；也参考了其他材料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等）
毛泽东制造和处理这次事件的原委和始末，就是一部活脱脱的《矛盾论》，或者反过来说，《矛盾论》就是一部“窝里斗”哲学。就词的本意讲，矛盾原本就是专指自相矛盾、内部矛盾、窝里斗说的；即在“子”的内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是到“子”的外部，以“子”之矛攻“人”之盾，或以“人”之矛攻“子”之盾，那就根本构不成矛盾的情景了，就不存在尴尬了。按《矛盾论》的原理讲也是如此：构成矛盾的前提条件是，矛、盾双方必须居于共同体中。例如炸弹，引起爆炸的矛盾双方，一方在弹壳内、一方在弹壳外，就爆炸不成了，就构不成矛盾了。例子不胜枚举，数学中正数与负数、物理中正电与负电、生物中雄性与雌性，各成一对矛盾；但正数与负电、正电与雌性、雄性与负数等，就不能构成一对矛盾，因为它们互为外部。所以，“内部”就是“矛盾”唯一的时空界定。人云亦云、有口皆云的所谓“外部矛盾”，就说白了，误入歧途了。对抗、对立、敌对、冲突、斗争、侵略、自卫、差异……组成了能够用到“外部”的相应的词汇。外部可以有不对抗、不冲突、不侵略…。。（友好、妥协、和平……）的时候，内部却没有不矛盾的时候。我所以特别强调理论思维首重概念，不是咬文嚼字、专抠概念；而是因为进行逻辑思维靠的是概念与概念联系形成判断，判断与判断联系形成推理；概念一混淆，判断和推理就必然会跟着全都乱了套。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个人的内部矛盾是什么呢？答曰：“既要做最荒淫无耻的婊子又要树高过世界屋顶的贞节牌坊。”这就是他自信能够实现、其实无法实现的政治野心的实质。因为解决矛盾的途径是，只能取其一，所谓“二者不可得兼”；如可“得兼”，就不存在矛盾了。毛泽东必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虽研究了一辈子矛盾，但他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个性硬要他超越矛盾。
从实践上讲，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总结的基本上是内战的经验，而毛泽东最为热衷和最为拿手的是“窝里斗”。你可以在相形之下提出问题：以国内外讲，他恨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恨谁狠呢？以党内外讲，他恨蒋介石和刘少奇；恨谁狠呢？以世界共运内外讲，他恨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到底恨谁比较狠些呢？从理论到实践，毛泽东坚信不移，他的政治野心的实现或失落，取决于中共、中国、世界共运的内部矛盾的发展和结局。这就是他最为重视“内因”（即内部矛盾）的缘故；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不打自招地表明：“国之内战、党之内斗，其元凶——舍我老毛其谁欤？！”而且事实也证明：老毛不死，国无宁日，党无宁日，甚至要搅得天下大乱！
3，极端卑鄙
上面我们揭示了毛极端自私的两个本质特点：极端贪婪和极端阴险，现在要说第三个特点：极端卑鄙。但这一点前面已多所涉及，况且在下面“三”里还要作进一步的揭示，所以就不在这里单独论述了。接着来论述第四个特点。
4，极端黑暗
说他极端黑暗，是指他政治目的落伍、反动，政治过程黑箱作业，思想阴暗，道德沦丧。，生活糜烂，造成中国社会比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还严酷、还禁锢、还黑暗。
（1），政治目的落伍、反动，仅为一己之政治私欲就要人民做出无限牺牲。
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毛泽东要扛住历史的闸门，堵塞民主的潮流，倒拨历史的车轮，抗拒世界现代文明的进展。
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掀开了现代史的第一页。继续挺举和捍卫这面三民主义旗帜的，是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是领导浴血抗战、取得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全面胜利的蒋委员长。从此，中美英苏并称“世界四大强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是治国无能、乱国有罪的毛泽东，反民主共和之动，复君主专制之辟，推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名的法西斯政权。从此，大陆同胞陷入挨“解放”之中；中国人民站出来了！（开斗争会时，总是喝斥斗争对像：“叫他站出来！”）
对这个政权的定性，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至今仍未获”改正”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当年把它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林彪副统帅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压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借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相形之下，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得轻描淡写多了。他在回答奥女士“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时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他谈到“搞特权”时说，“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二卷第305和292页）可邓小平“自己”（也是自己！）却把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连儿带孙一并“选择”了出来。所以，也就甭单说某人或某事“是沿用了封建主义的做法”或“封建主义残余尚未肃清的表现”了。干脆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就是这个东西。”说是“科学体系”绝非诬指，李锐先生提供旁证：1950年5、1劳动节，是毛亲手加上了最后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的。当年孙中山曾怒斥、力拒别人喊他“万岁”，认为既推翻了帝制，就要消灭这一套封建玩艺。至于到文革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更是喊声震天动地，让他过足了皇帝瘾。
从大学生到副统帅，到总设计师，三个人程度不同地都承认了毛共政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而我则说，它只承袭了封建主义的糟粕；马克思说的封建社会的“脉脉温情”；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温良恭俭让”；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说的“纳了粮，自在王”等等，都叫毛验明正身，执行了枪决。还有，在经济上，封建社会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即便按马列的说法，农民也还有半独立人格。可解放后呢，说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剥夺者，他们共产党要剥夺剥夺者。而农民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共产党搞了借刀杀人、借题发挥、借头过关的土地改革，农民刚分到土地，不久就来了合作化，土地便又倒手被变相剥夺了去。接着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饭在公共食堂，组织是军事化营（生产大队）、连（生产队）、排（小组）；生产战斗化，劳动是大兵团作战；生活纪律化，农民成了社员，一切行动听指挥，完全身不由己，甚至连农民的生活资料如家禽、家畜、树木梁檩、铜杓铁锅……也被无偿地收公，属于他的财产只有随身带的“一双筷子、一个碗，还有一个铺盖卷。”别说你的财产权，即便你自己的身子，也成了“磨道的驴——但听喝”，任人调拨。你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得服从命令上山去大炼钢铁；有的小脚老太太用手巾包几个石子搬来运去。农民连封建社会的半人格也没有了，反而又兼具奴隶社会的奴隶身份了。当然，不止是农民，而是全民！北京大学才女、当代中国崇高人格的代表、右派份子林昭女士，以“中世纪的遗址”、“奴隶社会”，直接定义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历史学家辛灏年说：“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在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谁是新中国》第567页）这是何等地准确、透彻、全面、毫不含糊啊！说中共政权是封建主义固然有道理，但它却更具有奴隶制度的特征：士、农、工、商不就是士奴、工奴、农奴、商奴吗？黑五类不就是黔面的罪奴吗？
孙中山先生说他的三民主义是发财主义，为大家谋发财。这个主义不但不侵犯私有财产，而且增加你的私有量。但是，决不能损公肥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任何人、任何党派不可得而私也。革君主的命就是要把天下还给天下人，是谓“天下为公”，是谓“博爱”。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五卷第198页）他声嘶力竭地教唆不要讲良心，不要仁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经过痛苦的观察、血泪的体验、科学的分析研究，得知毛的共产社会，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择劣组合：极端贪婪地“共”别人的“产”，就造成了“人人为公，天下为私”的局面。天下为最高奴隶主毛一人得而私也，再扩而大之，成为全世界的奴隶主，这就是毛的终极关怀；说别的，都是假的。据别人揭露，右派份子章伯钧早已对中国这种局面有所觉察，他曾说过：“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当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1957年7月。9日，《人民日报》）
揭示毛政治上的反动落后、开倒车，可以从他的极端独裁、滥杀无辜、路线斗争采取肉体消灭、阶级斗争为纲、破坏科教、文化、艺术、生产等等数之不可胜数的各个方面；但考虑到中国的主体是农民，按毛泽东思想讲，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又是毛打天下的主力军。因而，弄清毛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其他问题自当皆可触类旁通。
如上已述，土地改革，农民分到土地，这是得到的唯一实惠。但也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以前线上农民的儿子积尸如山为代价（当毛主席拿着红蓝铅笔，在跟解放军将领笑谈“人海战术”、规划攻城战役的时候，说：“。我们准备牺牲20万战士，。拿下这座城市。”这时候就会有20万个活体，通过毛的笔尖变为尸体。）。随后合作化，土地就又给“共产”了。叫农民缴公粮、卖余粮，实行统购统销，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盘剥农民，用户口政策使农民沦为二等国民。受到不平等待遇，例如就业、子女升学、卫生医疗、统销物品及其它紧缺物品凭证票券等的供应；特别是在饿死的四千多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可怜的农民；而毛泽东哄骗得他们团团转的，是让他们残害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平时歧视他们，占他们的光，让他们干脏活、累活。得低工分，贫下中农优先干俏活（活轻工分高，例如培养一种肥料菌种“九二O”。因他们缺乏科学知识，又不肯钻研，结果都失败了。反正只要高工分拿到手就算。民谣作证：“九二O，九二O，养了一班儿寄生虫。”）；在开会，或运动中，要地富站到或跪到前面挨镇压、挨斗争，是家常便饭 ；还要做惩罚性的义务劳动：剥夺一切权利，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就使贫下中农产生优越感，感谢毛主席让他们翻了身，把地主、富农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轮到了我们在你们头上拉死拉尿了！”到了忆苦思甜的时候，还可以给他们甩一脸鼻涕、唾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跟着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贫下中农并且被吓唬：地富梦里都在想复辟，一旦地富复辟，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后就言出法随，就唆使农民斗争几个阶级敌人，要他们交代复辟梦、变天帐。这就是为什么毛把农民害到这一地步，还能受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颂的原因。河南省副省长、河南大学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份子王毅斋先生，因看到农民受共产党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愤然说道：“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河南日报》1957年7月26日）要说“活该”，不仅是农民活该，知识份子也活该，民主党派也活该，你王老也活该，我划右派、住监狱也活该；谁叫我们以拥护邪恶的共产党为进步、为光荣来？埋怨“活该”无济于事，不如总结教训而利于行。但愿你、我、他，谁也不要再办“活该”自食其果的蠢事了。
由于毛极端自私的本质，决定了他“宁负天下人”；把“为人民服务”当作“羊头”挂，。而实际上置人民于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苦难之中，走共同贫困的道路。这便是毛所谓“革命”的真谛。和充分体现这个真谛的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的革命的历程，请看他的革命哲学—下面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标明“高等教育哲学教材”，由郭建宁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纲要》第114页上的“1，穷社会主义”（无需我指明，这是具有官方性质的观点）：
列宁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明确地否定了列宁的上述观点。他写道：“列宁说过’国家愈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就愈困难’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正确。实际上，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越要革命。”毛泽东这段话，反映了他越落后越容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念。而这一信念，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一穷二白”的赞赏上。
毛泽东最早论述“一穷二白”的意思，是在1956年2月，当时还叫“一空二白”，是他在2月14日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的插话中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中国的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是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末尾，他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1958年6月1日，《红旗》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里，毛泽东看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但却忽略了一张白纸也是没有基础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只是白纸更利于他笔意纵横、肆意挥毫。他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可见不简单即不白，就要戴紧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赞赏“一穷二白”的同时，毛泽东对“富”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其不再想革命……。他们生活的高水准，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
据此，他对农村中富裕中农不敢冒富大加赞赏，认为是好事。他在1958年3月23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
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已在政治上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他还对外国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的观点表示赞赏，认为这话讲得好，因为穷就有压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断进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不仅表示了对资本主义“富”的担忧，同时也表示了对修正主义“富”的担忧。他说”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高薪阶层，先出现在文艺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以穷为荣的思想发展得更为严重。1973年6月，他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
从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穷是光荣，穷要革命，穷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贯彻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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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至此，喟然兴叹：就算是历史上的暴君加昏君，也只是暴虐无道、骄奢淫逸，只顾自己享乐，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无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谁像毛一样，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让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以保持其所谓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穷、不白，他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相当初，人民跟他闹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时光吗？现在成了屎壳螂撵屁扑了空：“目的是没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价值观！”
因为我出狱后又在农村监督劳动十六、七年，所以对农村、农民比较了解。农民把这种饥饿政策理解为“饿鹰策略”。他们说：“打鱼人只有让渔鹰总是饿着肚子，它才有下河逮鱼的积极性，一但吃饱，它就懒了，不动了。”他们还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只有文盲才会有的说法：“社会主义制肚（度）——社会主义是专门制人民的肚的”；“社会主义肿（总）路线——社会主义是一条叫全民浮肿的路线”；“社会主义高草（潮）——农民听干部宣讲毛主席编写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说：“合作化前，从没见过田间的草长这么高；原来这就是主席说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高草’！”；“人民公社是瞧粮（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入了公社，瞧着粮食大车小车都缴上去了，恐怕到不了共产主义就全都进了天堂”：另有，农民与布谷鸟对话：
”布谷布谷！你吃的啥饭？”
“菜汤糊糊，菜汤糊糊。”
“你咋不吃五谷？”
“粮食制度！粮食制度！”
为了革命，必须“饿鹰”。这就无怪乎谁主张发展生产力，毛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给予斗倒斗臭了。文革时，哪个领导人提倡“抓革命促生产”（本是毛提的左倾口号），他就指责你意在以生产压革命。
毛泽东思想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这个革命胜利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的命革了一个段落，就该由中国的工农用小米加步枪去解放那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洋阶级弟兄。假定全世界一片红彤彤，革命化了，即都过上喝大锅清水汤和三人的布票够买一条裤子的日子，这时若问：被激发出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劲头是否该指向外星球？以争当“世界革命导师”为革命唯一目标的毛泽东，已死不瞑目于阴曹地府；虽然他的徒子徒孙们掀起一阵阵毛泽东热为其招魂，但他已变为分子、原子、电子、质子、毛子……重新组合而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经过一个轮回，毛泽东总算对农田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实现了产生于延安整风时的毛泽东说的“狗屎可以肥田”。而后，于1957年又产生了一个同价命题：“毒草可以作肥料”。
（2），政治品质极端恶劣；政治制度独裁极权，他个人可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
邓小平一再申诫：“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56）毛个人的品质太恶劣了。显而易见、不争的事实是，从政治上说他是个阴谋家，从人品上讲他是个淫棍。邓对这一点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吗？所以他只有双手捂住这个裹卷着脓血的包，把毛的“错误”归结为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58）
这个“不好的制度”坏在什么地方呢？他指出五点（用毛制定的、邓执行的“六条标准”衡量，邓的如下言论，肯定该划极右派、大毒草—紫丹，下同）；
1，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是57年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第一条）。
2，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蒲熙修揭发罗隆基在床笫之上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个人独裁”的右派言论）
3，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式的人物，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这一点，北京大学右派学生王书瑶早已深刻指出：“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史达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应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4，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储安平说得更彻底，废除党天下，不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主义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比较少”也是还“有”。你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从前是多、少的问题，而你们却把它变成为有、无的问题了。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国民党时期的民主比你们要多得多！储安平在解放前就指出了。）。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由于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所以他不像华国锋那样纯粹的得利者处处搞‘两个凡是”，而是承认毛犯了错误。但又由于他也得利不菲，曾是参与毛罪恶活动的重要共犯，而且为今后利益盘算，他就采取了以“逮住老鼠”为目的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态度，仅仅指出和否定一些连他也不堪忍受的弊端，相反，如果他与华国锋配合，也搞“两个凡是”，那就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一来，别说逮鼠了，连猫的本命也完蛋了，这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那么，不搞”两个凡是”，只认“实事求是”行不行？没门儿的事。因为他和共产党都“实事求是”不起。这就是为什么邓要求“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59）这个意思的“妙谛”就是绝对不能完全实事求是，只能实事求是到一定程度为止，例如，把罪大恶极只许说成是普通的错误；完全的错误只能承认是三分错误；错误的主要罪责要找替罪羊林彪、四人帮来承担；留下的，邓自告奋勇要分担，并还要把被毛打发去见马克思的刘少奇、周恩来也拉来陪绑，“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接着说：“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既然“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那还说什么“我们也确实没有反对过。”？既然如此，还说“应当承担”云云，这在逻辑上怎能站得住脚呢？人们不禁要问：“邓是在自打嘴巴，还是在说废话！”
邓小平不是居心要说废话，而是护毛氏利益共同体心切，所以居心要说的不是废话而是谎话，“真实情况”是他居心要骗人。所谓“恰到好处”，就是，该实事求是就实事求是，该撒谎就撒谎；做婊子与树牌坊两不误。再想一想，难道真的 如他所说，“都没有反对过”吗？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毛整肃得他们还轻？差一点儿把总理换成柯庆施，有人统计，光是1958年，毛就批“反冒进”13次。后来硬是让周恩来坐了二、三年冷板凳，比在延安那次整得他还厉害！难道这是属于“没有反对过”吗？再者，毛为什么要批邓子恢”小脚女人”呢？刘少奇在“三面红旗”、“三自一包”、“四清运动”等问题上不也总是与毛“裤裆里放屁——到两岔里”吗？彭、黄、张、周为什么被打倒？甚至小人物邓托、田家英为什么要自杀？对此屈指难数的，还有比这更多、更隐密的“真实情况”，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清楚。所以人们会向邓总书记发问：“你的许多说法，是自欺呢还是欺人？还是如苏联住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说的 ：‘谁不愿意信谁别信，谁也挡不住我撒谎！’？”
因为是假话，所以就往往前言不照后语。毛的罪大恶极，本具有阴险毒辣、荒谬绝伦、卑鄙无耻的、流氓的性质，但邓小平忌讳归结为毛主观的品质问题，而要拉“客观”，即归结为制度方面的原因。可这就与以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官定说法撞了车！
社会主义是带着病入膏肓来到人间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了这一天机。当时铁托把斯大林的罪恶归结为“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捂盖子，发表了两篇文章，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与铁托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断言：“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事到如今，出现了难题：是“纠正”毛泽东的私人品质，还是“纠正”社会主义制度？邓清楚地知道，毛的品质是臭而不可闻也，一揭，臭气熏天，准会丧尽党的“历史光辉”，甚至陈云说：“我们这些人也站不住脚。”自然的结果，便是毛与党偕亡。邓小平根据“猫论”的基本原理，决定不学赫鲁晓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权且对《再论》这个经过政治局正经八百的讨论而作出的定调，来个不宣而废；邓要来“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但也并不真纠正，只是轻描淡写、吞吞吐吐地说成是“受了历史上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而已。与邓小平的“残余影响论”相比，倒是林副统帅对这个“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的“新中国”的社会性质，说得痛快，态度老实：“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是一个借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71工程纪要》）林说的“互相残杀”是不太对的，因为绞肉机掌握在毛手里，只是他单向地残杀臣民；林倒是被逼，想“互相”一次，可惜也没有成功。
邓小平以毛“晚年的错误”划框框，以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遁词，把罪责推给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在让我以邓和林的共识—家长制为例，来进行剖析：
邓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邓小平选集》二卷第290页）
这首先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合，谁不知道他的专断独行的劣根性其来有自？跟遵义会议前，肉体消灭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杀一脉相承的，遵义会议后的延安整风，残酷斗争，冤杀无辜，不是铁的史实吗？
其次，又与逻辑相背：说不通怎么后来会来一个突变呢？问题的实质是，这段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毛派分子掌权，对主子的家长制逢迎有加；周恩来、李立三等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为恶婆婆面前临渊履冰的小媳妇；汝不见毛对周恩来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吗？待中共受苏共影响，在八大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从党章中去掉，他便一触即跳；及至庐山会议，彭德怀站在非常正确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确的途径“触”了一下，他便歇斯的里地跳了八丈高。
事实是，不仅他是搞家长制的，其他中共领袖，如邓所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同上，289页）让时间顺延至今，你邓小平是不是搞家长制的？他江泽民是搞什么制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们的家长制使你们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绞肉机。邓又说：“这种现象，……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同上）—这总算是应该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因素吧！辛灏年先生曾指出过：“他们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作替罪羊罢了。”（《谁是新中国》第564页）
试看与中国文化不沾边的国际共运：被毛奉为教皇的列宁、斯大林，“唇齿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邻”的霍查，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波尔布特，……哪一个不是搞家长制的？哪一国的绞肉机不是机器隆隆，血肉横飞？波尔布特政权，竟能够绞杀200万人民，包括20万华侨，而柬埔寨人口总共还不到800万人呀！
说它是封建主义，不错，但它更恶劣，前面说过，它拒绝了封建主义的精华部份；说它是法西斯主义，更对，但它在消灭私有制，把人民剥夺得精光这一点上，在思想控制上，却是德、意、日任何一国法西斯所望尘莫及的。北大右派学生领袖谭天荣在物理系同学的辩论会上发言道：“现在的出版自由还不及资产阶级社会，比不上希特勒德国……比希特勒的检查制度还要糟。”说它是吃人的社会，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成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上亿地吃！它的领袖是吃人魔王，吃肉不吐骨头。总之，把它与什么相比，它总比什么都坏，所以就别比喻它是别的什么了，它就是它自己，是让人人充“公”、天下为“私”的共产制度。
毛黑、手黑、政治操作过程是黑箱作业。最近，张戎的书《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问世，简直是引起一片惊呼。书名便回答了惊呼的原因。前香港总督、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在《泰晤士报》上评论道：“谁是20世纪最邪恶的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读者在读了张戎的书后都会确信：中共前主席毛泽东是最邪恶的暴君。张戎重写了现代中国历史，这是一本具有爆炸性的书。”英国的《每日邮报》评论道：“没有几本书是注定可以改变历史的，但这一本书将改变历史。”《观察家报》说：“这本书所揭露的事实，将会把我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全部都推翻。”《每日电讯报》说：“20世纪犯的最大的错误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对毛泽东的热情是最愚蠢的。”左派固然愚蠢，我是右派，右派就不愚蠢吗？同样愚蠢。问题是中共的黑箱太严密了。张戎夫妇在12年中查阅了很多档案，但是，裹卷着最大量脓血的档案的大本营，被铁封在中国。所以，我以受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迫害的经历断定张戎有朝一日仍会感叹：“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这句话写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451页上，是与毛22年朝夕相处的李志绥说的，我作出这个“断定”的根据有二：一是每次新的档案材料解密，都会让世人再次目瞪口呆；二是，毛泽东、共产党之坏，是能把人们的想像力考验垮的。无论你往多坏处想像它，当新的材料暴露时，你仍会重复一次李志绥先生的经验：“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我再举一个人所周知的例子：许多人，包括林彪、“四五运动”的群众和民主人士，都觉得骂毛为秦始皇就够狠了。但毛却回答：“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这个例子说明，你估计他的坏，只是他实际坏的1%。在别的地方也然，只不过，他不一定像在这里这样恬不知耻地承认就是了。
张戎说：“毛泽东的真实人生确实告诉了我，也告诉了人类，其实民族的灾难是人祸，中国人是毛泽东要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实验品。”（见《世界周报》NO。1109第20页）她说的话很平凡，道出了平凡的真理，却揭示出毛最本质的品质，和中共制造的悲惨人祸的罪恶之源。
顺着邓小平的思路，便会提出：制度与人是什么关系？制度是制（约）人的，又是人制（造）的。共产制度与毛泽东是坏制度与坏人的关系，于是乎，毛泽东选择了共产极权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选择了毛泽东，彼此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毛泽东造就了共产极权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造就了毛泽东彼此是鸡蛋互生、狼狈为奸。所以说，毛泽东坏多很，共产极权就坏多很；共产极权坏多很，毛泽东就坏多很，互相促进，推波助澜，恶性膨胀，坏上加坏，卒致坏到“史无前例”。认定这点，就不会为换汤不换药所迷惑。如果一个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或瞿秋白、彭德怀、胡耀邦等，身上具有与共产极权不相容的素质，则必定遭到被排斥的下场。所有能如鱼得水者，皆为一丘之貉。牟宗三说：“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什么呢？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的摧残、斫丧人的廉耻。”（同上引牟宗三语）
至于毛泽东与孙中山创建的三民主义、共和制度，则是坏人与好制度的关系。坏人必然要破坏好制度。因为，如邓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他偏偏要“任意横行”，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他就要选择具有奴隶主、封建主，兼具法西斯性质的一人专权的共产制度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一边倒”的个人政治动机。张戎震撼世界的新书要说明的，归结为一点就是：“他（毛）的一生从头到尾就是推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复辟了封建君主制。’（《世界周刊》，NO。1109）换成鬼话来表述，就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只要是生活于其中、秉承良心、敢于正视现实的，都和李志绥先生一样，认清了所谓的“新中国”是复辟了清朝般腐烂的旧中国：“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引号是李志绥原有的—紫丹），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40页）以同样的铁的事实根据，以同样的不可反驳的逻辑论证，运用同样的精确的语言文字，表达同样明朗而毫不含糊的科学观点，得出同样的如泰山般坚挺不拔的结论的，是辛灏年先生的呕心沥血的巨著《谁是新中国》；仅从书名，就可以窥知其论述主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为使这个血腥的制度，社会的肿瘤，不被人民割除，不被党内修正，他在选接班人上煞费苦心，算尽机关，要留下恶性肿瘤的遗传基因。他选刘少奇，废掉；选林彪，废掉；病中交班，选周恩来，也作废；选王洪文、邓小平、还有不知何故胎死腹中的毛远新，统统作废；最后选了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对此，
“鉴于党内外翻案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耳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英‘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第604页）
说明毛泽东耍阴谋，活到老，耍到老。本文前已指出，他要在死后要江青作党的领导人，“抓党务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摇摆，这一点江青有资本，能管理好。”这就决定了华只能是个桥梁人物，华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要“一举粉碎四人帮”，以防他们过河拆桥。但他在劫难逃，终未躲过邓小平的过河拆桥。华祭出“两个凡是”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宿命。毛在政治上为所欲为，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把选定的接班人载入党章和宪法。可党章和宪法上都明文规定，党和国家领袖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下一届你毛泽东当不当主席？从法理说，不能铁定。你都不一定当选，却把你的接班人法定下来，这不太滑天下之大嵇了吗？其实，在党文化里，这一点儿都不足为奇。看一例而知天下乌鸦一般黑：恶贯满盈的齐奥塞斯库，被人民处死。却是在此前召开的罗马尼亚全国党代会上，全票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少不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长达X分钟。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们不是司空见惯了吗？它足以说明：共产制度下的宪章、党章、代表、代表大会、群众集会等……，统统不过是分文不值的摆设一类的玩艺。不过，毛的做法也太奚落了这些玩艺儿。在这里也同时说明，你再也别把经过导演的所谓的群众呀，代表大会呀的山呼海拥，看成是得民心的表现了。说不定“激动人心”的下一步就是完他的蛋！我将此命名为“齐奥塞斯库现象”。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华国锋在“主席尸骨未寒”（江青语）时就一举粉碎他的文革派；这都有点儿齐奥塞斯库现象的味道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