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护士口述，由《炎黄子孙》权野整理。这些护士的讲述和她们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感情真挚。
一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合眼。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
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又迅速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总理现在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
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
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头站立，各自捧着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嘛……”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总理……”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套袖，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连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
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刚能下地，他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是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发现再也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地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求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两小时。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流值班守候。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水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朦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 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周恩来逝世前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
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逝世前的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
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 75．6．16．22
写罢这封信后，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 ，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 1975．6．16．22时半
毛泽东为何未参加周恩来追悼会？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总理的病情报告便不断送到主席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一份又一份病危报告和治疗方案、抢救方案。
总理逝世
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耀祠得了这一噩耗，马上来到主席那里，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平时常用的一支铅笔，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大厅里的条桌上。
孟锦云此时正在主席卧室里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东西来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纸条。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小孟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了主席的卧室。主席依旧在那里看书，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小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看。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泪流满面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要给主席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忽然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主席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小孟自己已经哭出了声来，泣不成声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主席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
力不从心
总理的追悼会在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
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病情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当时，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的处境。他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对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
失声痛哭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给主席读报的时间。
小孟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
小孟读着，忍着眼泪，主席听着，不再默默地，而是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
在后来几天每次给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小孟发现时，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
她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都笼罩着一层悲伤。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常常沉默着。
最后一个春节
就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春节到来了。1976年2月4日，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
除夕夜，他的住所，显得冷清而寂寞，没有亲人的团聚，也没有招待朋友的宴席，只有小张、小孟陪伴他。
当日午夜，中南海传来鞭炮声，他听得那么真切，他一下意识到这是除夕，这是春节。他看看小张，又看看小孟，用他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
谁能相信，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
毛泽东与周恩来性格特征比较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
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出身、性格、文化习染、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他们的政治风格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崇尚斗争和挑战，是毛泽东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来看，家族的“尚武”精神和从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得来的启示，无疑是形成这一人生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最初文化积淀。在青年求学期间，中西方文化中有关提倡“斗争”的文化资源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后援。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问题作过专门阐述。他认为，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他还根据列宁所说的“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的论述作了如下发挥：“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毛泽东将这些理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结合，对国共两党在抗日这一共同点上的统一性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并且成功地运用以斗争求团结这一逆向思维方法，维护了矛盾同一性的暂时绝对性和安定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未能将“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这一比较健全的思想很好地坚持下来。相反在1957年后还逐步地把斗争推向极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会议期间，他多次讲到：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周恩来出身在一个衰败的封建家庭，孔孟儒学传统构成这个家族基本的文化氛围，加之他自幼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很早又主持家计，备尝艰辛，所以形成了那种偏重于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的“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这在他于南开中学写的两篇作文中有突出的反映。头一篇题为《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周恩来的观点是：“若夫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司农有仰屋之悲，君子有道丧之慨，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说而法之，不足图根本之补救。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另一篇的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谁都清楚，老子哲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两种反差极大的哲学理论，但周恩来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他写道：“惜老氏主退让，赫氏主竞争，二氏之说，容有不客一致者。语云：冰炭不同炉，二氏殆无类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这样的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成为他一生中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毛泽东、周恩来都兼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想风格，但比较而言，毛泽东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热烈追求他心目中以平等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模式，其执著和坚毅构成他伟人品格的一个要素。
而周恩来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注重实际、审慎务实是他一贯的特点。
毫无疑问，周恩来也是为实现平等和公正的远景目标而奋斗的，但他把这一目标的实现视为一个艰难缔造、循序渐进的过程。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1917年，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不仅如此，他还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相结合，决心与志同道合者在长沙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给世人提供一个理想社会的蓝本。尽管这种“新村模式”在当时并未诉诸试验，但却在毛泽东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空想的，而是有了科学的依据。延安时期，他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成功地达成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和平衡。一方面，他以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坚定信念去鼓舞人民，唤起他们改造现实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依赖于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盖过了对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从1955年起，他开始以高强急迫的姿态推动社会转型的步伐，结果发展的速度之快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曾对秘书田家英说：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么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没有过激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富于远大的理想，但他又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善于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稳健地推动历史的进程。在中共党内，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已有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反对李立三关于布置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武装暴动的主张。后来，也正是他和瞿秋白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日本学者认为，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历史转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在处理这一复杂政治问题时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外交手腕。正是他现实主义的处置方法，才使中共开始从此步入坦途。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又一次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纲领，他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去立三路线就是这样，说打下武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结果不但社会主义没有到来，还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对《共同纲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可见他是相当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效果的。
在外交事务中，周恩来也一贯保持着他的现实主义精神，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加之中、苏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唇舌之争，两国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作了一次紧急会晤。他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妨碍两个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并且建议应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这一务实性的冷处理得到了苏方的明确肯定，迅速缓解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
罗青长回忆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
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周恩来：“托、托、托”
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２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病重的最后一年，直至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它不断地鞭策我加紧进行对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滞留香港达140多天。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屯、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
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１０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
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总理不仅关心党内同志，他还十分关心诸如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1974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记得，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
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1969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外出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1972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
送总理最后一程
罗青长说，当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了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我的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
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我具体管理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那时，林彪想要搞个什么他个人的纪念馆，总理力主要建台湾厅，并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台湾厅挂什么画，也是总理经过考虑精心挑选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还有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总理亲自拟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本文节选自《目击台海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