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真伪之辨

2007年10月19日 11:45 人民网

瞿秋白自幼就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少年时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参加了五四运动。20岁时，他便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苏联，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他刻苦学习，不仅精通俄语，还懂得英语、法语。他阅读、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还翻译了大量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经验。瞿秋白曾被选为第三、四、五、六届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8年，瞿秋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身为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虽工作繁重、体弱多病，仍在短期内写下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指导中国革命，从一介书生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党的领袖。他是我党早期深具威望的、优秀的领导人。

瞿秋白酷爱文学，不愿从政当领袖，是历史的使命感使他放下文学，走上党的领导岗位。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署名“犬耕”，问其含义，答曰：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自谦他从政当领导力所不及。

然而，他却在多次党的路线斗争中勇挑重担。在受陈独秀压制的情况下，他支持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其作序、印发；他坚决反对陈独秀、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不顾在沪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爱妻，毅然赴武汉力挽狂澜，主持“八七”会议，决策开展土地革命，确定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瞿秋白不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非常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还非常谦逊，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自谦是“半吊子文人”，其实，他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奠基人。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10年的1932年，他在上海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就提出：文艺革命的路线是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文艺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文学家要深入劳苦大众，学习他们，写出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并为他们解决斗争和生活中的问题的作品；要采用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快板、评弹、五更调等诗歌、小品(在上海档案馆存有瞿秋白主编的、指导“五卅运动”的《热血日报》及他亲笔写的社论；他主编的《新青年》等杂志以及他写的快板、小调、苏州评弹等短小文艺作品的手迹等)。

瞿秋白在仅仅36年的短暂生命里，用心血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后人写下了500多万字的政治理论著作、文学作品和译著，这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或曾否被敌人篡改过，历来是有争议的。经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但不能排除被改动的可能。仅就目前流传的《多余的话》版本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而宣传苏区建设和扩军征粮任务顺利完成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

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时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

由此可见，《多余的话》决不是瞿秋白“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陆定一与瞿秋白在莫斯科时就很熟悉。当时，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是代表团成员兼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回国后，瞿秋白主持党的三中全会时，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参加了该会。他们对“立三路线”的看法一致，因而，王明等人曾把他们都打成“调和路线”并撤了他们的职。陆定一曾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是瞿秋白第一个告诉我党内有斗争的。”陆定一还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在党中央几次路线斗争中的贡献。

他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瞿秋白“自疚”没有力量把王明错误路线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不是“消沉”。陆定一在《陆定一文集》自序中动情地写道：“……可惜我已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表扬瞿秋白同志。”

1980年6月17日，在瞿秋白就义45周年纪念会上，李维汉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中央领导人中，秋白是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的……”

女作家丁玲曾与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王剑红是同窗室友，她自1923年就结识了瞿秋白，在他执教的上海大学读过书。丁玲曾写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她在其中对《多余的话》进行了较中肯的分析。

任何革命事业都有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历，瞿秋白在介绍苏俄革命时也提到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共产主义是要我们共产党人穷其毕生精力，而且需要经过世世代代，前仆后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瞿秋白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写什么，而喊着口号慷慨就义的，那样，他自然是纯纯粹粹的革命烈士了。然而，瞿秋白正是深感克服“异己”思想的历程之艰难，才有“心忧”，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异己”思想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以留给后人借鉴。

正如陆定一所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遗书。他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应该挖掘《多余的话》中看似“消极”的隐晦词句下所掩藏的深刻的、积极的内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听其言，观其行，而不是断章取义，误解《多余的话》中某些用于隐喻的词句。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曾写道：“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

《多余的话》一点都不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