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国内外总把焦点集中于谁上谁下，谁能进入政治局常委。在“十七大”召开前，这种传统似乎在改变。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执政党将提出什么样的新观点、新策略来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铲除腐败温床，遏制台独势力，给世界描绘出一幅“和平发展的崭新中国究竟是怎样”的肖像。
这种变化，是中国致力开拓“政治新大陆”的结果。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多局限在谁担任最高领导人上，围绕着权力展开过数次斗争，即便在地方党政机关也是谁上谁下的问题，因此政治基本上是“官事”——当官的人关心当官的事。
承续毛、邓未竟的事业
但自中共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政治疆域”在大力拓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理论上看，中共高层将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看做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加以认可，为民众的参政议政热情敞开渠道；从实践上看，新一代领导人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指导下，把政策着眼点投向大众切身关心的问题上，如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严惩腐败等，使政治和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从国际态势看，中国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全球的最亮点，既要向世界宣示中国会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向未来，又要解决人民币升值、贸易纠葛、“中国制造”声誉等现实问题，使得执政党只能通过国际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制定内政外交策略，“政治新大陆”就此拓展。
分析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方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承续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想做而未能成功的事业。
在反右和大跃进以前，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是极力想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但是，因为个人崇拜、权力过于集中、急于求成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理想最终演化成权力斗争，引发出“平民的革命”——文革十年灾难。
胡温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在中国经济很有底气的条件下，致力于建立公正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力图在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营造出不愁吃、不愁穿，不怕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老难的大家庭，把很多城市人享有的公共福利推及到农村，特别强调“和谐”和“民生”两大主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让民主党派中的才俊担任部级领导，也是对建国初政治实践的承接。用制度来保障全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政治上卓然可见的突破。
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纠正了前代的偏执，将中国导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在政治改革上，邓小平虽取消了干部终身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民主和法治建设，特别是预防和惩治腐败上，尚未出师便离开人世。
新一代领导人突破了民主禁区，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承续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改目标；坚决查处陈良宇等党内腐败分子，是在认真回应1989年政治风波中人民强烈提出的反腐呼声。
更进一步的作为是，新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从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渐进过渡的“民主线路图”，通过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来进行理性的防腐和制度性的反腐，通过公开审计结果来遏止中央部委乱花纳税人钱的现象，通过发言人制度来增加政治的透明度，通过“格外关注”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人来矫正“太子党”、“秘书班”唯上不唯实的天然缺陷。所有这些策略，尽管力度尚需加强，但方向是与民主政治、文明执政相一致的，是以前的政治范畴内从未有的。
从攻坚战到科学发展
中国努力开拓的“政治新大陆”，还体现在执政方式上的转变。无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还是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建设”，都有“为纲”和“为中心”的后缀，将全民精力集中于某一领域而忽略其他方面。这就不免出现“毁灭性斗争”、“破坏式建设”的弊端。斗争结束了，大众也贫困了；国民生产总值上去了，江河湖泊也变黑变臭了。“攻坚式”政治运行模式往往解决了一个问题，而出现更多的难题，如同攻打城池一样，占领了城池却发现城池弹痕累累。进一步深思，“攻坚式”政治模式带有极强的“人治”色彩，政治领导人喜欢攻哪座城池，大众就会冲上去。
新一代领导人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以人为本而非以掌权为本。这种被中共称作“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健全的现代国家的政治都在致力解决大众的实际问题，在效率和公平的协调中实现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政治带来的重大变化是，政策的出发点是“向下看大众希求”，而非“向上看领导脸色”；政策出台是解决实际问题，必须顾及各方面利益，而非某一集团的利益。
因为倡导科学发展观，人们会发现中国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与过去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以往，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提出批评，总是以“妖魔化中国”来强硬回击，在“说不”的慷慨陈辞中把自身存在的问题掩盖下来。现在则很注重以理服人，即便是抨击不实之词也很讲究国际礼仪。在回应西方对中国环境污染的斥责时，中国一方面历数自己为世界经济繁荣付出的环境代价，一方面致力于国内环境保护，制定较有力的措施来抑止污染、保护家园；在“中国制造”面临声誉挑战时，中国没有回避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揭露某些国家的夸大其词，一方面通过成立国务院领导小组，负责在全国范围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规范市场，提高质量和安全标准。这种不回避矛盾的态度，是今年来中国政坛的新风尚。
解放思想重在政治改革
近两年从政治理念到实践的深刻变化看，中共已进入第三个“强力作为期”。从胡锦涛在“四个坚定不移”中把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摆在前两位，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在十七大后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中国。
问题的关键是，解放思想究竟是解放哪方面的思想？从已明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战略来看，思想解放恐怕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思想解放，因为在其他三方面已无多少观念障碍，关键是如何不扣不折地落实相关政策，严格执行法律。不过要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就必须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将民主制度逐渐导入中国政体，以保证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而有序地建设小康社会。
民主制度在各国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实行总统制，有的实行议会民主制，有的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但民主制度的精神则是一致的，就是要以权力制约权力，让从政者成为一种职业，受大众委托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并接受严格的监督。就中国而言，在全民选举政府条件尚不具备的现在，政治上急需改革的一是强化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二是决策过程透明化和科学化，三是执政党广开言路了解民意。这就需要给媒体更多表达民众意见和质疑的自由，在决策中引进辩论机制，并把官员行为和决策过程公开。一旦减少了“暗箱操作”，政治就会清明，政策就会亲民。
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历史意义，将改变千百年来的人治传统。虽然任重道远，但现在是该强力推动的时候了。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