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右派”朱永一
88年初冬，我去大连参加EPT考试，经同学介绍住在大连物化所招待所。房间挺大也挺干净，原本四人一间的房子，当时就我一个人。正在窃喜今晚要享受单间待遇的时候，哗啦一声，房门被服务员打开，一个中年汉子走了进来。来人约莫50岁左右，满脸皱纹，脸堂微红，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健康而有精神。进门后，他把手提包往我对面的床上一扔，就跟我唠了起来。原来他也是来参加出国考试的，不过级别不同，我是中级，他是高级。
他接着自我介绍他叫朱永一，是社科院杂志社的编辑。看我还拿着本书在看，则说：“英语这东西是凭实力，不是靠一天两天的功夫，明天就要考试了，你今天还忙活个啥。”其实，我也知道没用，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我接过话说：“我最担心的是听力，别的还没什么问题。”他听后，眼睛一瞪对我说：“那你就更没必要了，听力更是需要平时一点点的积累，你临时抱佛脚，根本来不及。我到是最不怕听力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不免有些好奇。在我的印象里，象他这样的年龄的人，英语普遍不好，更别说是听力了。怎么这个朱永一就这么自信呢？
我放下书本，坐起身跟他聊起来。原来这朱永一小时候在厦门念的是教会学校，英语几乎成为母语。难怪他对英语如此自信。言谈之中我才知道，朱永一是文革前北大经济系的高才生，是当年年龄最小的北大学生。看他年近五十，身上仍然洋溢着一种年青人才有的干练和自信，我猜想他一定身体很好，生活也一直过的很如意，就随口问到：“你孩子多大了，上大学了吧？”他一怔，眼光忽然变得柔和起来，低声对我说：“我儿子才三岁半。”我一楞，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大？”“三岁半啊。”他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我脑子开始快速运转起来，猜测着他孩子为什么这么小，难道是二婚？或者是原来的孩子生病没了，才又生的？大概他看出我心里的疑问，就自己解释起来：“我是摘帽右派，结婚结的晚。我结婚才四年，而且是头婚，我爱人也是大姑娘，因为家庭出现不好才一直没结婚。”我说：“我真看不出，你是经历这么坎坷的人啊。你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啊。”听我这么说，他笑了，脸上的皱纹开了花，象个老农民。“我喜欢踢足球，上学的时候就喜欢踢足球，当了右派下放劳动的时候也找机会踢。”我说：“难怪你身体看起来这么结实，现在还踢吗？”“还踢，不过是跟儿子踢了，我那小儿子也象我，这么小就喜欢足球。你不知道我这儿子有多可爱。”说这话时，他的目光越过我，投向远方，好象在遥望他那可爱的儿子，那种老年得子的舐犊之情让我砰然心动。
有一种人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老百姓话叫自来熟。言谈话语间，自然而然地就消除了彼此的隔膜和生疏，朱永一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我也是自来熟的人，只不过当时年青轻狂的我，说出的话总是带有火药味，不象朱永一，尽管自信又耿直，但说出的话却总是那样诚恳、得体又闪耀着思想的火花。等到考试结束，我们俩已成为熟人。回到沈阳后，我们经常通电话，互相询问各自联系学校的情况，后来他又找我约稿，我又去他的编辑部，一来二去，我们就结成了忘年之交。
在一次共进晚餐的时候，朱永一又一次打开话匣子，给我讲了他自己和他一家的不幸的经历。
朱永一一家五口，父母加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早年全家生活在厦门，父亲从集美航校毕业的时候正是二战期间，和很多同时毕业的同学一道，他父亲也参加了美国自由轮的大运输行动。不幸的是，在德国投降前的最后一次运输行动中，他父亲的那艘自由轮被德寇的潜艇击沉，从此再没回来。他母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一下子昏倒在地，要不是身边那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母亲就想随他父亲去了。
没有了父亲，他们一家全靠母亲的含辛茹苦和父亲的抚恤金艰难度日。靠着要强的母亲的顽强和坚持，他和他的哥哥都念完了中学和小学。解放了，全家人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的生活，抗美援朝就开始了，因为前线急需英语人才，本来要上大学的哥哥则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朝鲜后即被派到前线做对敌喊话的宣传员。谁也没有想到，在临近停战前的最后一次喊话时，他哥哥被流弹击中头部牺牲了。爷俩的命运如此相象，如此悲惨，几乎完全击垮了他的母亲，母亲听到噩耗后，天天以泪洗面，后来竟哭瞎了双眼。
饭店吵闹的声音好象都隐退了，我感觉周围静的出奇。对面的朱永一还继续平静地说着，好象在述说别人的故事。我端起酒杯，示意他喝一口，也让我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喝了点酒的朱永一脸膛更红了，但眼神依然平静，我想，岁月已经让他对苦难麻木了，也许他把这一切都看淡了，也许他讲出来，心里的疼会减轻些吧。
朱永一考上北大那年才十六岁，是经济系最年轻的大学生。因为他十分的聪明，英语又好，大学的学习对他来说很轻松。谁都无法避免少年轻狂，更何况一个确实很聪明又有才的年轻人。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20大上做秘密报告，清算斯大林，反个人迷信。这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也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并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后来，毛泽东又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就是所谓的“阳谋”。这样的政治气候不能不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产生反应，饭间课余，关于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讲话内容的猜测成了热点话题。但当时赫鲁晓夫的讲话只是传闻，没人知道具体内容。这时的朱永一就表现出了年青人好逞能的天性。他从BBC的广播中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费了几夜的功夫把这个讲话翻译出来，并连夜贴到北大著名的三角地。第二天，这个小字报被同学们竟相传抄，可以想象当时的朱永一是多么的得意和自豪，因为他讲到这时，我分明从他的嘴角看到一丝自嘲的苦笑。
就是这个让他曾自鸣得意的小字报，让他遭受了20年的磨难。年轻单纯的他，没有故意宣扬自己的杰作，也没有刻意隐瞒，所以，不久后，班里的同学都知道这是他翻译的。其实，朱永一并不是热心政治的人，他虽然翻译了赫鲁晓夫讲话，但没做任何评论，他毕竟年青，对国家的事情不甚了了，所以反右开始的时候，他早就躲进书斋去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了，根本没想到反右会反到他身上。直到后来，右派有了名额规定，尤其是北大这样的重灾区，每班不划几个右派学校都没法交代。班里有几个大鸣大放比较厉害的，给划成右派，他听别的同学说他也被划成了右派，但他也并没怎么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犯了点错误而已。大学毕业时，他被分到一家社科研究单位，到了单位后，他第一件事就向组织宣布：我是右派，请组织多帮助教育。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碾转了几个单位，直到后来被下放到农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自己介绍自己是右派。因为右派这顶帽子，他在单位受尽了歧视，是那种公然的歧视，自己成了每个单位里的另类。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到辽宁农村，后来又到一县城的工厂当工人。其间，受了不少的苦和歧视。但他一直乐观的生活这，而且坚持锻炼身体。他心里一直有个信念，他不会就这样过一辈子的。
讲到这，朱永一扬起头，眼睛望着天花板，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那时我真傻啊！”我说：“那个时代的人都那样，诚实、没有心机。我的母亲也是因为同情右派而被领导作为慎用之人，一辈子没得重用，自己还不知道。”他擦擦嘴笑着说：“这点，我和你母亲相近，只是比她更惨。你不知道命运给我开了多大的玩笑。”我疑惑地看着他，等他继续讲下去。朱永一端起酒杯，我们碰了一下，一干而尽。他继续说道：“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右派，单位和组织也一直把我当右派对待，为此，我这辈子也没少遭罪，连媳妇都找不到。右派平反的时候，我也向单位提出要求给我平反，可是单位在查了我的档案和调查了我的母校后通知我说：你根本不是右派，没有什么平凡问题。”“怎么会这样啊？”我也很吃惊。“是呀！我当时都懵了。如果我不是右派，那我这么多年的罪是自找的了。那段时间我象疯了一样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右派，最后找到当年的班长老大哥，我才知道了原委。”我急切地问道：“怎么回事啊？”他叹了口气，说：“当年因为那个小字报，系里确实给我定了右派，属于中右，可等我毕业的时候，老班长和系里领导研究后，觉得我没有犯什么大错，也没什么言论，另外，考虑我年龄这么小，如果戴个右派帽子去单位，这辈子就玩了，所以悄悄的把我的右派档案撤了。”
“那你也太冤了啊！”我万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右派。
“我当时气的恨不得煽自己俩嘴巴。可后来想开了，我本来也是右派的。再说和我的父亲和哥哥比，我还幸运的，我毕竟还活着。”他讲完了，我也没话了，不知道说什么，惟有喝酒。那天，我们两个都喝了不少，尽管我们都没什么酒量。
后记：今年是反右50周年。我想起我认识的这两个右派，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其实年代久远，很多记忆已经模糊，只能拣印象最深的写写，模糊的不敢乱写了。象朱永一给我讲过很多他当年当右派时受过的苦和遇到的好人，可惜我都记不清了。我的文笔不好，尤其描写人物是我的弱项。在我的印象里王春山是梗直、倔强的人，而朱永一是乐观自信的人。我知道我肯定没把两个人写活，如果是秦大侠或挥手兄来写，一定写的比我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