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右派王春山
下乡插队不久，大队书记怕我们新来的知青因为分不清敌我，特意安派了一次阶级斗争分析会，其实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村里的"阶级敌人"。
因为正是农忙季节，会开的简短。书记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之后，宣布大会开始，然后就向台下喊道：“押上来！”，只见队里两个背着枪的民兵押着一溜四个人来到前台。这几个人上台后都低头站着，很老实的样子。书记又喊了一声：“抬起头来！”，只见那四个人刷的一下把头都抬了起来。接着书记开始介绍这几个地富反坏右。第一个介绍的是老地主，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目光呆滞，干瘦干瘦的。然后是反革命加富农，原来这富农在满洲国的时候曾在铁岭当过警察暑长，所以一人身兼两职----富农加历史反革命。还有一个坏分子，破坏过生产资料。最后介绍的是“右派”王春山。
这是个瘦瘦高高的人，看不出年龄，嘴边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在昏暗的光下，面孔看起来黑乎乎的，有点模糊，唯有那鼻梁上架着的黄边近视镜，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书记介绍他的罪行的时候只是简短几句，地主子女，右派分子。再仔细打量这几个阶级敌人，发现就这王春山表情特殊。其他几个人的头虽然抬着，但眼睛都低垂着，唯有他眼睛是向上看的，这让他抬着头看起来有点不服气，似乎还有点昂然的味道。结果他这样的神态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招到一些知青的训斥和推搡。
后来我知道，每当开这样会的时候，总是有要求进步的男知青找那些“态度不老实“的黑五类挥上几巴掌，一是想表现自己阶级立场坚定，其次也是想过过打人的瘾。王春山这次成了几个男知青的目标，我猜原因和他的目光有关。可挨了几巴掌的王春山似乎仍然没有老实，眼镜片后面还是射出一股傲然的目光。这时队长走到他跟前喊道：“低下头。”没想到，这个挺牛的右派听了队长的话后却乖乖地低下了头。多年之后，当我把很多事串起来思考时才恍然大悟，明白当时队长暗中保护他的良苦用心。王春山虽然倔，但他心里有数，知道谁是善良的，谁对他是善意的。
因为王春山和我一个生产小队，下地干活经常在一起，这让我有机会更多的观察他、了解他，也满足了我的好奇心。王春山也和其他的四类分子不一样，他并不觉得自己是阶级敌人，也不习惯那种逆来顺受的屈辱。有时他还发牢骚，比如我们割地的时候嫌他走的慢，有的知青就呵斥他：你个老右派，干活尽偷懒。他听后则并不服气，嘴里嘟囔着：我没偷懒，我就这个能力，我本来也不是干这个的。有时个别知青会给他一巴掌，说他猖狂。他也不服，有时念毛主席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有时又说：你们以后会后悔的，你们还太年轻啊。弄的我们哭笑不得，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习惯他这个样子了。
后来我发现当地的贫下中农们似乎并没有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他们对王春山都很客气，并不象我们知青对他总是呵斥来呵斥去的。深秋的一天，我跟队里的一个贫农出身的老乡干完农活往回走，回来的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顺手拾些柴火，我以为他是给自己家打的柴火，没料想路过王春山家院子时，他竟拐进去把柴火放下了。出来后和我说；“老王身体不好，弄不动这些柴火。”看我讶异不解的样子，老乡说了句：“咳，你们这些孩子不晓得啊。”然后就给我讲起王春山的事。
王春山的老家原来就在这个村，他是家里的老小，上面的几个哥哥和姐姐很早就出去了，也一直没有回来过。老王家是村里的大户，有很多地，全都租给当地农民，他爹身体不好，老伴早早就没了，解放前就跟儿子去了城里，乡下的地基本不管了，租种他家地的人只要能给当时在哈尔宾上学的王春山凑够学费，剩下的老地主也不要了，因此他家的佃户都很感激他。而王春山的爹解放后不久就病死他乡了。至于王春山怎么当的右派，老乡不清楚，只知道他一直在北京工作，老婆是医生，还有两个女儿。
本来我对右派就好奇，原因是家里有一大摞50年代的《新观察》杂志，在那上面我看到很多关于反右的文章，对那时侯的事很感兴趣。这次老乡的述说就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暗暗打算，一定要找机会了解了解这个王春山。
机会说来就来。冬天的一天晚上，公社里突然来了通知，让民兵晚上去查黑五类的房，说是上面布置的统一行动。外面北风呼号的，大家都懒得起床，我想这是个机会，可以到王春山家看看，于是就找民兵队长高云龙申请参加巡查。半夜12点的时候，高队长领着我们几个知青，背着没有子弹的步枪，顶着呼号的北风，开始挨家挨户去查黑五类的房。
到王春山家的时候已是下半夜了，我们大呼小叫的敲着房门，里面黑咕隆咚的，老半天才听见一阵咳嗽声，当门吱呀一声打开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站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个鬼啊！他手拿着一盏忽闪忽闪的小油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没有惊恐、没有疑惑、也没有不满，只有麻木和呆滞。由于灯光在下面的原因，他的没有多少肉的脸简直就象一个骷髅，干瘦的身体被扑进门的冷风吹的瑟瑟发抖，我能想象的鬼的样子也不过如此。这个画面后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直到今天，我一想起王春山，脑海中就闪出这个画面。王春山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侧过身子，示意我们进去搜查。可是我刚迈进门就被一股难闻的怪味给熏了回来，退到门口后，我和队长说：这么小的屋有什么好搜查的。队长心知肚明，问了王春山几句后，就交代他，如果有人来，必须向队里报告。王春山诺诺地答应着。回去的路上，我问高云龙，他这小屋是队里给建的吗？怎么这么小，这么脏啊。高云龙告诉我，这个王春山虽然生在我们这个村，可从来没干过农活，他刚来的时候是寄住在亲戚家，后来他的亲戚让出一块房场，帮他盖了这间小房。要不是那些人帮他，他早死了。我说：他这人怎么那么倔呢。高云龙说：人家是读书人，肚里有水，要不是犯了错误，人家也是北京的大官。敢情老乡们都是这么看待王春山的，难怪他虽然带着右派的帽子，可仍然得到队里的照顾。
春天插秧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机会和王春山单独在一起。因为我感冒刚好，队长安排我和王春山一块去看水，这是个比较轻的活，一般都是安排给身体不好的人干的。作为右派的王春山得到这个活，队上有几个知青曾质问过队长，为什么如此照顾右派分子，可队长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就他那个体格，你们谁愿意跟他一组插秧？。
看水就是看看是否有的沟渠漏水，有漏水的就赶紧铲两锹土补上，活不多，也不重。这样我就有了时间和王聊天。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所以直来直去，上来就问他：“哎，老王，你为啥事当上右派的？”他一楞，没有马上回答，翻翻眼睛看看我，估计是寻思我为什么问他这个。大概因为我从来没打过他吧，他对我还算有点好感，很快就消除了戒备。
他叹了口气说：“我哪知道啊，还不是因为出身不好，打鸣大放的时候我并没有说过反党的话，我在机要部门工作，这点觉悟能没有吗？”
“不能啥事没有就说你是右派吧？”我又问。
他放下铁锹，坐在土坎上幽幽地说：“我就是说北京的十大建筑是十大难看，是头戴乌纱帽，身穿干部服。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同意这个观点。”说这话的时候他有点急赤白脸的，看起来象个受委屈的孩子，根本不象个饱受磨难的中年人。
我说：“你是不是当时死不认错啊？”看他在批斗会上的态度，我能想象他肯定不是那种见机行事，肯认罪服软的人。
果不其然，他马上答道：“我有什么错？你去过北京没？你看过北京那十大建筑没？”
还没等我回答，他就继续唠叨开了：“我只对北京的建筑评论评论，就给我扣上右派帽子，我当然不服气。我又没反对毛主席，没反对共产党。”这下我明白了他为何被打成右派的了，除了那些言论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的固执的性格。黑格尔的名言“性格即命运”在他身上又一次得到证明。他这人其实就是爱发牢骚，而且还有些固执，估计在单位里也总是愿意和人争来争去的。
我一边干活一边听他说着他的事，听他那口气就知道他是那种口无遮拦，没什么城府的人。我估计右派大都是这样的人。他说他曾是哈尔滨某大学俄文系的高材生，解放前就是进步青年，学校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调北京国家五机部做俄语翻译。反右的时候，他才20几岁，虽然他被定为右派，但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仍然留在部里做翻译工作。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很多苏联专家还没有回国，党和国家还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因为工作，他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以为自己就是犯了个小小的错误，更没想到后来竟然被划到阶级敌人的队伍中去了。一直到文革后期，他才被单位发回原籍劳动改造，成为正式的阶级敌人。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郊区插队，老婆也没和他离婚，有时还给他寄些吃的东西来。说这话时，他语速放慢，没有了原先的凌厉。
后来，我听说他的女儿每年都来看他几次，给他带些罐头、饼干、挂面什么的，那些东西在那个年月都是稀罕物。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就再也没有见到王春山。后来听青年点的同学说，79年王春山的右派帽子被摘了，他的两个女儿一起去乡下接的他。走之前，在我们公社的汽车站前，浑身上下里外一新的王春山把所有他在农村用过的东西全扔了，并向所有送他和围观的人大喊道：我王春山终于活着离开这里了，今后我再也不回来了，让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