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贵州生活过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我学会了说贵州话，学会了吃辣椒，我做了丈夫，成了父亲，取得了学位，当上了讲师副教授，然而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安顿过。我几乎从入贵州的第一天起，就萌生了跳出贵州的念头。这念头如同一个强迫性精神病人驱之不去的欲念，在风晨雨夕，在佳节良宵，一直在我的心头呼喊。
十五年后，我果然跳出了贵州，而且跳得那么远，跳到了千里万里之外，成了个旅居海外的华人。当贵州已变得那么遥远，变得如同云层气圈外的另一个星球时，我却思念起贵州来，深深地思念着。
我思念的不是那带雨的桐花，不是那山间的萤火，不是秋日清洌的泉水，不是冬夜殷红的火盆，不是汉家老人喷吐的草烟，不是布依姑娘摇曳的耳环。我思念的是人，是那份日久弥珍的人的感情。
记得我离开贵州小县城那天，汽车马上就要开了，突然跑来一个人，手里提着一只鸡，他说：“你要走了，我穷，实在没什么好送你，家里这只鸡，你千万收下，我们难得好了一场！”他，就是我的同事小周。一位只读过卫校的贫家子弟。我们一起被派到湘黔铁路工地当医生，同睡在一个工棚里，一起喝南瓜汤，一起深夜出診，一起采草药。我回上海探亲，他帮我挑行李，送我到汽车站。有一次进深山采七叶一枝花，我在大树林里迷了路，昏倒在山上，是他踏遍青山找到我，把我背下山。他家贫娶不起媳妇，我命骞壮志难酬。在月下，在火盆边，两个文化差异甚远的人，互相倾吐了多少忧愁。
我忘不了卫士局里那位二十年不得晋升的科员，一个老实正直的复员军人。他文化不高却尊重知识，当卫生局办公室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把我们看成臭老九的时候，他是唯一称我们为“医生”的人。后来我得了肝炎，脸黄得如贵州的柚子，而当时的领导却要我下到连公路都不通的四十里外的山村。我和我妻子一时去不了，被扣了工资。领导板脸，上下都不敢和我们答话，只有他敢于悄悄来看我们。他不擅言谈，还有点结巴。但他坐在那破旧的藤椅上，和我们共一盏油灯，纵不语，我们也感到他深沉的同情和关切。我离别县城的最后一餐是在他家吃的。我考取了研究生，要永远离开那儿了，我从未见他那么高兴，忙里忙外包饺子，还特地买了个大西瓜请我，真把我当成他的儿女一样。
我也忘不了后来我在医学院工作时的那位老院长。我闹着要调动，不想把自己一生植根在这二流城市的二流医院里。他几次都不放我走.然而，我却不生他的气，因为他知道我的价值，他信任我，待我如朋友。后来他出国看他的女儿，还专程赶到我这小城来看我。到了上海，还专程去看望我年老的父亲。我也忘不了我教过的学生，他们在课堂上闪烁的明亮的眼睛，他们在文革拨乱反正后那种强烈的求知欲。现在他们有些已当了教授，当了院长，还和我联系。多少年了还记得我，这份感情令我惭愧，也给我温暖，使我忘却了一切曾经遭到的不公正和不愉快，而思念起贵州来。
离开贵州后，曾回去过一次。有人感到惊讶，问我，你千里迢迢赶到贵州来为了什么？我想，为的就是这一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