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家屯(续):与江泽民话不投机半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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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联欢会”救了我

到香港是“两个飞跃之一”,那么另一个飞跃是什么?是脱离中共体制,来到美国。

许家屯对多维记者详细地解释了他当时为什么决定到美国“旅游休息”,讲述了那短短几天里惊心动魄的过程。他看到了海南省长梁湘如何被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藉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的前车之鉴;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职务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专案组,显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总书记之令……这些迫使他决断“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而在许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离开深圳后两小时,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就来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转达中央电令,通知他去北京。见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说起来也算我运气好:他接到中央电令时,必须要去出席‘五一联欢会’,只好出席完了再赶到我的住处。这个‘时间差’救了我!”

如果当时不出来会怎么样?“不出来,被江泽民、李鹏拘押审查,那么现在也就像赵紫阳一样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了──不,肯定还不如赵紫阳!”

许家屯对江泽民完全没有信任感,不仅认为江泽民的主义就是“没有主义”,左右摇摆,对他的人品也不以为然。“《他改变了中国》这本书写他与‘六四’毫无关系,还说他对受命如何犹豫……把他写得多么清白!哪是这么回事!那年‘五一九’邓下了决心要撤下赵,通知各省负责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接我,转来转去地绕到了中南海住下。我问还有什么人来,他说江泽民已经到了。我问是不是也是来听打招呼的,他说不是,是调来中央工作。我问做什么呢?他说,还没定,但是已经明确了要他接替启立的工作──启立当时管书记处常务、管意识形态。江泽民当时已经接受了。”

“有人问我:到美国来是否后悔?哈哈,不存在这个问题嘛!”

幸亏到美国来,许家屯坦承,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正如何频等一些朋友对许家屯半开玩笑地说的: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变“左”了!许家屯并不讳言,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当今世界比较而言还是好的,但不是民主模式的终结。他对美国社会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对美国政治的走向日益担心。

“美国的民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时黑人与妇女没有选举权,后来才有。”许家屯认为,“现在民主向大众化的扩展停止了。因为反恐防恐,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权利方面反而还倒退了。”

他放大嗓门说:“美国权钱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从政党化发展到两党化,发展到一党独大化!三权又独立又不独立!”

许家屯虽然年近九旬,但思路依然敏捷,与年轻学者一起纵论天下,谈笑风生。

为什么说美国的三权有“不独立”的一面?“三权越来越不能互相制约了:按法律规定是由总统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有出缺的,就要由当政的总统再提名,现在的九个大法官,五个是在观点上倾向于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们裁决导致的么?三权的另一权,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呢,现在也是共和党把持。”

如果说,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活力,那么到美国来,使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也绝非天堂。他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展望,有了进一步的思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垂死”是犯了错误,西方在“苏东波”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灭亡了”也犯了错误。两种制度可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融而有异。“这个共存共融会有很长时间,几百年?也许还不止!”而中国,也应该找到第三条道路。

“和平演进”第三条道路

在来美国,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许家屯反覆琢磨社会主义的失败,“有马克思的错误,有列宁的错误,有苏共自身的错误。”

他对多维记者说,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从“人之初”开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这就要取得资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间生存活动。人类的矛盾是由对资源和空间的占有和分配产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代表了解决私有与公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思路。

过去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好处是自由,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毛病是放任──市场是按照供求情况变化,供不应求就涨价,商品多了就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就由这种“无政府主义”而来。但是罗斯福新政把计划经济、国家调控加进来,现在格林斯潘用利率来调节,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现在中国也在尝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许家屯说,不仅一国内调控,还有全球范围的调控:七国首脑会议,世贸,世界银行,等等;现在更主要是以经济区的形式来实施的地区宏观调控。过去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许家屯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不断扩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并没有理想的民主典范,二战后许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有的发生倒退,有的陷入动乱。

许家屯再三强调要“和平演进”,放弃暴力,实行民主也好,社会转型也好,都要搞渐进式的改良,不搞激进式的革命。“李泽厚他们这么提出来了,但没有具体设计怎么做。而我在《二十世纪的经验》当中,有了具体的设计。”

尽管许家屯不肯说具体怎么设计,但是多维记者听出点端倪,他设计的道路,似乎是从党内民主开始,通过党政分开,分割权力,直到最后改变一党专政结构。

他说,现在中共党内还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过没有全社会监督,也没有制度性的程序来保证将非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精英吸纳进入顶层。“这种民主是咨询性质的民主,对任何意见,我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不采纳,你也没有办法。”他认为,应该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着手,首先要让党内精英进入顶层,全党能够监督顶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扩大到党外。这是从整个中国变化发展的进程来考虑的。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混乱无序,找到比较稳定的改良道路。

许家屯说,十三亿人的国家,不稳定,是世界的灾难!

看重曾庆红

“中国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山;这“世外桃源”虽好,毕竟也不在故土。许家屯出国十五年,思乡之情时时冲击着他的心灵。

“去年我的老伴顾逸萍过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组织上同意我回去。”顾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风住院。

2002年4月,多维记者听他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呀,我当然想回国看看,但不乞求。要论安享晚年,还是住在美国安静,我只是想能两边走走。就是要写回忆录,光凭记忆也不行,得回江苏去查查当年报刊资料。”

1916年出生的许家屯告诉多维记者:“前年有一天晚上在别人家玩的时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没有一点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我大概昏迷了半小时吧?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躺着,正赶往医院去。”

不过,这一次意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居然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许家屯隐居于此,来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电话、见见面。偶尔有客人从香港来,从中国大陆来,从美国各地来拜访。多维记者探访他期间,正碰上老报人陆铿和崔蓉芝来访,从下午谈到晚上。凡是这样的日子,许家屯就特别高兴。

有消息人士曾向多维记者透露:“许家屯离开中国后,江泽民派人去问董建华,是否他资助许走的。董建华回答:许家屯没有来找我,他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不能拒绝。江泽民又下令手下去询问了香港很多头面人物:董建华与许家屯到底是什么关系?实在查不出董建华与许到美国有何联系,只好作罢。但还是有人为此受到了牵累。现在董建华不能来找许家屯,因为江泽民已经这么问了他,董要避嫌。”多维记者就此向许家屯求证,他不置可否,只是说:“对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苏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态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来找我,我不拒绝。”

他说,《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过,对他的书,许家屯提出了不同看法;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来过,“麦克法夸尔掌握了很多关于 ‘文革’的史料,把他的专着送给我,我苦于不能看!”李锐、胡绩伟也见过,还有一些老上级、老战友,本人不方便来,要子女前来探望。

对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新班子,许家屯说: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解决三农问题,开发西部以解决地区差别,等等,我是赞成的。包括这次对赵紫阳后事的处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许家屯还说,外界对曾庆红估计过低。我推测,将来首先摆脱江泽民的影响的,可能是他。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方针?许家屯希望是后者。如果是后者,就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调整嘛。

“不过,要给他们时间。”许家屯告诫。

他也希望,老天给自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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