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延安、南北、内环三个高架，组成的是上海的“申”字，位于申字正中间那一个点上，就是延安路和重庆路南北两个高架交会的地方，矗立着一根宏伟而与众不同的立柱，在上海城市高架交通系统中的成千上万个支柱中，只有这一根被饰以银底及九条金龙浮雕。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在内？
在98年回上海时，坐出租车经过此地时第一次见到这根九龙柱，虽是一闪而过，但已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即出租车司机就讲起了有关这根独一无二的九龙柱的传说。后来又听多人说起，各种说法均大同小异，但却充满着神秘和神奇。
九十年代中，上海高架路建设是申城重振雄风，跻身世界一流都市之前奏，继内环线建成并通车以后，贯穿市区的成都路高架和延安路高架先后上马，形成贯穿上海市东西南北中的“田”字格局，从而彻底改变市区交通拥挤堵塞，以完成上海高架最终的上出天、下出地“申”字形的大格局。
工程之初由上海市各级领导重视，上海市民的支持，工程技术队伍的拼搏，使得工程进展神速。没料到，当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东西高架路与南北高架路交叉联接的接口时，作为高架路主柱的基础地桩怎么也打不下去。
工程受阻，偏偏受阻在东西南北交汇点上，受阻在上海最高的高架主柱之下！翻阅上海地质资料，上海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并无过分复杂的地层状况。参与工程的市政设计院、上海城建设计院设计，上海市政和隧道等工程公司立即调集技术力量攻关，一而再，再而三，地桩就是打不下。谁能想到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接口上打不下地桩，竖不成主柱。
工程暂时停顿。正在大家没有头绪，毫无办法之际。一种说法在私下里悄悄传开：会不会是风水龙脉方面的问题？要不要请位风水先生或道士法师来看看呢？这种说法出现，立即受到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弹，在科学空前发达的今天，碰上一个工程难点就求神拜佛，岂不是对封建迷信底头？于是重新抖擞，广邀各路技术精英，汇集到这一接口上啃硬骨头。领导亲自坐镇，人心齐，泰山移！必须要将主柱的地桩打下去，保证整个工期不被延误。
技术精英汇集，高招、绝招过招，各显神通之后，打不进的地桩依然打不进！就是勉强打进一部分，却远远不符合设计的标准和工程的要求。这一下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了，精兵强将已经一一上场较量，却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果这个接口的主柱浇筑不起来，南北、东西高架路就无法联接，整个工程也不可能的按期竣。于是，先前的求神拜佛的说法又悄悄地传播在工地。眼前时间不等人，有招好过无招，何况从玄学方面一试，即使不成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主管领导思想也终于出现了松动，经过一番暗访，请来了上海某寺庙的一位高僧。
法师大和尚来到东西高架路与南北高架路交叉联接工地细细察看后，闭目合掌，久久不语。众人问可有办法？大和尚沉思良久，然后开口说，已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的办法也是有的，但要行一番法事，请动神明灵物让出打桩的之地。大和尚说完，慨然长叹，言明他道破天机，恐怕自身在世来日已无多。许身报德，愿为上海信众造福，也为久居的上海建设尽一份心力。
大和尚默然择定吉日，众人循其嘱咐，一切准备停当。法师焚香祷念，一一行事，事毕叮嘱某时某刻后即可打桩，然后一去不返。工程技术人员虽然一头雾水，却也动心聚念，遵嘱照办。谁知如此这般之后，地桩竟然顺利打了下去，不偏不倚，完全符合设计标准，南北、东西高架严丝合缝。大和尚回到寺庙，不多日无疾而圆寂。
大和尚作法的布置，只传数位领导和工程负责人，并再三吩咐秘而不宣，所以外人无从获知详情，唯一能看到的痕迹，就是在接口处地桩上浇筑的巨大圆型支柱周身围上了白钢并装上了龙型纹饰，作为对佑助打桩成功的神明灵物的祈敬。高僧的追悼法会，庄严肃穆。有数以数十万计的信徒及其他人士与他的遗体告别。一代高僧最后 给人们留下了一千多颗的舍利子及佛像一尊。
这个故事在上海流传很久，至于对那位许身报德的高僧尚有两种说法，一是上海玉佛寺主持真禅大师，另一说是佛教协会副会长及上海佛教协会会长，是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宁波天童寺方丈及上海圆明讲堂住持明阳法师。
虽然耳闻九龙柱的传说已久，回上海数次也只有匆匆的数瞥，一直没有机会走近细看。这次回去，特意花了半天时间，走到了这根名扬天下的九龙柱跟前。此柱有上下三节，分别支托着重庆路南北高架，延安路东西高架以及进出两个高架的交会匝道。在城市的立交系统中，这样的工程也可算得上是宏伟了。
这次还特意去向几位信佛的朋友考证了一下。那位许身报德的高僧大和尚是玉佛寺主持真禅大师。
九龙住建城已十年了，十年来，它在那里静静地立着，疏通着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千万车辆，为大上海的城市交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样的传说，你是信？还是不信？有句老话说得好：
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也可说：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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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禅大师（1916-1995）
玉佛寺第十任住持。俗姓王，名鹤树，江苏东台人。童真入道， 1921 年在安丰镇净土庵依净修老和尚出家，法名真禅,字昌悟。 1931 年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依德浩和尚受具足戒。先后入东台三昧寺启慧佛学院、镇江焦山定慧寺佛学院、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泰州光孝寺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南京中国华严速成师范学院等院校学习，佛学造诣颇深。先后担任镇江竹林寺、苏州狮林寺等名刹住持，以及竹林佛学院院长，桃李遍及欧、美、港、澳、台等地。
1942 年，应其师震华法师之召，来到玉佛寺协助其办理上海佛学院。历任副寺、知客、信众部副主任、监院、寺务处主任等职。 1945 年至镇江竹林寺受记，为守之、震华、窥谛三法师的法徒。
“文革”期间，真禅法师与其他五位僧人坚留寺内，以糊纸盒度日，并设法保护了寺庙的建筑和房屋免遭破坏。 1979 年，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任玉佛寺住持。此后，他多方筹募资金，整修殿宇，招集僧众，在恢复佛教丛林体制、流通经书法物、开展宗教活动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 年，他主持创办上海佛学院，任院长。 1988 年，受聘为上海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并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同年十月，兼任静安寺住持。 1992 年 11 月，兼任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住持。 1993 年 10 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海外联谊会理事会理事。真禅法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任期间，接待、出访不断，为增进世界佛教徒的了解和友谊、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发挥了积极的影响。真禅法师在佛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除经常主持讲经法会外，还著有《玉佛丈室集》十册、小丛书若干本，另有大量的佛学研究论文在海内外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