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寝室里的聊天是方言杂烩的盛宴，我记得当年最开胃的一道小菜是讨论那种冬日街头
随处可见、瞥一眼就心生暖意的小吃。“我最爱吃烤地瓜了，”山东同学喜滋滋地说。
“哦，我们那里叫煨番薯，”广东妹在终于弄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以后，恍然大悟。我也跟
着笑，用上海话告诉她们，从小，我只知道把这甜甜软软的玩意唤作“烘山芋”。
烤地瓜，煨番薯，烘山芋，九个字里没有一个重复，构词形式却高度一致；偶尔交汇，仿
佛看见思维在穿透了语音的屏障之后相逢一笑、默契于心。方块字的海洋边，常常地，我
们都会在隔了千万里的滩涂上，拾到色彩迥异而形态同工的贝壳。
不过，细想下去，方言的独特性还是会执拗地浮出水面。就说这学名“甘薯”的“山芋”
吧，上海人在前头轻轻巧巧加了个“洋”字，就直接拿来称呼另一种植物（马铃薯）。同
样的物件，到了北方就完全从其生长的特点出发，干干脆脆地叫它“土豆”。从“洋山
芋”的意义分析，显然上海人吃到马铃薯要远比接触甘薯更晚，所以相对于同样来自异域
（查资料，原产地是南美）的后者来说，前者就更具有舶来品的意味。我猜想，但凡上海
人当初跟广东人一样叫“番薯”，那么，后来引进马铃薯时也会义无返顾地称之为“洋番
薯”。至于“洋”和“番”到底是不是语意重叠，搁在一起是否显得冗余，是否还存在更
精简的命名方式，那绝对不成问题——上海话历来有这样的宽容度。不信，你想想，时至
今日，阿拉上海人不是还把“洋番茄”叫得很顺吗？
上海话“叠罗汉”的杂耍工夫俯仰可见。沪语常以“头”为名词后缀，若译成普通话，有
一部分是可以用“子”来代替的，比如“篮子”之于“篮头”、“盒子”之于“盒头”
（这两种说法在沪语中并存）；但也有很多，是别处（至少是吴语区之外）鲜见的用法，
比如纸头、布头，更有甚者，小时侯喝猪肺汤，听外婆一声声叫什么“肺头”，纳闷了很
久。你如果硬逼着上海人讲“一张纸”而不是“一张纸头”，肯定会活活把他别扭死。
如果说上述前后缀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下面两个例子是直观到了极点的。昔
日上海人家多用铅制的水桶，渐渐的几乎所有的桶都给叫成了“铅桶”。“一桶水”是没
问题的，但“一只桶”似乎就没有“一只铅桶”叫得顺溜。时移世变，塑料桶大行其道，
但时不时地，你还是可以听到满耳的“塑料铅桶”，说得恳切、听得自然，反正大家都晓
得在说什么。以此类推，如果你习惯了“塑料铅桶”，那么，对于类似“洗（沪语念
‘打’音）脚面盆”和“洗浴面盆”，也就可以见怪不怪了。同理，如果有个上海人嚷嚷
着要“开窗门”，你大可不必令门户洞开——须知，这个“门”字跟在“窗”后面，功能
与“铅桶”的“铅”字相当，只能让音节更铿锵，并没有表意的用处。
还有个更戏剧化的例子：初来上海者，大抵不晓得本地人在讲“吃茶”的时候，杯子里可
能飘着几片茶叶，也可能只是清清爽爽的白开水。这里的“吃茶”，常常只是饮水的代
称。问题是，如果在某些语境中需要强调是真的要泡一杯茶喝，该怎么办呢？这可难不倒
上海人，他们会随口说——“来，阿拉吃杯茶叶茶。”
母语这东西，早就融在血液里循环不息，不必经过大脑，自然天天从舌头里蹦出来。但细
想来，上海话的拉杂、絮叨、叠床架屋，纵然上升不成严谨的语法规律，却自有它缓和语
势、增添情趣的家常妙用。仅举一例：两个人吵架，一方大吼一声“滚”，那一定是出离
愤怒了；加一个字成“滚蛋”，则情绪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加三个字“滚侬格蛋”（滚
你的蛋），骂人的那位脸上没准窥得见一丝笑影；地道的上海话还有一句最绝的：“滚侬
格五香茶叶蛋”，脆生生地喊出来，当真是色香味俱全的调笑乃至娇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