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 第二部分 |
|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4) |
| 作者 : 文欢 |
| 徐悲鸿在一次向全美院的师生们讲话时，已旗帜鲜明地说出“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的整风方向。在总结建国一年来所取得的
新成就的一篇文章中，又说：“以往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我国原有的陈腐恶劣的末流文人画，在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下都销声匿迹，不打自倒”，“这是我和一部分搞 政治风云的掀起，给美术界带来严重的危害，国画首当其冲遭到抨击，理由是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仕女等，不能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工农兵服务。 徐悲鸿和张大千都是中国美术史上成就显著的 1933年1月，当时的国家 1936年徐悲鸿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曾对张大千评价：“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反指宗派， 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降，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 但不可否认，张大千和徐悲鸿虽在艺术之路上能互为喜爱，越走越近，但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和目标上，却有很大不同。 张大千是典型的古代文人画家的活法：纵情山水，充分地创造和享受每一处的美好情致。虽对各式人物都能应付自如，并深谙处世之道，使自己生前便享有如雷盛名，但其所遵循的处世之法，还是秉承中国传统的儒家修养，从不过问政治，这一点和徐悲鸿有极大不同。 徐悲鸿是个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家，时刻贴近时代的脉搏，关心时代的命运，作品主题也是紧紧围绕时代的需要而创作。作品中有较鲜明的时代寓意。而张大千在艺术表现上则绝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画完全脱离现实时代的影子，是标准的中国文人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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