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5日 - 百团大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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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8月至1940年12月5日，华北八路军部队（不含山东）乘青纱帐和雨季，对侵华日军发起全面进攻。是役，随着战斗的展开，八路军共投入105个团，总计超过20万兵力，史称百团大战。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战役。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
上述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指出：“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
百团大战以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和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仅至1942年底，八路军由40万人减至34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干部损失很多。从1943年起，八路军总部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华北敌后抗战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联系起来，指出八路军力量暴露和元气受伤等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从中共中央军委到八路军总部及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虽然也谈到百团大战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甚至一度出现根本上否定百团大战的问题，但仍是个别现象。
本来，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时，国民党方面许多高级将领恍若梦中惊醒，无不惊呼：“共产党在西北怎么会有100多个团？再加上山东、冀南等地的游击武装，其数量就更加惊人了！”为了让全中国的民众看到蒋政府的大度，蒋例行性地给延安中共中央发去了嘉奖电，另一方面却忧心忡忡地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紧急部署“防共、反共”计划。从此，“边抗战边反共”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多数军官的共识和一贯作为。可以说，整个8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共产党方面都伴随着抗日与反国民党“围剿”双重斗争。可以说，“百团大战”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国共摩擦的升级，给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隐患。
1942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