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巫宁坤 http://www.edubridge.com/muzangyanjiu/library/wuningkun.htm
一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养分子，由武装公安部队，押送，搭乘“专列”抵达茶淀，这是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小站。下火车后，我们背上揹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包裹，列队步行十八里，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国营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虽然又饿又累，我们却满怀希望。我们以为，在这个直辖首都的，主要劳改农场，我们，一定会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们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环绕的灰色墙顶上，布满了铁丝网。一群绷着面孔的公安干警，把我们领进门去，铁门两边，有持枪的士兵把守，枪口装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处岗楼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机关枪。进去以后，我们一排排在地上坐好，听三分场场长做报告。他说，这次移监的目的，是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他强调，严守监规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严重警告：“你们任何人，胆敢企图逃跑，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虽然，我们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图，都决不可能得逞。没有管教干部带领，或书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可对任何企图逃跑的人犯开枪。你们进门时，看到墙头的铁丝网了吧？那是通了电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电的铁丝网拼，那是找死。就算你，万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骑马的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沿着大墙巡逻。他们一瞅见，逃跑犯就立即开枪。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我得把丑话讲在前头。”
我，决没有逃跑的念头，但是，对于囚禁在这样一座，禁卫森严的监狱里，却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一再说，我们不是犯人吗？这位场长，不是也说我们，是不可能企图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吗？而我们，明明被关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监狱的牢房里。我不禁，怀念起兴凯湖的劳改营，那里见不到警卫人员，更不用说，装了刺刀的来复枪了。和这座灰墙环绕的，大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平静开阔的大湖，每逢歇大礼拜，我可在湖边，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认识到，那种没有警卫的自由，无非是一种假象。那里，没有必要设置警卫，因为，遍布营地的沼泽，比持枪的士兵还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实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说。“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则，你就会被软化，而忘掉严酷的现实。”监管越严峻，我的心灵，就应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们排着队，经过虎视眈眈的警卫，和他们的刺刀，离开分场大院，前往田野劳改。值日的队长，把出工人数告诉警卫班长，班长，一个一个点数人头放行。傍晚收工返监，班长重新清点人数。政治学习，不如说是批判会，占用晚上的时间。队长们，一个个都是铁板面孔，俨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他们和李队长，毫无相似之处，李队长，完全够不上这个制度的化身。名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我过的和感受的，却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囚徒的生活。
在移监之前，我已经从《人民日报》报道的字里行间，猜出国家形势并非大好，但是，我无从知道情况坏到什么地步。我们到达三分场那天，曾经，指望吃到一顿一般给新来的人，吃的好一点的伙食。不料我们吃到的，却是萝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汤。汤里，没有一个油星子，饭后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兴，因为，东北太冷不种山芋。还有些人说，大伙房没空，给我们做一顿好饭，但，迟早会吃到的。当天晚饭吃的，是同样的东西，随后两天也一样，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两餐。第四天，清汤里没有山芋，增加了萝卜叶子。我们觉得肚子总是饿，但是，照样每天下地劳动。
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装上卡车运往北京。每一颗大白菜，都装车之后，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我怯生生地问他：“干什么用？”他答道：“你们明天的伙食。”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装进箩筐，准备送往伙房。队长喊道：“回来。你们，为什么没把乾菜叶捡起来？”我感到莫名其妙，又问他：“干什么用？”队长胸有成竹地说： “你们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双手按他说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说，缺少食物，成为我们的心病。难友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他们吃过的好东西，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乱坠，还煞有介事地，交换食谱。他们互相倾诉，夜以继日的饥饿，如何煎熬他们的肠胃，又把他们，变成老皮厚脸的、沉迷精神会餐的饕餮。与此同时，伙食越来越坏。到后来，真正的粮食，完全不见了，给我们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窝头，用的原料是，乾白菜叶，和一种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据说，其中含有10%的淀粉。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养分，但是，我们当中，马上就出现了可怕的、鲜血淋漓的消化道问题。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员，由于长期便秘，差点儿，因肠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应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们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长开动脑筋，请一位，过去制造精密仪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这件精密仪器，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贵食品，分成均匀的份额，发给各人。在他运作的过程中，几十只眼睛，都紧盯着他，和他手里的秤杆，在运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开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变质的，谁分到谁倒霉。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几片实在无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们扔在门口一条，大家夜间用作小便池的水沟里。一位难友、前共产党员，马上跳下去，把它们捡了起来。正当他，把它们一片一片往嘴里塞，一名队长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说：“快扔掉！你不要脸！你，还当过党员哩！”他回答说：“但是我饿啊！饿啊！”他继续咬嚼，直到吃完为止。晚间政治学习，我和他，都受到严厉批评，我的罪名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那位共产党员的罪名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饿啊！饿啊！”
其它一些饥饿难忍的难友，开始搜索新的食品资源。有一位，逮到一只田鼠，他趁队长不在眼前，捡到两块砖，和一些乾树枝，点起火来把它烧熟，狼吞虎咽吃下肚。还有一位，逮到一条蛇，他送到伙房去，让一个伙夫，做成一锅蛇羹，两人饱餐了一顿。
我，既无想象力，又无本领去开发，非正统的食品资源，在全中队，是第一个严重浮肿病号。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肿，两腿软弱无力，下地劳改时，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样子，因为周围没有镜子，但是，从战友们枯槁的面容，我不难想象自己，已经面目全非。不久之后，我，上了严重浮肿病号名单，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义”的，食物补助。每天晚饭后，我去伙房，领一个用旧报纸糊的，口袋装的麦糠，和一碗猪骨汤，那是，用农场养猪场，饿死的小猪骨头做的。我成了难友们，羡慕的幸运儿。可惜，我的好运为时不长，因为，小病猪和麦糠的供应，都断绝了。越来越多的，难友的浮肿，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他们来不及分享我，短暂的好运了 。
二
虽然党报，和管教干部都避而不谈，即便在，与外界隔绝的劳改农场，大家都知道，全国正在经受，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我们是从三分场，场长的大报告中，才领会到情况是如何严重的。他首先大谈“三面红旗”，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无比正确，又罗列统计数字，证明它们的光辉成就。然后，他把近年来的饥荒，完全归罪于气候反常、粮食歉收，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实行一项，符合共产党一贯的 “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措施。过去，给劳教分子，寄递食品，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食品包裹，不利于思想改造。眼下，根据新的情况，准许家属，和亲戚亲自递送食品，教养分子本人，也可写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却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
我们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义”果实，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妻子，亲自送来的小麦面烙饼。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我们大家，又饿又馋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这种不可思议的美味佳肴。我，没有写信给怡楷，传递“革命人道主义”的新信息。她，远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让她，为我的处境忧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饼，我不止是眼馋了。我想到怡楷家里人，就在天津，离我不远，也许我，可以向他们求援吧。求？还是不求？这是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天的问题。有一个政治贱民，作为近亲已经够他们受的，我，还能让他们冒政治风险，送食品包裹，到监狱来吗？我，能忍心让我那慈爱的岳母，为我的处境，忧心忡忡吗？这时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讲的话：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问题是，“活下去还是不活”。面临生死攸关的挣扎，我抛弃了重重顾虑，向我那些好亲戚求救。
1961年，元旦后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肿恶化，没有出工，队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进屋子，我就看见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旁边，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员。四哥，当初上的是，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肃反运动中，他，被诬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尽了身心摧残，以致精神崩溃。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们家，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后来，还没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病，还没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谢天谢地，他，还可以不辞辛苦，来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员站在一边，监视我们的行动。四哥，打开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鸡蛋、一块煮羊肉、还有我岳母，亲手为我做的，十个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萝卜，接待员出面干涉了：“不许收咸菜。对浮肿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萝卜放回手提包，让我很失望。他，告诉我这些食品，都是从黑市用高价买的，但是，只要“革命人道主义”，继续实行，他们，就一定想方设法，再给我送吃的。这时候，接待员心不在焉，向外面张望，我飞快地，把手伸进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萝卜，塞进我的破棉袄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却胆小怕事，给我的胆大妄为吓呆了。
“你口袋里揣着什么？”我又问他。
“只有两个窝头，”他说。
“交给我，快！”我命令他。
“这是我的午饭，”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马上交出来！”
我不容分说，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可怜的四哥，好心没得好报，辛苦了一天，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我觉得自己，活像希腊寓言里的那条蛇，在好心的农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后，把他咬死。
我满载而归，回到监房，成为少数“富有者”中的新贵，受到周围“贫困户”的嫉羡。我把珍贵的黑市食品，每天为自己限量配给，可是，一周下来，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踌躇，又写信求援，“仿佛是，越尝滋味越开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 。
春节前夕，没想到老母也来探监。她，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学的二哥，结伴同行。他们，带着两个装满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场。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过夜，“招待所”，是干部和留场职工子女，上的幼儿园的一间大屋子。由于浮肿，我周身软弱无力，一位新来的队长、刚从部队复员的年轻战士，主动帮我，把铺盖卷儿，扛到幼儿园。一路上，他很和气地说：“老人家来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两天。过春节嘛！”他主动，为一个劳教犯扛行李，我本来已很感动，此刻，又听到他，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意，我更感到惊异。看着他，紫红的农民脸膛儿，我意识到，他新来乍到，还没有“进入角色?”哩。也许是李队长第二？我真心诚意向他道谢，并私心祝愿他，永葆无邪的青春。
面对白发苍的老母，我欲哭无泪。老人家，年已六十六岁，一双小脚，从火车站，走十几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没有树木的原野上，找隐蔽的处所，方便一下。这，是一个敬老的文明古国！ 娘，从一路提来的食品袋里，先拿出个纸包，边打开边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炉烧饼，萝卜丝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连影子也没有。白萝卜倒有，不如扬州的好吃。现在，好面粉也困难，春节，一户才配给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萝卜丝，加了葱花，滴了几滴麻油，一个，一个在煤球炉上，烤出来的，自然没有烧饼铺，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说：“哭什么，吃吧。”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吃起烧饼来，不知不觉，就把十个都报销了。
娘问：“味道还可以吗？”
我说：“说不上，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再来十个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说：“听说你们这里，饿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们，和其他难友，及家属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轻松地交谈，仿佛他们，是在进行正常的春节，拜年活动。我没看到，有人流过一滴泪。连一滴泪也没有！也许这些人，已经与眼泪和欢笑无缘了？当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挤在两位妇女中间躺下。二哥和我，把两张方桌，拼成一张“双人床”，我们俩躺在一起，悄悄地，谈了一夜。他告诉我，大跃进造成的祸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我给他，讲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在清河的饿以待毙。他，一边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面轻轻说：“皮包骨，没一点儿肉了。我们得赶快、赶快给你多送东西，要不然，就会后悔莫及了。”
“五一”劳动节，宁慧，从北京来探监，大腹便便，路上当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岁的儿子和平。我记得，和平是个很坚强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宁慧，也忍不住泪如雨下。我强作欢颜安慰他们：“别这样，你们那么远来这儿，不是来哭的！你们看到我还活着，应当高兴啊。你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可以帮助我，早日恢复健康。”我们隔着，一张长桌面对面站着，桌上，搁着他们的旅行包。我们讲了一点家常，十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就完了。
一旦拥有这些食品，我成了难友们嫉羡的对象，尤其是那些“贫困户”。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来“送牢饭”，路上，也要耗时费日。还有人，本来是养家活口的，他一走，家里的人吃饭都有困难，哪有钱，买黑市食品送来。中队里，偶尔有人偷别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东西，锁在两个旅行包里，堆在我枕头后面。我给自己，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好像一个吝啬鬼，花每一分钱都心疼，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关多久，也不知道，亲戚们什么时候能再来。有一天，从地里劳动回来，我发现，一个旅行包上的小挂锁被砸了，丢了几样吃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向队部报告。抓住小偷不会太难，因为，嫌犯肯定是一个，因病留在家里的“贫困户”。一转念，我又暗自 思量，不管他是谁，我可怜的难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权利，他，为什么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况，在他硬着头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经受过，怎样痛苦的思想斗争？若是我，像他一样走投无路，难道我，就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或者更坏的事？再说，他，并没动我大多数的宝贵财富。
“贫困户”中，有一个，搞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学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用他的优美的柳公权体，写的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我踌躇起来，我觉得，这些食品，是我的亲戚们，作了重大牺牲买来救我命的，我无权拿来做人情。第二张条子，内容相同，加了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着他优美的柳体书法，我心软了。我上中学时，练过柳字，始终没有入门，因此，我一向钦慕柳字写得好的人。这么优美的书法，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这个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递给老刘一张烙饼。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去了，因为，队部认为重病号，继续留在普通监房，影响其他教养分子的士气。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我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
“别挂在心上，老刘，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把你的柳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
“那可不成。”他无力地微笑着告饶。“要是你真喜欢我的字，等环境好转后，我给你写个条辐。”
“老刘，你可要说了算。多保重！” 我无力地哈哈一笑。
三
冬去春来，全国，期盼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感谢亲人，送来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我的身体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严重破坏，很难迅速复原。两条腿还是浮肿，软弱无力，人常晕倒。一天，队部批准我，去农场医院门诊部看中医。大夫是劳改犯。听了我的主诉之后，他摸了我的脉，看了我的舌苔，然后摇着头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惊讶你的情况还这么好。尽管，如你所说，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脏六腑功能呆滞，不易吸取养分。一条冰河要想解冻，重新畅流，一两天，风和日暖是不够的。需要时间，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吓你，在目前情况下，真可说，人有旦夕祸福。我在这儿见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万保重。”
我，并不感到惊惶，但，我肯定也没从他的话里，得到任何安慰。
后来，五月的一天，分管我们班的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一个偏僻的角落“执行一项任务”。任务是，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队长没说明坑，是作什么用的，因为，他们一向让我们盲目服从命令。
我们，越过荒芜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进发，一路上，感到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可是，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们三个人，干这点活，不需要很长时间。坑一挖好，我们就看见，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地朝着我们走过来。车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一个死人！车子，在我们挖的坑前面停下，赶车的“老就”跳下来，哭丧着脸咕鲁道：“把他推下去，盖上土，麻利快点儿！别婆婆妈妈的！”我掀开草垫，看到一双，我认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吓得我全身发抖，两腿发软。我们用铁锹、铁锨，草草地埋葬了老刘。赶车的，往新填满的坑，插进一跟木片标记，上面有用黑漆，写的一个号码。他，让我们，搭老刘刚腾空的车子回营，我们三人，都宁愿自己走回去。一路上，脑子里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场。我怨自己，没有那个掘墓人，对死亡轻松的态度。接着，我又为自己开脱道，毕竟他，干这个行当，干过三十年了，而我干这个，还头一遭。晚间，我按规定去向队长汇报。
“报告队长，我们完成了任务，”我说话时，有点自满情绪。
“你们，挖了几个坑？”他绷着脸盘问道。
“一个，”我据实回答。
“一个？”他狠狠地问我。“就一个？我问你，一个坑能睡几个人？你愿意跟另外一个死鬼，合用一个坑吗？你，这无用的书呆子！我不该，把这轻松活儿派给你的。回去写个检讨交上来。”
我不介意，做点家庭作业。不过，这件事对我有了启发。死者，上大学时是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如果，他能那样摔手而去，我怎么知道，下一个不轮到我呢？农场，已经饿死了许多人犯，不过死亡，从来没有靠我这么近。我惊惶失措了。我不愿，不见怡楷一面，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愿让她烦恼。我翻来覆去地，进行思想斗争。我，该不该要她来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别三年，这次见面，对我们俩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离我这么近。我，也非常想再见我的儿子，也至少，见我女儿一面。可是，这样做，是否真的对她，或孩子们有好处？如果他们，就此再也不见我，是否，对他们更容易一些？或许，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来看我，是否，会给她在政治上，惹来更大的麻烦？不行，我不能那样做。我，为什么要给她的沉重负担，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里，直到为时已晚，难道她，不会怪罪我吗？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有权利把她，关在我生命的门外吗？“祸福与共，病康偕老！”终于，我抛去重重顾虑，向她，发出一个“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