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动机呢？”听完了这些后，安迪生提出了他的疑问，“朱向才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如果说他是谋财害命，又如何解释他杀害陈阿喜这件事？根据宏运餐馆跑堂费南多的证词，足以证明他和陈阿喜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还偷过情。因此，即便他是谋财害命，他要害的人也只能是陈阿大，而不会是陈阿喜。”
“是啊，”彼德说，“朱向才为什么要在杀害陈阿大的同时，又杀害了自己的情人陈阿喜？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了。除非我们能够找出另一个凶手。你们不排除存在着第二个凶手这样的设想吧？比方说，根据验尸官对照陈阿大脑袋后面的枪洞判断，凶手所用凶器，正是警察从一个墙角里找到的那把少了一颗子弹的，女士小口径手枪。请注意，陈阿大夫妇遇害的那个鬼节的当晚，有一个叫郭婕的女孩同时也自杀了。而这个女孩过去恰好在宏运做过招待，据说她是和老板娘陈阿喜吵了一架后才离去的。难道她不能成为凶手么？要知道郭婕的尸体至今尚未找到。”
“一个畏罪自杀者？不不不！”安迪生摇着手说，“彼德，你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我们不是侦探，让我们把这个疑问留给警察去查吧。在这，我们要做的事，是用什么证据来替朱向才开罪。而且我认为，事先摆下设想，再去查办，这种做法并不明智。”
彼德拿起一摞当时拍下的照片递给我。头一张是陈阿喜，可怜的女人双手被绑在不锈钢柱上，头往后仰去，脸面朝上贴着炉台垂挂着，乌红的嘴像一个重新挖开的坟墓那样，张得大极了。下体里插着一把铁勺木柄。另一张是下体的特写，那些紫色的肌肤周围，多处留着被烙铁烧伤的痕迹。
根据验尸官的常规检查，彼德说明着，在她体内没有找到任何人的精液。
我把这张递给安迪生，又去看陈阿大的那张。
这个双腿瘫痪的残疾人死在他的轮椅上。脑袋垂在胸前，左眼半睁着，一粒子弹由他的后脑勺打进去，再从前额上穿出来。顺着脑门上的窟窿还有一股乌黑的血，直接喷到了地上。可以想象，这股血是怎样从那窟窿里喷出来的。再下面一张就是那圈脚印的特写镜头，看上去似乎很杂乱。
“另外，”彼德继续说，“还有一处也存在着疑点。那就是现场除了那把小口径女式手枪，另外还有一把掉在开水锅里的手枪。可是警察对这把德国三六年制造的驳壳枪只是简单地报告了一下，并没做出任何解释。而朱向才的律师也没有提过任何疑问。据案卷中说陈阿大当过兵，这把枪很可能是属于他的。检验结果表明，这把枪那天晚上并没有被用过。但是，这把枪的出现，是不是可以说明当时被害者和凶手曾经有过一场打斗呢？”
“当然，”彼德把咖啡放在桌上后又说，“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们只要找到提供录像带的人，或者找到拍摄录像的那个人，如果他们能出庭作证，证明朱向才案发当晚是怎么出现在这盘录像带里的，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提供录像带的人叫景凯，”安迪生说，“他是通过一个姓林的朋友来找罗纳德的。据罗纳德说，景凯对这案子一无所知，因为案发的时候，他早已离开了伯克莱，来到中西部了。发现朱向才出现在镜头里的人是一对姓李的夫妻，他们是这录像里的表演者。这对夫妇找到景凯，景凯看了之后就打电话给朱向才。朱向才此刻才知道自己那晚上了别人录像机的镜头。可他不愿意再找从前那个替他辩护的律师，因为他曾经要朱向才主动承认杀人罪，以便和检察官谈条件，把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为此他托景凯替他另找一个律师。可是朱向才出不起请律师的费用，所以，景凯这才想起了罗纳德。”
关于安迪生的这位老同学
“还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彼德看了看我和安迪生说，“为什么那对姓李的夫妻直到现在才拿出这盘录像带？难道说他们真的过了那么久才看到他们把朱向才也拍进去了吗？”
安迪生仍然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彼德坐在他那张又大又华贵的樱桃木办公桌边，翘着一条腿对我耸了耸肩，表示他对此案已经尽了全力。
“这样吧，”安迪生忽然停下步子，胸有成竹地说，“先把血衣送去重新检验，看看那上面的血迹究竟是不是被害人陈阿大的。其次，”他扭过头对彼德说，“你尽快和那对李姓夫妻取得联系，这两个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证人。”然后，他又转向我说，“你打电话到加州圣康坦监狱找朱向才，要他把那一脸伤痕的事做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他不是凶手，我就不信他拿不出个合理的说法。”安迪生停下话，看了看窗外游荡在空中的洗窗架。此刻已经临近吃午饭的时候了。他穿上了大衣。
“我们是不是该吃饭去了？”他说，“等吃完饭，再想办法，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两项证据上做文章。”
我当天下午就和朱向才通了话。对于他那一脸的伤痕，正如安迪生所料，为了走出死牢，他对案发那晚，他本人所有的活动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关于这些事的具体内容，读者在法庭开庭后就会知道了。因为朱向才将在法庭上再次说到它。
我所担心的是，对于他那一脸的抓伤，他居然用性无能这个谁都想不到的理由来加以解释。说那都是因为他钻进了一丛虎刺梅让刺扎伤的。这种可笑的无稽之谈连我都不相信，又怎么去说服陪审团？而且，对于他所说的其他部分，就可信度而言，我也表示怀疑。这是因为在他整个叙述中，一口咬定那晚看见他的人并不是李家夫妇，而是另外一个叫于平的人。
“没有，”他说，“
可是，于平这个人，在案卷中从来没有被人提到过。更值得怀疑的是，既然于平是朱向才唯一可以证明他不在案发现场的人，他却坚决不许我们去找于平做他的证人。
“我求您！”他在电话里哭叫着，“您可千万别去找于平！”
“为什么？”
“因为我得罪过他。他肯定不会出来为我作证。就算他出来作证，那也很可能会坏我的事！”
“不至于吧，”我说，“在法庭上做伪证是犯法的行为。”
“不不不！”他仍然大叫大嚷着，“求您了！别找他，您找我过去的女朋友糖糖，她叫唐桂花。她知道我是个性无能。我有晕血症，我不可能杀人！”
“当时你昏倒在宏运门外就是因为你有晕血症的缘故？”
“是的！出事头天下午，陈阿喜曾经用电动牙刷给我按摩过。她说第二天叫我早些去，她再给我按摩。这就是那天我去得比较早的原因。我从后门进去，因为我正数着一包土豆片，所以我就没往厨房里看。一直等我走进厨房，一抬头，忽然看见陈老板浑身是血地坐在轮椅上。我本来就晕血，一见这死人的模样差点吓昏了。所以我就赶紧往外跑，可是，我也不知怎么了，跑来跑去好像老围着那死人的轮椅转似的。后来我估计这是因为我头太晕了，重心不稳。”
“你说你围着陈阿大的轮椅转了好几圈，这点你能确定吗？”
“我当时确实吓得不轻，不过我还是记得我在那轮椅周围转过。”
“那么，你有没有在轮椅上留下你的指印？比方说，你的手无意中碰到过轮椅吗？”
“没有。我当时一手捂着眼睛，一手拿着我的土豆片，不可能去碰那轮椅。”
最初我们不知道桂花所有的证件都是伪造的。为了找她询问朱向才到底是不是性无能这件事，彼德打电话问费南多要她的住址，可费南多说他不知道，但是他说景凯一定会知道。果然，景凯给了我们桂花的电话。读者在第一章里已经看过了景凯给桂花写的那封邀请信。这信就是他在“上海之春”和桂花重逢后，回到中西部，过了两个月后所写的。自从桂花来到中西部，不久就开起了烧饼店，把她五年来的打工生涯换作了一块无名的墓碑。至于她是怎么开起烧饼店的，这个我在后面自然会说到。
好了，把案子的事略为交代过后，我就可以接着说桂花来到中西部后，和景凯一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要是读者还能等得急的话，我倒是愿意先说说当我在桂花烧饼店里见到她时，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迷惑和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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