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创业海归感慨：继续坚守，还是重新回到国外去上班？

回国创业海归感慨：继续坚守，还是重新回到国外去上班？
【来源:世界经理人】

中国海归创办的企业中，大约1/3能有较大发展；还有1/3能勉强维持生存；而剩下的1/3则已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状态。是继续坚守，还是重新回到国外去上班？

“海归回国创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融资。”

彭泽忠的回答比提问还显得单刀直入，“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三次回国创业，都碰到融资难的问题，虽然每次都有改变，但并不大。”当下的中国，在基金经理们为涌进账户的资金投向而烦恼时，彭泽忠们也正在为手中的项目四处化缘。

够不着的资本

我们无法想象让海归们支个路边摊，一分、一毛地攒出第一桶金，这些带着国际领先级项目归来的创业者，面临独有的资金困境。

身为美国硅谷博士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的彭泽忠，名片左上角醒目的篆印着“四川人”三个字。2000年圣诞节前夕，四川省侨办举办的川籍海外学者、企业家恳亲洽谈会邀请了彭，并组织来宾们到绵阳当地参观考察，因为在当年的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视察绵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传达了将绵阳建设成中国科技城的决定。

四川人彭泽忠坐不住了。2001年6 月，彭泽忠在硅谷创办了公司；3个月后，彭就在绵阳高新区留学生创业园注册了绵阳凯路微电子公司，办完全部手续只用了两天；1个月后，李岚清又亲临绵阳凯路微电子公司视察，接着他的公司申报的“与LOCIC-CMOS工艺全兼容的新型嵌入式不挥发存储器”项目，以其国际领先水平获得了科技部技术创新基金 150万元的支持，这已是政府无偿支持的最高额度。

但这个在中国开花的项目，流落到了美国才结出果实。“这个项目，前期需要上千万甚至上亿的投资才能开发出来。当时后期融资相当困难，没有办法，只能回到美国，拿美国的风险投资来开发这个项目。”彭说。

相同的一幕在2005年重新上演。“那时我重新回来，带来FPTA可编程门阵列集成电路项目，同样是一项世界领先技术，到现在国内这一领域还是空白，可依然遇到融资难的问题。”彭再一次遗憾的回到美国，去拿美国的风险投资。

彭的融资经历并不缺乏事例支撑。在武汉光谷开发区，创建湖北光通光电系统有限公司的新加坡归国博士陈义红，在创业5年之后黯然离去。“我的企业是一个可以做到两个亿的大企业。然而需要资金投入时，却借贷无门。目前想在国内贷款500万元都难上加难。”陈义红说。

海归们不约而同的将政府的资金扶持形容为“撒胡椒面”。

王辉耀是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他在《如何提高海归创业成功率》一文中提出“现有创业扶持资金太过分散，如同撒胡椒面，如较常见的模式就是每个入驻园区的留学人员项目可以得到10万元的补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留学人员创业资金支持计划，以配合和推动中国在新时期的自主创新，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撒胡椒面，能研发，但是不能投入产业化，因为美国的研发都是上千万美元的投入。”彭泽忠说。事实上，政府部门的创新基金不但数量少，而且缺乏统筹，加上当地政府的配套基金总量有限，所以在实施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撒胡椒面模式，平均分配给辖区内海归企业；有的地方因为缺乏必要的评估，资金甚至被分配给不适合的创业计划。而截至目前，中国还缺乏国家级海归创业计划。

水土不服

“国内的融资机制与硅谷相比还差的很远。”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协会会长朱东屏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差距：“在硅谷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的经理、高管在做专业投资，而国内的投资者一般是达不到这种专业水平和素质的。”

机制不一也是中美融资体制的剪刀差。美国有比较成熟的机制，如美国有两种评估投资的方式，一种是按产品几年后的产值投资，按照预测产品成熟后的产值往回推，得出现在的价值。一种是按人才投资，比如一个创业博士或一个企业高管估价100万美元。如果一个团队有5个人，那么他就会给这个团队作价500万美元。“但在国内，我们还缺乏这样的行业经验和行业标准。”朱东屏说。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的投资理念是投一个创业团队，而国内看的是短期的利益回报。

“除了没有成熟的投资机制，风险投资公司太少、资金太少也是个问题，中国去年风险投资将近2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硅谷的1/4，在硅谷，拥有上亿美金投资基金的公司有几百家。”彭泽忠说。

彭同样也不认同民间融资的方式，“现在虽然可以在民间融资，但很多民间资本对高科技产业并不能理解。他们可以投资给房地产等可以在短期内看到回报的项目。但对于具有长期价值的产业，就一定需要国家支持拿钱投资。美国的投资公司从60年代就已经发展了，中国要想发展不能再照搬美国路线，现在需要政府直接的重点投入。”

实际上在硅谷只要有好的商业计划书、产品以及团队，风险投资公司的融资命中率很高。而且一旦决定投资，投资公司会参与找市场，甚至帮助公司提高管理水平。回国创办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的汪潮涌说：“国内也有几百家风险投资公司，但总的来说还很不成熟。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实力为企业提供国外投资公司对企业的那些支持。国内银行向企业贷款的条件是看你有多少房产、地产、设备等有形资产做抵押，创业时期的高科技企业显然没有这方面的优势。除非你能从国外为自己的创业公司带回大笔资金，否则公司很容易因资金短缺而夭折。”

创新易 创业难

是鼓励创新，还是鼓励创业？

去年3月通过的《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中，在国家鼓励海外留学人员采取为国服务的7种方式里，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内科研机构受聘兼任专业技术职务、顾问或名誉职务”排在了第一位。

“国内以往许多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政策措施，理论上都很充分，但往往有一种重创新轻创业的倾向，在政策制定上，往往忽视了真正有效的创新必须依托创业才能进行。”王辉耀认为国内有关政策已经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

政府有关部门以往出台了大量政策法规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因此在吸引人才归国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制定上，往往都是以学历或科研成果作为待遇标准，较少考虑留学生归国创业的实际需要；各地扶持资金的发放，也往往参照科研成果评选的标准，较少考虑科研转化和市场需要。

彭泽忠的创业故事即清晰地告之了“重创新轻创业”思维的缺憾：彭在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创新项目的前提下，因资金问题无力投入产业化，不得不两次求助国外风投，让本该在国内投产的领先项目远走他乡。

王辉耀认为：“在当前海归创业形成浪潮的情况下，基于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国家级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支持计划。如果每年挑选和支持数百名留学人员创业，几年下来，就能支持上千家海归企业的启动，同时也将带进大量的新技术，加快推动中国的创新进程。”

让海归们带回高科技的种子，并且让这些种子发芽，王辉耀认为：“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