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色戒》让人认识了中统女间谍郑苹如，很多人也对郑苹如表示钦佩。其实，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位打入日伪政权的女间谍，这名女间谍名叫关露，不同的是，关露是中共的女间谍。关露本名胡寿楣，1907年7月25日生于山西右玉县。“关露”是她的笔名。1938年春天，她在上海加入共产党。
三十年代，关露加入了左联，担任过中共的地下交通员，参与发起了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还参加了中国诗歌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等组织。同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杂文以及译作，数量最多的是诗歌。1936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她的诗集《太平洋的歌声》。
不仅如此，关露还是《十字街头》插曲《春天里》的词作者。由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和赵丹主演的影片《十字街头》，是三十年代非常出名的电影，这部影片里有一首插曲《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为了穿，朝夕都要忙……”《十字街头》一经上映，影片里这首插曲《春天里》，立刻风靡上海，大街小巷，人人传唱。
这首《春天里》的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而《春天里》的词作者，就是关露。在1937年“8．13”事变后，上海的文化人士纷纷撤离上海，关露则根据中共的安排留了下来。1939年秋后的一天，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秘密约见关露。他给关露看了一份从大后方打来的由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密电上写着“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指廖承志。
资料：作家关露
关露立即赴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潘汉年说：“听说你和李士群夫妇熟识，组织上决定利用你和他们的特殊关系，收集情报。”李士群何许人也？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就读于美术专科学校及上海大学，后曾赴苏留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弟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搭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机构逮捕，旋即投降，被任命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成了一名C．C系的特务。
1933年春，当潘汉年在中央特科派遣“红枪队”制裁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时，因涉嫌此案，李被逮捕，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受审。后经他的老婆、C．C系上海区情报员叶吉卿带了大量珠宝首饰赶到南京营救，上下使钱，左右贿赂，才使李获释。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
李士群投敌之后，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军统、中统形同水火，但暗中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中共方面，他也设法寻找关系，他的目的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有鉴于此，潘汉年在1939年春离开延安之前，就曾与康生等人一起讨论过李的问题，认为有条件地与他建立某种联系，争取和利用他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1939年秋，当潘汉年到达香港后不久，李士群正通过关系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表示：他愿意和中共联系，并提供必要的情报。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将他的朋友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工作，由胡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人员。
胡绣枫与他丈夫李剑华都是潘汉年系统的中共情报人员，李士群对胡的情况也很熟识。不过此时胡夫妇俩正在大后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一时难以抽身。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调胡绣凤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关露代替胡绣凤去担任和李的联络工作。
据中华网刊文，廖承志向关露转达南方局的指示后，潘汉年就对关露的具体任务作了布置。潘汉年说：“你回上海后，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去做策反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关露就“欣然同意”了。
接着，潘汉年又叮嘱她：“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并反复强调：“今后要有人说你是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接受任务之后，关露迅速离港返回上海，并赴“76号”汪伪特工总部去见李士群。李将她留在那里，担任与潘汉年联络的任务。不久，潘又委托上海的中共情报人员吴成方具体与关露联系。关露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方面的情况。李士群既知道关露和他往来的使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有时就故意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信息。
关露最出色的成绩是安排潘汉年与李士群会见。在潘汉年的劝说之下，李士群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效劳。后来他果然往苏北红区运送了一些药品物资。尔后，李士群曾几次派人过江给新四军送情报，并且派人护送江苏省委领导刘晓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越过层层封锁进入解放区，都是潘汉年、关露对他进行策反的结果。李士群于1943年9月被日本人毒死。死因说法之一是，日本人得知李士群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认为李士群有投共意图。
1942年春的一天，吴成方通知关露：她以后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了。李士群那边已另外安排了人。关露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成方说，组织上还将派她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艰钜的任务，一定要安下心来。
几天之后，吴成方又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刊名叫《女声》。中共派遣关露打入《女声》月刊任编辑，是试图通过这一渠道与日本共产党联络上，但是最终未果。关露于这一时期在《女声》月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并受命代表汪精卫政权出席在日本举办的“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从此彻底背上之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开展惩治运动。在周恩来、邓颖超的指示下，夏衍出面将关露转移至新四军控制区。但是在解放区，她依旧遭到审查。不久，关露因为在淮阳被不明真相的青年当众辱骂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此时，相恋多年的男友王炳南也被迫与关露分手，关露的精神彻底崩溃，被迫转去大连疗养。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
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而且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据中国经济网刊载的《“文化”关露之死》，1949年中共建政后，关露在北京恢复了工作，在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手下负责电影剧本创作。1955年，关露在胡风反党集团一案中受到牵连，再次被审查。6月，因受潘汉年一案牵连而被逮捕入功德林监狱，精神分裂症复发。1957年被释放，但不久在反右运动中因为受到丁玲的牵连，被迫退职，失去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又被抓入秦城监狱，1975年方才得到释放。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问题」。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就在这年的12月5日，关露自杀了，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12月5日，，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是年关露75岁。死后，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丁玲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有点傻，总是牺牲自己。她的心灵负了伤，孑然一身，没有亲人，她是很寂寞的。”另一位女作家杨沫说关露「把一生贡献给了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