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纽因：圣诞与毛诞

作者：纽因

枚子：

圣诞节就要到了，我记不准确是在那一天，但酒店和商场橱窗里的装扮提醒了我，而且邮箱里出现了圣诞的电子卡。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可今天，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在几年前说的一句话。

那是在北京，大概也是在圣诞前后的日子。提到圣诞节，他开口痛骂中国人的贱骨头，过什么洋鬼子的节日，中国要过节也不要过什么圣诞，而要过毛诞，纪念毛泽东的诞生。

其实，就像麦当劳来到中国一样，情人节、圣诞节之类的节日到了中国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圣诞节在普通中国大众的心目中，与耶稣没有什么关系，与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和皮尔•卡丹、佐丹奴之类的品牌一样，代表了城里人的一种生活时尚，酒店商场里那些电动的圣诞老人伴随着音乐扭扭屁股，不过给客人增加快乐的调料而已。人民多一些节日，总会多一份快乐，何必要责怪呢。不过，今天让我突然想起的，是他说的后面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过毛诞呢？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些胡思乱想或者奇谈怪论，我也一直这么认为。毕竟，一个日子能够成为人民的节日，一定包含了某种宗教因素，包含了超越了人的无限力量，节日就是人能够有可能分享神性的日子。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等等，都是根据万物生长的规律确定的，都包含我们对宇宙万物的深深敬意，而且有些节日也慢慢地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涵，比如端午节就为纪念忠诚和爱国这种高贵的人格品质，中秋节就成为团圆相思的日子。后来，我们也增加一些节日，比如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教师节和建军节等等，这些节日由于过分强烈的人为色彩，而没有神圣的宗教意涵，只能变成了官方的假日，而无法勾起人们内心的神圣情感。

节日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内心的信仰，它一定跟某种大事件的发生有关。无论在个人的生命，还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总会在关键时候，发生一些仿佛命运安排或神意降临的事件，它足以扭转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种的事件才是真正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耶稣的诞生在基督教中就是这样一个大事件，上帝用肉身为人间承担苦难，圣诞节作为也一个节日就意味着人性与神性的交融。如果说神意降临的关键时刻能够成为人民体会神意的节日，那么，人身上体现神性的关键时刻也可以成为人民体会神意的节日。

在我们的文化中，神意不是在体现在抽象上帝那里，而是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感受和判断，在另一个或者另外一些人身上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在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存在实体，而是一些品质。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传统的宗教都是一个不成熟的神话，他们向往往往是人格化的神。但是，这种宗教包含了人民对某种高贵品质的追求和信念，意味着人民要在现世而不是来世来践行这些品质，他们要在现世努力接近上帝的生活。看看我们的民间宗教，无论是八仙过海、还是关公庙，人民对正义、忠诚和神勇的神圣信念是要在行动中实践这些信念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宗教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教育，不是来世的许诺，而是现世的践行。

人类学家已经对关公庙的起源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但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在陕北的一个小县城里，早就建起了毛泽东庙。我在作调查的时候，曾经详细了解过这个庙的起源。

70年代末的一天，一个村支书到县城里办事，发现县农机站的院子里有一尊废弃了的毛泽东塑像。你也知道，在“文革”结束后斗转星移的日子里，各地的毛泽东塑像都被推到了或者废弃了，这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与县农机站的人商量，就把毛泽东塑像运回到离县城不到10华里的村里。起初他把塑像放在大队的办公室，后来，就萌发了建毛泽东庙的念头。这个想法一经传开，就获得了当地很多人的拥护，于是，群众开始自发幕资修建。后来，由于政府的干预，他们把建庙搞成了建革命博物馆，但是，整个建筑的设计和风格都是传统的庙宇。

毛泽东庙建在视野开阔的山顶上，有上下两层。下面一层做成了革命历史展览，上面一层才是正殿。中间的毛泽东像是按照神庙的风格重塑的，而且两边还塑了朱德和周恩来神象，就相关公庙中关公身后的关平与周苍一样。在这里可以烧香、叩头、许愿，和一般神庙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留言簿，我看到上面还有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留言，有的甚至专门为此来到这里。现在，围绕毛泽东庙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庙宇群，左边是道教的白云观，右边是佛教的无量殿。佛教和道教的两个风格不同的宗教，但在这里却可以混在一起。用这位老支书的话来说，毛泽东是大神，能够镇住其他的小神。

在给我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老支书特别提到了那天他在县农机站看到躺在草丛中的毛泽东塑像的感受。因为是支书，经常到县城，也见过被毁弃的毛泽东塑像，但是，那一次他突然有了一个神奇的感觉，觉得不能让主席象废弃在杂草丛中。我相信，这一天，这一个念头，对于这种老支书来说，就是人生的一个大事件，仿佛是一个神意的启示，从此，这个老支书的人生就改变了，他觉得后来日子仿佛就是为了完成一项人生使命，建一个毛泽东庙。如今，他的使命完成了，老支书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
我想你也可能有所耳闻，在民间，毛泽东已经差不多变成了保护神，尤其是前些年汽车司机自发地在车里挂上毛主席像，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革命歌曲。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会认为这是社会转型中人们丧失安全感之后的心理皈依。这样的说法可能是真正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安顿人们心灵的为什么就是毛泽东呢？

当一个人被人民自发地当作神一样来侍奉的时候，这个人身上一定具备了普通人所不具备的品质，一定具有了某种只有神才具有的魅力。韦伯把这种人看作是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但我更愿意用“伟人”这个概念。去年我在北京的卧佛寺专门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一幅手绘的出殡图。当野心、利益和权势形成的不同派系把中国肢解的四分五裂之际，所有的人在这一天都搁置了他们的意见分歧，共同悼念一个人。这一天，人身上的野心、利益和权势似乎不见了，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神圣的东西，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孜孜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共和政府。在所有人的纪念文章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毛泽东的评价，他说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有“宏伟的气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伟人”。我当时就想，说孙中山先生是“伟人”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常人”，不是一个“普通人”，那他身上一定具有普通常人所不具备的品质。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处在神与野兽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中间位置上，因此，人可以像神那样伟大，也可能比野兽还要野蛮，这其实正是人的自由所在。我想，在“神”与“兽”之间，这个广阔的空间正是为“人”准备的，也是为“政治”准备的。如果是一个鲁宾逊荒岛上的单个人，究竟是神是兽到不重要。神和兽这两个维度之所以为对人重要，是因为人要组织起来，人是社会的人，因而也必然是政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自然性质上属于城邦的动物，就意味着人是政治的动物，有可能通过政治组织起来，向神的荣耀迈进。“伟人”不同于“圣人”，就在于它是一个政治概念。他在政治生活中有一种超凡的魅力能将人民组织起来，并带领人民追求神的荣耀，因为人民在他身上看到了神性的光辉。这样的伟人往往成为将一个民族凝聚起来的神，他将散居地土地上的一个一个的人凝聚起来。因为只有追随伟人，一个普通的人才不会感到恐惧和孤单，他在伟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其他人所有人的存在，感受到了整个民族的存在，感受到了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追求，感受到了完成使命的神圣、荣耀和力量。只有这样的伟人才配得上供奉在神殿里，供万民景仰，他因此也获得了神的荣耀，永垂不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摩西是这样的伟人，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孙中山也是这样的伟人，而初步完成孙中山政治夙愿的毛泽东无疑也是这样的伟人。

孙中山的最大心愿就是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共和国，而他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做到了。当年孙中山最痛心的就是中国人只有家族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只有无政府的自由主义，而没有民族意识，因此遇到外族入侵的时候，往往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而毛泽东所建立的共和国却把国家意识深深地烙在了每一个人心灵上，融进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当然，不可避免的是，打上烙印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过程。想一想建国以来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强制性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把中国人融为一体，在每个人身上打上国家的烙印。我们原来经常把火热的生活比喻为大溶炉，事实上，毛泽东的共和国就是一个大熔炉，不管富人还是穷人，不管书文盲还是读书人，不管上海人还是新疆人，不管汉族人还是土家族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所有人在共和国的这个大溶炉里最后都融化为一个中国人。以前，中国人不过是一个文化概念，而经过共和国熔炉的锻炼，中国人不仅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国民概念。

前些日子，在香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来自台湾的著名学者。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不解地问我，台湾不过是一个蛮荒小岛，独立就独立了，大陆人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我说，在晚清的时候，对于大多数大陆人来说，台湾的确是一个化外之地的蛮荒小岛，清政府割给谁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同了，台湾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概念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上，如果不理解这种国家意识，台湾人就不理解国家统一的强大意志，而台独势力之所以敢铤而走险往往是因为忽略了这种国家意志。

不瞒你说，在跟他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感激毛主席，我认为这是他留给中国人最大的一笔财富。毛泽东把中国不是建立在法律上，也不是建立在政党组织上，而是建立在人心上。我给你发的那篇文章在网上很有影响，其中就说到台湾决不能在我们插队一代人手上独立出去。你看，这就是插队给一代人心灵上烙下的国家意识。我们常说，后代人肯定能找到祖国和平统一途径，我却表示担忧。看看台湾的国民教育，这比陈水扁的台独纲领更可怕，而我们可以依凭的最强大的统一力量就是我们对13亿中国人的教育，把祖国统一的国家意识播种在他们的心上。

今天，我们在理解毛泽东的时候，往往不是从立国者这个伟人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从常人的角度来审视，因此，就会拿个人幸福之类的人道观念来衡量毛泽东的政治作为。由此，很多人关注的“大跃进”死了多少人，政治运动中死了多少人，“文革”中死了多少人，或者关注毛泽东采取怎样的残酷的手段进行政治斗争等等，这样的东西在前些年“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著作中看得太多了，当然，更有下流的手法就是那个无耻的医生编造的各种故事了。

其实，这也难怪。黑格尔早就说过，仆人眼里没有英雄。这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仆人根本就无法理解英雄，就像对于苍蝇来说，面包和牛粪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是说，仆人理英雄太近了，仅仅看到英雄的起居生活，感受不到英雄的高贵品质。我宁愿怀着善意在第二种意义上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看不清毛泽东作为伟人给中华民族的贡献，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距离历史太近了。毛泽东逝世还不到30年，我们今天根本还不敢说知晓他对历史和未来的意义。我们必须摆脱后冷战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用更长远和更大的眼光里来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在常人的眼光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吃饱穿暖而已，而毛泽东的中国却让人民处于贫困之中。但是，毛泽东恰恰不是一个常人，他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幸福，而是所有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幸福，是一个民族的幸福。建立一个独立安全的国家无疑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大幸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们关心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而不去计算晚清以来的历次对外战争和北洋和民国时期的内战死了多少人。对于毛泽东而言，他要实现的是整个民族的心愿，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是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必须累进裤腰带拥有原子弹。整个民族在这个艰巨的政治使命之前，必须进行艰难的选择，只有拥有坚强意志的人，才敢在这个选择面前做出勇敢的决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大骂梁漱溟，因为这不是一个如何对待农民的道德问题，而是是否加快实现工业化的政治问题。

当然，这么说法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没有错误，而仅仅是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人的错误，而不是一个常人的错误。我们在批评伟人的错误的时候，最可怕的是把伟人本身也给摧毁了。80年代在给毛泽东进行历史功过的评价中，就汲取了苏联当年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教训，严格地把毛泽东作为伟人的贡献与他的错误区分开来。90年代以来，我们之所以避免苏联解体的悲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

这些年，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学术著作越来越多起来了，从后现代的角度和市民社会的角度来否定中国革命的著作也多起来了，否定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偷偷地隐藏在各种学术著作之中。古人云，“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种历史的书写表面上是学术研究，实际上正是要摧毁毛泽东所建立的共和国，因为这种摧毁是从人们的心灵上偷偷地开使的。如果没有这种烙在心灵上的共和国，法律所建立的共和国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

真正凝聚一个民族的，从来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本民族的宗教。你也知道，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超越的信仰，而是历史上的圣贤伟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儒家文化不是体现在四书五经这些死的文本上，而是体现在四书五经所养育的人民所追随的伟人身上。毛泽东无疑就是这样的伟人，他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是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支柱。尽管知识界不断有人全盘否定毛泽东，但在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正逐渐从具体的政治伟人变成人民的守护神。

毛主席说的对，决定历史的从来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人民。人民遵循自己的自然情感，人民热爱自己的领袖，人民怀念毛主席，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我们这个民族正是在这种自然情感的表达中才能真正凝聚起来。

12月26日很快就要到了，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人民会自发起来纪念毛泽东，就像陕北人会去毛泽东庙上香许愿，每个地方的人民都会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我不知道你在美国会怎么过，我准备认真读一读《毛选》四卷中“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社论，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教科书，尤其值得每一个正直爱国的中国人认真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