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大清帝国-2..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
西直门外
18世纪末到过北京的英国人都还承认: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他们获悉北京人口数是300万,光是都城(鞑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积也超过了1平方英里,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纪世界最大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无法和北京相比。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 大运河旁 乾隆皇帝允许英国使节们从大运河返回南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决定。让英国人沿途经过直隶、山东、江苏和浙江,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把大清帝国的腹地,它的肝腑内脏全部袒露给外国人看。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的时候,正是龚自珍揭露的“戮心的盛世”,外表虽然光亮,内囊却已腐朽,很不耐看。有学者常说乾隆保守,从这点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闭关主义”者。他很开放,愿意把“康乾盛世”展示给英国人。只是乾隆老而无知,他忘记运河上通常不是皇帝多次“南巡”的辉煌样子。当年沿河官员多方搜刮,百般粉饰,才造出沿河的歌舞升平。到1793年,清朝内部已经腐坏,运河上民众的贫困状况化再多的钱也难以遮盖。 由于和中国通使的失败,没有获得通商口岸,没有能够公使驻京,马嘎尔尼勋爵回国后承受了很大压力。英国报纸和宫廷对国王乔治三世花了这么一笔巨款而毫无所获大为不满。马嘎尔尼闷闷不乐,一直不愿公开他的日记(日记迄今还未出版)。无法交代,只能让他的副手斯当东出面,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然而“纪实”并不实: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并不时让古老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纪实”为了不让英国民众失望,还是趋附了欧洲崇拜中国的风气,美化了大清国。里面放了不少官样文章。这书在英国广泛流行,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书中对清朝官员的腐败,对民间的疾苦已经作了不少掩饰。这些掩饰是必要的:为了不让崇拜中国的欧洲读者过于失望,有必要为中国维持一个古老文明的形象;他们也要让决定遣使的乔治三世有所宽慰,即使没有达成目的,到底不虚此行,看到不少好东西,英王英明等等。 画面表现的是在大运河中牵引英使船只的纤夫们:在营兵火枪手的押解下,在运河边的饭摊上席地而坐,吃几碗稀饭而已,连咸菜也没有。有几段运河水道,民工们实在拉不动船,比步行还慢。英国使节们要求上岸,减轻吃重,兼着也散散步。这样,威廉-亚历山大才画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经是一幅乾隆版的《流民图》了。 这种情景和耶酥会士传到欧洲的风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样。马嘎尔尼失望之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具有相同的弱点。” 马嘎尔尼使团来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后说:来的时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汉。但大清国却让英国人垂延三尺。 八抬大轿 根据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记载,他们刚刚入住承德,同一天清国官员两次造访。一个是代表阁老和中堂向特使问候,另一个是皇帝的钦差。从礼仪上看,这位官员乘坐的是四抬大轿,随员不多,还算轻车简从,所以画的应是礼部派来的低品级官员,是和绅的代表,不象乾隆皇帝的钦差大臣。 在中国,“坐轿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谓:“戴它一顶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坐它一座轿。”可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乘轿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从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顶不人道的轿子:驱使苦力,用病弱轿夫的腿脚搬动肥胖官员的躯体。19世纪很多来华游历者,看到中国的黄包车、人力车和轿子都觉得不舒服。 乾隆以来人口过剩,中国苦力的价格实在便宜。到处是多余的劳力,帮人抬轿,仰人鼻息,没有什么尊严。清朝官员出行,雇佣大量苦力,前呼后拥,在街上吆喝扰民。情况如画面描述的这样:前面有人鸣锣开道,两旁有人驱赶围观百姓,防止有人拦行告状,随行还有总管,那位在画面中走在前面,登门递上名帖,通报主人姓名的人。官员们喜欢这顶轿子,已经超过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资格坐一顶官轿,为皇上办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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