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京夫子
第四十节 北戴河会议
从北京乘火车下天津，再沿着渤海湾一路北行，过唐山，六个小时即可抵达中国最负盛名的海滨胜地— —北戴河。如果乘汽车从北京赴北戴河，则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从北戴河再往北行数十公里，便是万里长城东端起点— —“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了。好一座山海关，把中国山河分成关内和关外。出了山海关，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草原了。
北戴河为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一部分，海滨疗养地称为“海滨区”。傍着大海，有一条洁净的柏油马路。马路下方是长达十几华里的金色沙滩。马路的上方是一带低矮山岗，长满了四季常青的松树和柏树。绿树丛中，隐露出来一栋栋红色、褐色、纯白色、银灰色、乳白色的欧式别墅。别墅背山面海，错落有致，绵延十来华里，十足的西洋情调。你要是初次来到这里，便会产生一种宛如置身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或是西班牙的某处海滨胜地的错觉呢。一九四九年之前，这里本是“华人与狗勿入”的高等人的避暑租界。
一九四九年之后，每年的七、八月间，毛泽东要是不南行至庐山，就多半来北戴河。这里离北京又近，毛泽东又酷爱游泳。因之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的大员们，各省市的党委一把手，便来到这里边聚会，边疗养，边开会。几乎年年都有“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便被辟为“军事禁区”，外国人、普通中国人，都不得进入。
当然，中共中央不在这里开会的日子，便会开放给各地政府选送来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疗养。那时节，外国驻京的外交使节，也可以沾沾中国官僚的光，来这里避暑休息几天。不管怎样说，毛泽东把一切颠倒了过来，不能不算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过去中国官僚要看洋人的脸色行事，对不起，现在洋人要仰仗中国官僚的鼻息。海滨区新建了唯一一栋中国宫殿式庭院，琉璃绿瓦，雕梁画栋，朱漆大门。供毛泽东居住。来到洋味十足的海滨渡假地，他也不忘帝王风格、民族气派。
一九六二年八月，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中共中央历来的会议，有三种名目形式：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全会”。顾名思义，是全体中央委员出席、候补委员列席的会议，有选举、罢免党的最高领导人、决议党的重大政策的权力，是符合中共党章的；二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就不一定具备委员身份了，而由党的最高领导人点名圈定。这种会议形式在中共党章中并无规定，但作出的决议往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决策；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扩大会议”，这种会议形式更邪门，往往用之于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力。并非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能出席会议，而党的领袖却可以让自己的亲信、爱将们出席，并具表决权利。最典型者，莫如一九三四年的中共红军召开的“遵义会议”了。当时政治局委员出席者不足半数，而与会的红军将领却人人都有表决权。中共至今对那次会议视为骄傲、引为神圣。
中共党内斗争从来无诚实可言，更无章程可循。毛泽东掌握了枪杆子，又深谙三种会议形式的妙处，运用自如，玩之于股掌之上。三种会议均可视毛泽东个人的喜怒好恶，作出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且三种会议形式还可以互为转换，怎幺方便就怎幺转换，一切看他个人的需要而定。毛泽东决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不做会议的奴隶。
这次，毛泽东成竹在胸，决定一步一步来扩大会议的范围。他先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位商量：趁着大家都到北戴河渡假，是否开个“政治局碰头会”，商量一下下半年的工作？这是毛泽东善玩会议韬略的高明之处。因为若是一开始就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或“政治局扩大会”，乃至“中央全会”，就得事先发通知，整资料，研究议题，草拟报告。各路诸侯有备而来，就难以对付了。像上次庐山会议那样，中途改变方向，斗争彭、黄、张、周，麻烦就大了，害得他头发都白了不少呢。
刘少奇自然熟知毛泽东同志的这类韬略。他就汤下面，顺水推舟，自有一套深思熟虑的对策：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缓谋急。你不按章办事，我事事强调章程；你不让准备文字材料，我就用腹中现成的“文字材料”；你一步一步扩大会议范围，我一步一步提前打好招呼。但有一条，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激怒毛泽东，不公开跟毛泽东闹翻脸。他估计，毛泽东同志因患有恶性的老年性中风、高血压，还迷恋于女人，好色不倦，肥胖的身体已经一年不如一年，终将不久于人世。而刘少奇本人，虽也年过花甲，但家室和睦、天伦常乐、生活检点，身体也没有发福。日理万机而少倦色。他有着身体和时间的优势。他不信熬不过病夫毛泽东。
这次，刘少奇决定不露声色地对毛泽东采取相应的制约，免得他一见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又心血来潮，忽发奇想，异想天开，再次把国民经济拖入灾难的深渊。最能制约毛泽东的，又莫过于彭德怀问题了。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这件事情上，是最不得人心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全党上下，普遍传来了“替彭德怀同志平反”的呼声。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尤其是如此。彭德怀本人呢？最近又给党中央、毛主席上了“八万言书”，提供了大量的事实、数据，总结三年大饥荒的惨痛教训，坚持他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观点，以为时间证明了他正确的观点。
刘少奇嘱咐办公厅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印刷若干份，除呈送毛泽东主席批阅外，也分发给每位与会者。刘少奇的这个意向，得到朱德总司令、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默认。至于周恩来，向来随大流，好说话，好共事，很少坚持自己的甚幺见解。大是大非，他以不得罪毛泽东为原则。在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中，还有两位智勇双全的人物，做了刘少奇的得力助手：原西北局副书记（书记为彭德怀），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另一位是刘少奇的老部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政治局碰头会”一开始，就面临着彭德怀问题。毛泽东不吭声，刘少奇也不吭声，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亦暂时沉默，而让习仲勋、邓子恢等人去侃侃而谈，为彭德怀元帅请命。毛泽东看来处于劣势。他趁刘、周、朱、陈、邓诸位还没有开口，决定扩大会议范围，请来了一批在京的中央委员以及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可是这些被扩大进来的人，又每人都得到了一份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议论的仍是彭德怀问题。他们赞同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反。经过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了那幺多的老百姓，大家心里都有点正义感。
于是毛泽东又决定进一步扩大会议范围，开成八届十中全会，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常委第一书记，以及在外地的中央委员赶来出席。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军队及省市一级机构的反右倾运动进行得最彻底，把跟彭德怀有过工作关系，或跟彭德怀持相同观点的人，统统反下去了。
省委一级的各路诸侯到齐后，毛泽东另起炉灶，避实务虚，开始谈理论问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指出，在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至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利的斗争，存在着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即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故此，阶级斗争非但没有过时，没有消失，而是激烈尖锐地存在于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至国家灭亡，政党灭亡，阶级灭亡……
毛泽东的一番宏论，谈得与会者们晕头转向。沉默了好些日子的情报头子康生，这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动态。每逢毛泽东大谈理论的时候，必然是他下定决心准备坚决斗争的信号。康生通过手下的系统于平日在各行各业所掌握的情报，便可发挥奇特的功效了。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起初似乎是针对他的湖南同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因为邓子恢在三年大饥荒中，公然主张农村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右倾得可以了。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子恢的右倾机会主义，又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给刘少奇一点颜色、一个警告。
早在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刘少奇、邓子恢擅自下令解散了二十万个不具备条件的农业合作社，而多次被毛泽东申斥为“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康生、柯庆施等人紧跟着上阵，在小组讨论会上大骂邓子恢老保守、老右倾、老落后，处处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热衷于推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一天，毛泽东正在会上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康生随之递过来一张纸条。毛泽东抓过纸条便念：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笑了：是啊，现在时兴写小说嘛，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谁说我们没有创造发明？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嘛！
毛泽东总是在关键时刻要感谢康生。康生提供了小说《刘志丹》这发有力的重型炮弹。刘志丹是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歌曲《东方红》最早歌唱的是刘志丹，而不是毛泽东。刘志丹早在一九三九年就牺牲了：
高岗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歌颂刘志丹就是替高岗树碑立传，替高岗翻案。闹翻案也是一种时髦，党内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就大有人在嘛。小说《刘志丹》是谁写的？
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彬。
请问，原西北局大员中，谁支持过这部小说的写作？
顺藤摸瓜，很快摸到了本次会议上要求为彭德怀平反最卖力气的习仲勋。都说习仲勋足智多谋，是刘少奇的智囊。
毛泽东一反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出的保证党内民主生活的神圣承诺，又开始大兴文字狱、大搞党内整肃，把矛头指向党政军高级干部。与会的中央委员门面面相嘘、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刘少奇更是乱了方寸，无可奈何。斗智斗勇，他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他不得不找周恩来、朱德商量，请周、朱二位出面和稀泥、打圆场，以求尽量缩小些整肃面。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除了陈伯达、康生、胡乔木几位党的理论家大力吹捧外，中央委员们大都反应冷淡，思想上、感情上也都转不过弯来。因之没有出现往常那样的一致拥护、热烈颂扬的场面。
毛泽东的主要目标达到了，遏制了党的高层干部中要求为彭德怀翻案的图谋。这时已经到了八月底，习仲勋这颗钉子还没有拔除，会议开得不上不下，还没有结果。于是毛泽东提议说：现在北京的天气也凉爽了，各位同志游泳得也差不多了，小平你们的皮肤也晒黑了，在北京也各有家小，我们回去再继续开会，如何？
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提议。可是，九月初，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人们回到北京，就发现少了习仲勋。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他已经在自己住家的四合院里画地为牢，失去了自由。中共成立了“习仲勋反党集团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即为情报头子康生。
“北戴河会议”以软禁习仲勋，逮捕他手下的大批党羽收场。还撤销了邓子恢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也正是这次会议的后期，毛泽东亲自提议：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管全国文化宣传战线的工作。论功行赏，康生是得到了报偿了。
虽然是一次以捕人作收场的会议，但一点也不妨碍中共中央为八届十中全会写出“历史性的光辉文献”：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这一科学命题，即后来所说的：“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从来的中共中央的“历史性光辉文献”，都是由毛泽东的三大理论家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起草，只需毛泽东亲自审订、批阅。而拿到会议上去鼓掌通过，则是履行手续问题。有时连这道手续亦可免掉，会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讨论和遵照执行。
刘少奇又一次遭受重大挫折。亦是中共党内稳健派的一次大挫折。至此，中共的政治方针在付出了五、六千万无辜生命之后，稍稍宽松了一阵，又大幅度向左逆转，向着更疯狂的目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