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夫子
第六十四节 诱捕罗瑞卿
毛泽东只花了半天工夫，就说服了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中央军委常委们，作出了撤销罗瑞卿大将军内一切职务的决定。出席军委紧急会议的十多位帅、大将，自五九年庐山会议罢了直言敢谏的彭德怀元帅的官之后，便都对毛泽东言听计从、说一不二了。
他们心里或许不服，但数十年的经验说明，谁反对毛泽东，谁就没有好下场。博古没有好下场，李立三没有好下场，张国焘没有好下场，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人，只是给毛泽东提了点意见，也没有好下场。
如今可好了，在中央军委常委们各自的家里，警卫排的干部战士，天天都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无形之中，老帅们的一言一行，也都受到这些警卫战士的监视呢，连发个脾气、骂声娘，都要注意政治影响了呢。
毛泽东亲自陪元帅、大将们游了一天西湖。只有罗瑞卿本人没有出席本次中央军委常委紧急会议。会议也并未具体指出罗瑞卿犯有何种错误、乃至罪行。只是出于党的需要，决定将他撤职。亦没有给他本人申辩的机会。中共从来没有这种习惯，从来背着当事人作出重大决定，不给当事人申诉的权利。
再说，罗瑞卿大将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曾经签署过高岗、饶蔌石、潘汉年这些中共元老人物的逮捕令，亦签署过胡风、丁玲、陈企霞这些文化界著名人士的逮捕证，他又何曾想到要地找这些人谈话，并听取他们申诉冤屈呢？说得稍迟点，苏联老大哥不也是趁着总书记赫鲁晓夫在黑海休假，而由莫斯科的政治局的委员们突然作出决定，宣布把他赶下台的吗？
中央军委常委紧急会议在杭州召开的时候，罗瑞卿正在昆明军区视察工作，他被蒙在了鼓里。就在军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的当天晚上，由北京的军委办公厅拍了个传真电报到昆明军区，通知他于第二天乘机赶到上海，参加重要会议。
第二天下午，在上海西郊机场迎接罗瑞卿的，竟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表情引起了罗瑞卿的咤异。这位空军司令过去见到他，总是一口一声罗总长，笑得像尊弥勒佛，使人感到肉麻。这天在机场见到他，只是随便握了握手，脸孔板得死死的，再不肯多说一句话。
罗瑞卿过去到上海，喜欢住在位于闹市区的锦江饭店海员俱乐部。那里的法国菜最可口，这还是周恩来介绍给他的呢。这次，吴法宪率领的车队却没有进入市区，而是驶往北郊一所他从未到过的军区宾馆。
下车后，罗瑞卿被安排住进一套大房间，房间里没有电话。依照平日的习惯，他正要吩咐随行的作战参谋立即架设保密电话。可是他的十来位随行人员，自他住进了宾馆后，就不见了踪影。却有两位身胚粗壮的像军中武术师的中年的军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说奉中央军委命令，此房间不得装置任何通讯设备。
罗瑞卿知道事有不妙。他素有“儒将”风度，没有勃然大怒，而去找吴法宪问问情况。一位中年军人则不甚客气地通知他，就在同一层楼面的小会议室里，有几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正在那里等着他去谈话。
罗瑞卿没有别的选择，只得跟着两位军中武术师去那间会议室。果然，几位他所熟悉而又敬重的老首长、老战友，一个个神色黯然地站了起来，跟他握了握手，然后请他坐下，开始了谈话。谈话时断时续。半辈子在烽火疆场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的老帅们，此时此刻面对着他，一个个吞吞吐吐，皆有难言之隐。
思想敏锐的罗瑞卿立即明白了，真正决定他命运的，不是在坐的几位老首长，而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常务副主席林彪。可是，两位伟大的病夫都没有出面。大约今后也不会再跟他们见面了。多少年来，没日没夜地帮他们干活，到头来却落得这个结果，大约是让他清闲清闲了。
谈话到了最后，一位老帅眼里闪着泪光通知他：中央军委已作出决定，停止他在军内的一切职务，听候组织审查。罗瑞卿明白自己已经身陷囹圄。伴君如伴虎，他终于成了上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接下来，罗瑞卿被送回北京家中软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批斗大会上，有人对着他又喊又叫，指着他的鼻子骂他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疯狂反对林副主席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干部战士的头脑。他被骂得狗血淋头。
他一言不发。一天下午，他亲眼看见，他所尊敬的叶剑英元帅，因不愿看着他无辜蒙冤，而哭着离开了会场。
再说在杭州的毛泽东，他没有忘记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诸位，都请到杭州来小住两日，向他们说明情况：
罗瑞卿被免职，事出突然。各位明白，罗长子跟林彪同志的关系闹的不正常，他早在六三年就曾跑去林彪的家里要林彪让贤，搞得大家都反感。你罗长子年轻能干，身体好，统兵作战没问题。但胃口太大，手伸得太长。我们党不能纵容了他。
当然，话说回来哆；罗长子的问题可大可小。我倾向大事化小。罗长子没有大问题，我很清楚，大家也清楚。但这一回，林彪他们执意要撤换他，我点了头，签了字。我们总共有十个元帅。死了一个罗荣桓，病了一个刘伯承，撤了一个彭德怀。林彪也只有半条性命了。我不暂时依了他，又怎幺办？当然，我们的大将也有十个，死了谭政、陈庚、张云逸，还有许光达也是半条性命……叫我怎幺办呢？
罗长子是很有才华，训练部队很有办法。少奇同志也早说过，他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现在只好放一放了，来日方长嘛。他身负的工作也太繁重了，党、政、军、情，集四权于一身。非常敏感啊。一点大意不得。好在我已经把话讲明了，这次只是停了罗长子军内职务，其余不动。各位老同事，你们高抬贵手，批准了军委紧急会议的决定啊？
毛泽东说的既委婉，又入情入理。他不偏不袒，貌似公允。
既成事实，谁都挽救不了罗瑞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诸位，还能说甚幺呢？只有免开尊口了。且他们自身都是生活在毛泽东的影子里。脱离了这影子，他们或许都能有所作为。但只要来到毛泽东的面前，他们都成了维维诺诺的政治庸人。他们犯的另一致命错误，是低估了病夫林彪— —一个政治权力的饿虎。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心里叫苦不迭的，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他有反毛泽东之心，却没有反毛泽东之胆气。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军委会议（扩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以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名义宣布：撤销罗瑞卿党内外一切职务。听候组织审查。
林彪的这一宣布，自然是得到了毛泽东批准的。
第六十五节 湖南骡子山西驴
毛泽东的学生、密友的林彪有一句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保卫政权，也靠这两杆子。
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病夫”，以养病做掩护，实际上已在南方另立党中央，跟北京的刘、彭党中央相对抗。他们以突然袭击手段，在军队高层剪除异己，在牢牢抓住枪杆子的同时，也狠抓了笔杆子，以制造“革命舆论”。为在党内大动干戈做着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一九63+1年底，康生、江青便决定以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做突破口，来层层上揭，动摇彭真、刘少奇在京津地区的权力基础。但彭真不是等闲之辈，十几年的惨淡经营，他把北京治理的“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毛泽东语）。康生、江青极其秘密地采用迂回战术，在上海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前后八易其稿，历时大半年之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把刘少奇、彭真等人蒙在了鼓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这是“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毛的此说并不准确。他批准林彪诱捕罗瑞卿大将，才是真正的“第一炮”。姚文元的文章，只能算是“第二炮”，是先动武，后动文罢了。
事出突然，占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绝对多数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五人，吃惊之余，竟丝毫不知姚文元是何方神仙？何种背景？他们当然不能同意姚文元的观点：把历史剧《海瑞罢官》瞎扯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招魂、翻案，纯属瞎扯淡、乱上纲！最为反感不满的，又是身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了。上海方面事先不打招呼，就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太莫明其妙，太岂有此理了！上海批北京，共产党办事，还讲不讲个规矩？
只有毛泽东本人心里有数。他等待着全国所有的重要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因政治局常委的刘、周、陈、邓，以及中央书记处主持全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常务书记彭真，掌握着中宣部的陆定一等人，都摸不着毛泽东葫芦里装得甚幺妙药，便没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通知。
两个星期过去，毛泽东见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报刊毫无动静，采取沉默对抗，便十分震怒。他渐渐露出隐忍了两三年的真面目，以湘潭土语斥骂北京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成了“阎王殿”。发誓要推倒“阎王殿”，摧毁“独立王国”。毛泽东下令，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令新华书店出小册子，全国发行。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上对陈伯达说：戚本禹的文章（戚本禹，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一般干部，文革初期紧跟毛氏极左疯狂，成为红人，不久即成中共高层派系斗争的小牺牲品。）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在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亲自把上述讲话，对彭真、康生两人说了。康生自是成竹在胸。彭真却为自己的老友、副市长吴晗仗义执言，说：我们已经调查过，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甚幺组织上的联系。
湖南骡子遇上山西驴（彭真原籍山西），拗脾气碰上了犟脾气。彭真自知没有退路，表现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
这还不够，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在毛泽东面前据理力争，申述吴晗是响应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会议上发出的“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又经胡乔木同志找吴晗本人谈话，请他写有关“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后，才动笔写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该剧由马连良主演，主席也曾热情地肯定过……这整个过程，跟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毫无关系嘛。
彭真的申述，虽然说得十分委婉、恭顺，却无形中揭了毛泽东的老底细。言下之意，毛泽东是翻脸不认账、嫁文祸于人的小人。彭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死硬到底了。毛泽东恨透了彭真，却又不得不暂时强咽下这口恶气。他口头上答应彭真：那就先开展学术争鸣吧，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
而在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新华书店奉命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征订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单行本的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上海方面长途电话多次询问也不予理会，一直拖到一个多月之后。迫于来自南方“中央”的压力，勉强同意接受四千册，但拒不发行。
至此，为了姚文元的文章，上海、北京壁垒分明，形同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气势吓人。中共高层自一九三四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以来，从未出现过如此紧张的局面。政治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南、北两个党中央陷入了僵持状态。皆因毛泽东、林彪尚未完成军事部署，故未敢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刘少奇、彭真则自认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占绝对多数，有持无恐。他们天真地要在军事独裁体制内行使政客政治。妄图以多数票取胜。
过了两天，又是由周恩来这位当代中国（大陆）政府的“超级政治泥瓦匠”出面和稀泥，搞调停。说服彭真让步，以避免南北两个党中央为区区一篇报纸文章震动太大，牵涉太广。于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晚报》，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辖下的《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予全文转载，但只放在《学术研究》版，并冠以一个温和的按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然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此按语由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真可谓委曲求全、用心良苦了。
至此，紧张的局势有所松弛。北京、上海两地的报刊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公开的辩论。一方面是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揪住吴晗的《海瑞罢官》，大骂其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另一方面是邓拓、周扬、李琪、廖沫沙，坚持《海瑞罢官》属于学术思想问题，就应当态度公正地进行讨论。
虽然阻力如山，但毛泽东的这一炮终于打响了。
毛泽东心里明白，他面对着强敌。要幺乘风破浪、克敌制胜；要幺一败涂地、粉身粹骨。他要采取非常手段，对付非常之敌。他认定：从来的政治权力斗争，都只有目的，没有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必须不择手段的。自古政治权力的争夺，遵崇的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和“窃铢者盗、窃国者王”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