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夫子
第七十节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
刘少奇命运的最后结局，虽然跟彭德怀一样惨烈，但远不如彭德怀那样地为后世人所同情、敬仰。刘少奇系湖南宁乡县花明楼人氏。花明楼村离毛泽东老家韶山冲仅十八华里。刘少奇的一生，堪称为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应当肯定，早年曾经赴法留学的刘少奇，较毛泽东具有理性，少疯狂；也比毛泽东具理论素养及道德涵养；更比毛泽东具经济头脑治国方略。刘少奇是个重实际、循规矩、守纪律的中共政客。
刘少奇作为中共政治领袖人物，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他靠工运起家，而中共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靠一支农民起义军队打江山，刘少奇一直未能跟“枪杆子”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二是刘少奇在政治上真正繁荣昌盛，是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发起清除异己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毛泽东挑选了他，与之结为同盟。
他拥戴了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政治工作的指针”。毛泽东自然也投桃报李，给予他丰厚的回报，称他为“党的白区（即国统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并把他的一篇讲话《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为党员必读教材。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使他的地位越过朱德、周恩来，成为中共第二号实权人物。这一来，也就注定了他是毛泽东权力宝座上的附属物。
在中共建政之初，刘少奇曾经有过一套较具理性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提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 理论，主张在中国大陆城乡先发展资本主义，鼓励私有制，称资本家剥削有功，待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但他的这些有益的治国方针，遭到了毛泽东的蛮横斥责，初试啼声即销声匿迹了。
毛泽东不懂经济，却一味的在经济领域乱搞蛮干，瞎指挥，竟荒唐地认为，只要以革命手段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解放了生产力。于是在城市强行推行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将所有私营经济改造为国营经济；在农村则推行集体化运动，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归国有，组织半军事化的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
刘少奇只得在经济领域到处替毛泽东补漏子、收摊子、抹狗屎。更有主持国民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亦唯毛泽东之命是从，毫不顾及经济工作的规律。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刘少奇与邓子恢两人一下子砍掉了全国二十万个不符合条件的农业合作社，意在保障农业政策的连续发展，却惹得毛泽东勃然大怒，大会小会地斥责刘少奇和邓子恢两人为“右倾”，“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
刘少奇在发现他无法跟毛泽东作权力抗争之后，为求自保，开始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继之则采取助纣为虐的对策讨好毛泽东。最为明显的，是一九五九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不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为服从毛泽东，从反左纠左转而反右批右，昧着良心领头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真正堕落为机会主义者。
接下来是三年大饥荒，闹的天怒人怨，毛泽东不得不做检讨，检讨之后躲到南方去了，名为养病，实为游山玩水、玩女人。而让留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夜以继日地收拾残局，调整政策，安抚人心。使得中共政权度过了三年大饥荒，而没有亡党亡国。
至此，刘少奇的名声大振，威信日高，并掌握了中共的党务、组织系统，地位直比毛泽东。他知道今后要制衡毛泽东，需要暗中鼓励下属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冤案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最是不得人心。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即洞察了刘少奇的“司马昭之心”。一俟国民经济的情况有所好转。便下定决心采取政治及军事手段来铲除他。毛氏处心积虑地为此进行了历时三、四年的周密准备，终于在一九六五年冬季付诸行动，使得刘少奇猝不及防。
第一步是采取突击手段，解除罗瑞卿、贺龙兵权，密令亲信部队进驻北京，
第二步是发动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动摇刘少奇在北京地区的权力基础；
第三步是逮捕刘少奇在党中央的四员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警告周恩来、邓小平，彻底孤立了刘少奇；
第四步是引诱刘少奇犯错误，在文革初期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派出工作组，执行“资反路线”，“镇压革命运动”；
第五步是召开中央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把自己的亲信大量安排进决策层，使刘少奇从党内排名的第二位，一下降为第八位。并逼迫刘少奇做检讨，交代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在刘少奇做了检讨之后，毛泽东为稳定党心民心，并未急于穷追猛打，乃来了个缓兵之计。他多次在会上指出。刘少奇的检讨虽然不够深刻，但态度是好的，要给出路，不要一棍子打死。
“给出路”就是让他活着，留下一条性命。这本是中共享以对待原“伪满洲国”罪犯、国军被俘将领的政策，现在用之于国家主席刘少奇，可见其时刘氏已经沦为阶下囚。
毛泽东对付手无寸铁的刘少奇的第五步，是使刘少奇成为“中国的苏加诺”，在其把“中国的赫鲁晓夫”逐下台后，任由“中央文革”麾下的红卫兵，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去批斗、折磨，并祸及其夫人王光美，加上七名子女。
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公开提出打倒“三反分子刘少奇”的口号。毛泽东听之任之。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中南海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刘少奇一家在中南海内的住所— —— —福禄居，贴大字报，挂大标语，并对刘少奇本人进行人身攻击。
福禄居离丰泽园不远。但毛泽东此时已经搬出了中南海，住进了专门为他临时改建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眼不见、耳不闻为妙，好让中南海的造反派放开手脚去批斗刘少奇。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这个胜利者，仍然没有忘记，要对刘少奇来一次“猫戏耗子”的游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毛泽东让卫兵去中南海接来刘少奇，与之谈话，态度颇为亲切。刘少奇大约已经感觉到，今后再难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便在沉痛检讨之后，针对全国范围内“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造反高潮，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愿意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子女去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笑笑微微地，抽着烟，却沉吟不语。刘少奇太过天真了。毛泽东耗费多少年心血，才把你个刘少奇捏在了巴掌里，就能这幺轻易地放过？事情还刚开了个头呢！过了一会，毛泽东才无关痛痒的劝刘少奇不要性急，来日方长，不做工作了，可以静下心来读书，总结总结自己……
临别时，毛泽东甚至还送刘少奇到门口，握了握手，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确是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征服欲和虐待欲了，这比任何一次北国佳丽、南国美人服务后的满足还要快意。
就在毛泽东召见后的第四天，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局里的一班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进刘少奇的住所福禄居，不由分说地扯断了所有的电话线，收走了所有的电话机，使刘少奇断绝了跟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的喉舌“两报一刊”（即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首次公开指名道姓称刘少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见报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党主席毛泽东明示。毛泽东自然不会给他回信。
几天后，毛泽东的明示出来了，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文件”上，首次指称刘少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无疑是宣判了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
四月六日晚上，中南海内的大批造反派，高呼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冲进了福禄居，向刘少奇宣布：勒令撤销一切服务人员，今后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随时准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代表党中央，要求刘少奇向中南海内造反派交出他的检讨书。当天对他进行了批斗。批斗会上，刘少奇依据历史事实进行答辩时，被造反派战士用“毛主席语录”红皮书煽他的脸和嘴。
四月八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被勒令去清华大学认罪。
四月十日，在毛泽东夫人江青亲自参与下，清华大学举行三十万人的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会。王光美被拳打脚踢。
该年夏天，毛泽东有意离开北京，又带着张毓凤去巡视大江南北。
七月十三日开始，在“中央文革”的策动下，北京市一百多个红卫兵组织的五十万红卫兵组成“揪刘阵线”，包围了中南海，并架设了数百只高音喇叭，日日夜夜狂吼着“揪出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绞死刘少奇”！
七月二十日，因发生了“武汉兵变”，武汉军区独立师扣押了“中央文革”派去支持造反派的谢富治、王力，局势十分紧张，后来还是“超级政治泥瓦匠”周恩来出面干预，“中央文革”才下令将包围中南海的五十万红卫兵撤离。
在这期间，江青下令逮捕了一位在刘少奇家里工作了十八年的厨师，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人人自危。为求自保，开始有工作人员揭发刘少奇。当时，刘少奇最小的女儿潇潇只有六岁，由于形势险恶，刘少奇、王光美随时可能入狱，他们担心最小的女儿惨遭不测，便在一个夜晚把女儿交给一姓赵的的服务员，让其带出中南海去抚养……演出了一幕现代托孤的悲剧。
七月十八日中午，刘少奇意识到自己到了生死关头，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两份中央文件给孩子们看，一是毛泽东一九63+1年赞扬和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二是毛泽东于今年初肯定刘少奇书面检讨的批语全文。刘少奇此举，是要向孩子们证明自己无辜？或许是要暗示毛泽东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礼堂里进行批斗，并对刘少奇的住处进行了彻底搜查。批斗会上，年近七旬的刘少奇被勒令低头弯腰，足足站立了两个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他面色苍白，虚汗滚滚。他掏出手绢想擦擦汗水时，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将手绢打落在地。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福禄居前院的办公室隔离看守，并由警卫部队加派了岗哨，王光美则被隔离在后院，从此他们夫妻不能见面。子女们则被隔离在中院的房间内，同在一个院子里，他们既看不到前院的父亲，也看不到后院的母亲。过了两天，警卫部队更是派人于一夜之间，以非常的速度，在前院与中院之间里砌了一堵高墙，使刘少奇连中院、后院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武汉兵变”，迎接曾在武汉被军人扣押的谢富治、王力两人“胜利归来”。与此同时，中南海内，召开刘少奇批斗会。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台，坐“喷气式飞机”（所谓喷气式飞机，是文革中批斗地、富、反、坏、右时的一种折磨和凌辱人的办法，即将被批斗者双臂向后扭起，低头下跪，身体前倾，犹如喷气式飞机展翅而飞。编者注）。
刘少奇当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的两腿被打伤，鞋子被踩掉，只穿了袜子……会后，刘少奇求人传话，请求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他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保障他这个国家主席、共和国公民的人权。
机要秘书立即向党中央写了汇报，但得不到任何回应。因为中共从未承认过任何人的人权，刘少奇一直伙同毛氏狼狈为奸、助桀为虐，残害了多少生灵？他何曾想到过别人的人权？他这也是自作自受了。
八月七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并哀告：“我已失去自由”。他的信，肯定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只是毛泽东乐得他做一名囚徒。
九月十三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被赶出了中南海，夫人王光美以“美蒋特务”的罪名逮捕入狱。他均茫然不知。又有人奉命搜查了他的住处，把他按倒在地，从他的腰上把皮带抽走了，说是为了防止他“畏罪自杀”。
此后，刘少奇伤、病交加。他的双腿被人殴伤了，行走困难；他的双臂被人扭伤了，每天起床穿衣服，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穿上。食堂离他住处只有三十米的距离，他要自己去打饭，他东倒西歪地来回走一趟要走五十多分钟。后来，常常是打来一次饭，让刘少奇吃好几天。因此，刘少奇吃的常常是馊饭。他被人打得嘴里只剩了七颗牙……
刘少奇生病，医护人员给他诊病前，先要对他开一次批判会，骂几声“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造反派大夫甚至故意用听诊器敲打他。有的男护士替他打针，则故意乱捅乱扎……刘少奇已经奄奄一息。由于天气炎热，长期卧床，造成他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为防止他自杀，监管人员还用绷带将他双脚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后世的读者一定难以理解，就在中共中央总部所在地北京中南海内，对付党的第二号人物、共和国主席，何以这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皆因共产党奉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年年、月月、天天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情味，宣扬斗争的残酷性，鼓吹暴力万能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结果是全中国大陆地区都疯狂了。兽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扬，人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越是野蛮、残酷、暴虐的行为，就越被认定是“革命性、先进性”的表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在病床上听到毛泽东及其党中央对他所作出的判决，欲哭无声，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夜晚，生命垂危的刘少奇被人抬上飞机，运到河南开封市一座幽闭的小院里。十月下旬，刘少奇发烧不退，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直拖到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六时，刘少奇停止了呼吸。两天后，尸体火化，骨灰盒上的名字叫“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游民”。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结局。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直关押在公安部直属的昌平县秦城监狱。她本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结束后不几天，即被毛的接班人林彪亲笔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周恩来亦签字表示同意，但王光美毕竟是刘少奇夫人，死刑决定要上呈毛泽东过目。刘少奇既然已经死了，一个女流之辈对他也没有甚幺威协了！毛泽东当即挥笔改判：“刀下留人，要作活证据”。从上述王光美的判决事例中，说明毛泽东本人完全操纵着刘少奇的生死，包括彭德怀、贺龙等人的生死。
另一个事例是：当时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由于在关键时刻出卖了刘少奇，并检举揭发有功，毛泽东则给予了有效的保护。邓小平在中南海内接受造反派批斗时，从未挨过打，生病也得到应有的治疗，随后举家迁往江西，平安度过文革中最黑暗、最恐怖、最残酷的岁月。直到一九七三年春天，他书面保证“永不翻案”后，才重获毛泽东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