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夫子
第七十四节 毛泽东赐见田中角荣
中共与美国关系僵局突破的外交冲击波，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邻近的日本。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跟着美国转。这次自然要立即调整其外交格局。于是便有了中（共）、日建交，签订友好条约之举。日本派出首相访问大陆，走在了所有西方国家的前面。对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毛泽东却似乎一直心不在焉。
其实，毛泽东早被他本人一手制造的党内残酷竞争弄得精疲力竭，且病魔缠身，经常在接见外国贵宾时打瞌睡。还是在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天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时，巴国外长给毛泽东带来了两箱芒果做礼物— —— —后在全国各地演出过一场毛泽东转赠“万岁果”的闹剧。
整个接见过程，均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小组拍摄纪录片。但在巴国外长正向毛泽东转达巴国总统、总理的问候、强调巴、中两国的传统友谊时、毛泽东却睡着了，并发出了响亮的鼾声，使在场的工作人员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那巴国外长也发现毛泽东睡着了，不知是出于外交家的礼仪，还是出于民族自尊心，便益发抬高了声音，滔滔不绝大谈巴、中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但毛泽东仍然没有醒来。
一位摄影师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悄悄地调整着摄影镜头，对准了毛泽东的眼睛，摁亮了闪光灯。在强光的刺激下，毛泽东睁开了眼睛，一边用纸巾擦着嘴角上的口水，一边没头没脑地问道：我们运去的军火，你们满意吗？
一九七二年九月，中共与日本正式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领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访问北京。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日本政府及其工业集团都十分热心于这个市场。
从田中角荣首相抵达北京的那天起，周恩来就天天请示毛泽东，问他甚幺时刻接见日本贵宾。毛泽东却每天都睡得昏昏沉沉，不置可否。田中角荣一行在中国进行了一个时期的访问，游览了万里长城，也去过了外地观光，最后回到北京，举行告别宴会。当天下午，周恩来最后一次请示毛泽东，告知他日本首相明日回国，能否安排接见？毛泽东仍然不置可否。
周恩来十分尴尬，却又无可奈何。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含蓄地对田中角荣首相说，毛主席很欢迎他来中国作客，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只是毛主席最近很忙，又患了感冒，可能这次就不能见面了！云云。
其实，最为狼狈的，是田中本人。日本是最重礼仪的民族。在日本，公众都知道，毛泽东是红色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其地位、实权、威望胜过裕仁天皇。过去双方没有建交。毛泽东还一次又一次接见日本反对党的访华团体。日本社会党、公明党的领导人，不知被接见过多少遍，甚至连一个松山县的芭蕾舞剧团，毛泽东都予以接见！
此次，田中角荣是作为日本政府首相，自民党总裁，代表国家来建交，来签约，毛泽东却不予接见……回国后怎幺向舆论交代？向国民交代？毫无疑义，他在中国受到了冷遇……
告别宴会之后，周恩来等人一再煞费苦心地表示友好。田中角荣却怎幺也打不起精神。明天一早他就要离开北京！回国后，怎样才能掩饰自己在中国受到冷遇的羞愧？
第二天凌晨，昏睡中的毛泽东醒了过来。他推了推身边的张毓凤：我现在要见田中角荣。
张毓凤倒是早就习惯了毛泽东的这类不分白天黑夜的需求。自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老是昏睡，并常在半夜醒来，睁开眼睛就说：“我要见王海蓉”，“我要见唐闻生”，“我要见章含之”，“我要见芦荻”……除了王海蓉是他的外侄女之外，其它一位位都是年轻貌美的妙可人儿。
前文已经提到过，为了应付伟大领袖的这种无分昼夜的突然召请，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三班制值班，二十四小时服务。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制小组，也是二十四小时值勤。一旦伟大领袖有接见活动，上述所有人员必须于半小时内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最为辛苦的，要算周恩来总理了。他的办公室、卧室、轿车里，都装有跟毛泽东住处的直通电话，以便随时随地跟张毓凤保持联系。
这天凌晨三时，周恩来劳累了一整天之后，已经睡下了。但接到张毓凤电话传达的“最高指示”后，他庆幸地松了一口气，立即下令中央办公厅服务组，安排毛主席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事宜。然后，周恩来乘车赶去钓鱼台国宾馆，敦请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不知道出了甚幺大事，慌忙从睡梦中爬起来，出到客厅，见到了周恩来，才明白是伟大的毛泽东要接见他。田中角荣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特勤小组的摄影师们，还撞见过毛泽东生活的某些奇特画面。也是同一年的某天深夜，毛泽东要在自己住处接见非洲某国元首。摄影师及助手一般获准于接见前五分钟进入毛泽东的书房布置灯光。那天晚上，摄影师走在那些国宾的前面，拍摄国宾坐车进入中南海新华门的镜头。而另一名摄影师及助手则提前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架设灯光器材。
可是他们却吓坏了：国宾的座车已经驶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却正在搂着一位身上一丝不挂的美女在玩娱……倒是那美女也吓了一跳，立即离开毛泽东的的怀抱，绕到屏风后面去了。在整个接见过程中，那裸体美人大约一直站在屏风后面。倒是不用担心，毛的住处保持着恒温，美人不至于伤风。
第七十五节 “走资派”利用毛泽东
历经林彪事件的打击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明显的虚弱了下来。他的视力减退，思想上怀旧，每天都要靠医生注射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这时候，中共的党、政、军大权都落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的身体更是不妙了。一九七二年检查出了膀胱癌。但周恩来却抓住了毛泽东的身体和精神的变化，说服毛泽东，解放了一批在文革初期即被罢了官的重要干部，如陈云、胡耀邦、王震、谭震林、万里、余秋里、姚依林等。在各省、市、自治区，大批获得解放的老干部开始抱成一团，结成同盟对抗文革派，排挤文革派，甚至打击文革派。
据说，毛泽东还问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这些人，可不可以解放？周恩来说：他们的历史背景较复杂，以后再看吧。周恩来也是个权力的魔术师，他先解放大批历史上毫无疑点的老干部，再由这些老干部去解放他们的同事、同乡、战友。
在军事指挥系统，周恩来下令撤销了原来林彪把持着的“军委办事组”，而新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把除朱德之外的另三位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都请了出来，而由叶剑英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文革派大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失去了他们垂涎已久的兵权。
周恩来最成功的一着棋，是巧妙地安排邓小平复职。邓小平文革初期被列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但毛泽东对邓小平网开一面，允其保留党籍，并亲自批准送邓小平去江西省新城县望城岗一座步兵学校里闭门思过，重新做人。而不象对待刘少奇那样，把他宣判为“叛徒、内奸、公贼”，永远开除出党，置之死地而后快。
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性。他自己不便出面，而嘱咐当过农垦部长、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将军出来活动。王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爱将之一，且跟邓小平在历史上没有瓜葛。
周恩来摆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以免授文革派以口实，和使毛泽东生疑。让王震先不去惊动毛泽东，而是给谪居江西“悔过自新”的邓小平通气，让邓小平连写了三封信，深刻检讨错误。保证永不翻案，要求分配他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邓小平连续写了三次信。态度老实，认错深刻。三次信均由王震面呈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邓小平的“永不翻案”的保证书，而能够痛改前非……果然，毛泽东念及井岗山上的旧谊，找来周恩来，询问对邓小平回北京后的工作安排问题。
周恩来仍然不露声色，说邓小平这样高级别的干部的使用，应当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当然呐，邓小平做过十多年的国务院副总理，是个实干家，是不是先安排他回国务院来做些具体工作？周恩来还对毛诉苦说：自己是个病号了，医生已诊断出癌症，一直要求他早些做手术，国务院一大摊子，需要个得力的帮手……
自传出周恩来患有癌症之后，毛泽东放松了对他的疑虑、警惕。
一九七三年二月，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北京。三月，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十二月，毛泽东更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过了几个月，又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一来，真正的跃龙入海、放虎归山了。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对于邓小平的复职，自然是十分紧张如临大敌了。他们明白：这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
邓小平回到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们如虎添翼了，左派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也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了。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会后，周恩来因病住进了医院，遂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
周恩来在中共元老集团的支持下，以其高超的政治艺术，利用毛泽东当时忽左忽右、患得患失的精神状况，顺利完成了交权、交班的谋略，神不知鬼不觉的，为以毛氏为首的左派大员们备好了绞索。
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之后，立即毫不客气地在政治局内，跟毛泽东夫人江青（其时已失宠于毛氏，毛泽东斥责她搞上海帮、四人帮。作者注）及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邓小平甚至主持过几次政治局生活会，来帮助江青检讨错误；同时在全国各条战线内开展“全面整顿，使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的运动。运用的仍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比起文革派的左腔高调来，要实际得多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发动的关于电影《创业》的争论。
一九七五年初，中国大陆电影被批判、封杀了近十年之后，由张天民编剧、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创业》面世。这是一部描述石油工人开发大庆油田的故事片，贯彻的是毛泽东的“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在当时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江青自认领导全国文艺工作，是内行。在文化部审查该片时，她指出该片尚有十个方面的问题，暂不宜公开放映。其实江青大约又是犯了“八个样板戏”的那种将他人劳动成果拿过来、据为己有的“戏瘾”，企图据此题材修修补补，再搞出一部样板戏来。
该片编剧张天民自然不服气，不愿中江青的圈套。但要告状都无从告起。且告状的唯一方式是给毛泽东写信，信是很能呈送到毛泽东本人手里的，因为张天民认识几个中共高干的“太子”和“公主”。恰在此时，毛泽东对于长期为他所封杀的文艺工作有所宽容，说：“八亿人民就那幺八个样板戏，没有电影，没有诗歌，没有小说，也没有散文”。
周恩来立即抓住了时机，通过已故元帅贺龙的小女儿贺捷生，找到张天民。贺捷生让张天民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然后由她交给邓小平，再由邓小平直接呈交毛泽东。
张天民知道自己是一名普通作家，卷进最高层的政治斗争，要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犹豫再三，但他还是勇敢地写了一封信。
且说一九七五年七月，正是毛泽东最信任邓小平的时刻，邓小平拿了张天民的信去找毛泽东，汇报说，《创业》是部宣传《工业学大庆》的好电影，政治局同志们都看过，认为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的正气歌。但被卡在文化部，说有十大问题，不能公开放映。
毛泽东相信了邓小平的汇报。因视力大减，也没有细看张天民的长信，拿过便笺就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据说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这一批示，胜于拿到“尚方宝剑”。据说，是他离开毛泽东的住处后，立即去到中央办公厅，布置于当天晚上派出专机，将“伟大领袖对全国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送到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连夜直接向全厂数千名职工宣读。结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内引发了彻夜的欢呼、游行、庆祝。
邓小平是出奇制胜了。他使政治局内分管文艺工作的江青、张春桥十分被动，暗中咒骂他搞阴谋诡计。因为按照政治程序，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首先应在政治局内学习讨论，然后再分级别、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地进行传达。但那一来，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就极有可能停留在政治局内，落在江青的手里，再由江青去找毛泽东请示汇报，劝其丈夫收回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由长春的广播电台、通讯社传遍了中国大陆。于是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电台、报纸、刊物，都大吹大擂了起来，为影片《创业》大唱赞歌。把曾经批评该片的江青等人，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因而恨煞了这个邓矮子。
另一部被江青批评而不准放映的电影《海霞》，也大致经历了上述起死回生的过程。住在首都医院治病的周恩来，通过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利用毛泽东的指示来打击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毛氏龙体欠安，江青也像其它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不经特殊安排，已无法跟毛泽东见面。
还有一件事，亦甚有趣味，颇具深意。江青针对当时所谓的“右倾复辟思潮”、“资产阶级文艺回潮”倾向，还批评过湖南省湘剧团的一出小戏《园丁之歌》，该剧写的是一位女教师教育小学生认真学习文化的故事，思想性、艺术性都属平庸之至。
但江青把它斥之为否定文革，否定教育革命的坏戏之后，惹恼了已经调到北京的原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以及华的老朋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因为他们两人都曾经公开表扬过这是一出不可多得的好戏。
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一直住在老家韶山的地下宫殿“滴水洞”里静养，并不时欣赏家乡的地方戏。一天，省委书记张平化带了几部新摄制的小戏的舞台纪录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因认识主演《园丁之歌》的漂亮女演员，曾经与其一起跳过舞、吃过饭，看后便拍了拍巴掌。张平化立即请示他对该戏的印象如何？他连说很好，很好。
张平化连夜把此事报告给北京的华国锋。其时，华深得毛的信任，已是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将毛的“最高最新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无疑是当众打了江青一个嘴巴。据说江青事后又哭又闹：现在是右派们动不动就搬出主席指示，打击中央文革，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