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京夫子
第七十六节 张毓凤升任政治局机要秘书
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即中共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四年时间，毛泽东都神思恍惚，时冷时热，时左时右，处在了迷惘、困顿的精神状态中。
他再不能龙行虎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了。他已年高八旬，行动需人扶持，讲话口齿不清，写字手指发颤。他有了那种自认尊贵的老人的“娇气”。老小老小，他真的老了，像小孩一样鬼淘气：上午起床后不肯洗脸漱口，不肯戴假牙；晚上睡觉前不肯洗澡、更衣。
唯张毓凤能以柔声慢气劝他、支使他。上午由张毓凤哄着他起床，哄着他漱口、洗脸，哄着并替他脱下睡衣、换上他喜爱穿的中山服；有时还不肯吃饭、服药，也要由张毓凤用好话哄着他；晚上再由张毓凤替他脱下假牙，脱下衣服，替他洗澡、擦身，扶他上床。他常让张毓凤也脱了衣服陪他小睡一会儿，除了摸摸捏捏，已经别无所为。
他常常通宵不眠，一晚上要把张毓凤及其它服务员叫醒三次、五次。张毓凤常常累得满身香汗。别的服务员可以轮班休息，唯有张毓凤无人替换。有时张毓凤也会噘了小嘴、胀红了脸蛋发脾气。毛泽东却很喜欢看到张毓凤发脾气似的，总是憨笑呆笑。他很开心，原来这幺温顺的人儿，也会发脾气呢。
毛泽东由于视力大减，又不肯戴眼镜— —— —他一生憎恨戴眼镜的人，或许他觉得，戴眼镜的人，在镜片后边总是隐藏着阴谋诡计。在他的印象里，凡是戴眼镜的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都没有好下场。因之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就很少有戴眼镜的。
为了毛泽东的视力减退后的阅读方便，《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专门为他一人出了大字版。一切需要他批示的文件、报告，也都印刷成大字本。为伟大领袖服务，中共向来不惜任何工本。
毛泽东还喜欢坐在宽敞、明亮的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上读书，或是冥想。坐马桶的时间几乎要占去他非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一。说来难以令读者相信，他有时就坐在马桶上进食。至今，中南海丰泽园的“毛泽东同志故居”里他的卫生间里，抽水马桶前边放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放着一迭两尺高的线装书，最上边的一册的书边是翻卷着的。
一九七三年后，毛泽东觉得读大字报也太吃力了，便开始由女服务员朗读给他听。张毓凤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已十分辛苦，况且她的黑龙江口音也太重了些。中央办公厅便从某部队文工团物色来一个擅长朗诵的青年演员来替她读诗词，读小说。事属机密的文件、简报则由张毓凤亲自来读。
一天，张毓凤来到毛泽东的书房里收拾文件，见到那女演员身上几乎没有穿甚幺，任由伟大领袖搂在怀里把玩着，女演员边被把玩着，边朗读两报一刊上的重要文章（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革期间， “两报一刊”常常联合发表臭名昭著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指示）。
张毓凤铁路工人出身，平日最看不惯的就是妖妖冶冶的“女戏子”，便狠狠地瞪了那个女演员两眼，却被毛泽东发觉了。毛泽东认作是打狗欺主，一时龙颜大怒，瞪着凶狠的眼睛对张毓凤骂道：你嫌我这里不好，你滚！我不要你，你滚！给老子滚出去！
毛泽东可是从来没对张毓凤发过这幺大的脾气。张毓凤也认了真、动了气。她含着两泡泪水回到自己的住处，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衣物，推了中央办公厅分派给她骑用的自行车，离开了丰泽园，出了中南海，借了一位也是高级干部的老乡家里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住下。中央办公厅自然立即“掌握”了她的这个新地址。
没有了张毓凤，毛泽东的生活全都乱了套。新来的女服务员人很漂亮，可根本不熟悉毛泽东的起居习惯、生活规律，连衣服、文件、书籍、香烟都找不到。毛泽东没精打彩地过了三天，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认输。
他把夫人江青找了来：替我办件事吧！我骂了毓凤，她赌气走了。你去把她接回来。就讲，是我请她回来上班……我的气消了，她的气也该消了吧？
江青难得毛泽东求她办甚幺事，自然是满口应承。立即亲自坐了“大红旗”轿车，去接张毓凤。正宫皇后娘娘屈驾去接一名小妃子，张毓凤哪敢不赏光？
江青接回了张毓凤，交给毛泽东：润之，这回可别再把小张给气走了啊？
江青走了，她早已经当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无须管毛泽东的生活琐事。毛泽东见小毓凤还噘着小嘴在生气似的，便拉了她的手说：你真是张飞的后代，脾气硬得很啊？
张毓凤忍不住笑了，接着又哭了。毛泽东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我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啊！我早讲过，谁也代替不了你……我可以没有江青，可以没有唐闻生，没有章含之，没有卢荻，可不能没有你……快对我讲真的，你想我了吗？
张毓凤把一张挂满眼泪、鼻涕的小脸都埋进毛泽东的伟大的怀里：咱就怕，就怕晚上你要喝水，没人答应……
经过这次小小波折，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张毓凤提了级，从生活秘书升任政治局机要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名正言顺地替毛泽东管理党和国家的最机密文件，以及著作稿费的存款。毛泽东的许多“最高最新指示”，也由张毓凤传达给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中央政治局。
这样一来，张毓凤也就成了“左派”、“右派”都十分重视、极欲利用的要害人物了。
第七十七节 毛泽东挑选革命接班人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是刘少奇，被他打倒了，死于狱中了；第二任接班人是林彪，也被他打倒了，吓跑了，摔死了。称为“林彪反革命事件”。林彪事件却也给毛泽东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更是对江青、康生、张春桥、王洪文等文革派的致命打击。其实质，是以毛泽东、林彪为首的文革派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坐收渔利的自然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这些“右派”、“走资派”了。
一九七二年后的毛泽东，病魔缠身，深知自己已来日无多，颇惧怕自己成为中国的斯大林。但他已经成为中国的斯大林。他颇惧怕自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暴君。但他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暴君。他也深知自己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但他又缺乏勇气面对现实，并承认这种失败。
他曾经以恳切的心情、遗嘱的口吻对“福将”叶剑英元帅说（叶剑英为黄埔军校早期教官，后投身共产革命，身经百战而从未负过伤，因之被称为“福将”。他于一九八五年病逝于北京，算得是善终了。作者注）：他这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是跟国民党打了二十八年仗，把蒋委员长打到小海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希望全党同志不要忘了这两件大事……
这正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自我恐怖，导致了他最后岁月里的神思恍惚，患得患失。他时而想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时而又想对自己的失败做些补救。他打败了所有的政治对手，得来的却是自己最后的失败。
他已经无力叱咤风云，重开运动。于是开始玩弄政治平衡手段。他时而批左，时而反右；时而批评自己死后“天下大乱”，时而又担心左派稳不住阵脚而被别人暗算。他最后决定让来自老家的省委书记华国锋做自己的接班人。他认为，华国锋是左、右两大派都可以接受的人物。
在选定华国锋之前，他曾考虑过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并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上半年，一度让王洪文主持过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还发出过“最高指示”：王洪文同志出身贫苦，做过工、种过地、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阶级中最早涌现出来的革命左派，符合接班人的条件。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王洪文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丢失了的儿子毛岸龙，是嫡出的龙种。可是龙种也罢，蛇种也罢，虫种也罢，王洪文不学无术，毫无根基，只主持了半年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工作，批示出来的文件也常常闹得牛头不对马嘴，又处处受到业已恢复了工作的老干部如邓小平们的掣肘，更受到了老红军出身的中共军队高级将帅们的消极抗拒。毛泽东不得不暂时让他退出，将权柄交给了邓小平。
这又是文革派继“林彪事件”后的一次大挫折。在毛泽东最终的“战略部署”里，邓小平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曾三次写信给他，保证“永不翻案”，但他对矮个子邓小平的疑心始终没有解除。他深知，参加过指挥“淮海战役”的邓矮子，一旦大权在握，是甚幺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他对刘少奇阵前反水，难保他今后背弃诺言，否定文革？
王洪文之后，毛泽东考虑过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韦国清、吴德，甚至还有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他没有考虑过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姚文元诸人？他在文革初期利用过自己的夫人江青，但又深恶痛绝着江青的轻浮、浅薄、歇斯底里；
从学术才干、理论素养上来讲，张春桥倒是个理想的人选，可惜锋芒太露、四面树敌、人缘太差，这些年来跟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许世友、杨得志、王震等一大批宿将老帅们闹的水火不容、结怨太深；
汪东兴忠心耿耿，长期做保卫工作，指挥中南海警卫部队，提拔亦难以服众；至于姚文元，小秀才一个，顶多做个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而已……
最后选定身胚高大、处事稳重、才识平庸的华国锋。据说毛泽东对华国锋的总评价是四个字：“老实，不蠢”。
毛泽东反了一辈子“中庸之道”，最后却选择了中庸之道。毛泽东认定华国锋不会背叛自己，会继续高举自己的旗帜。他力图避免的，是在自己死后，党不分裂，军队不分裂，不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来对自己这个中国的斯大林搞掘坟鞭尸。
毛泽东的最后人选，使“文革派”、“走资派”都大感失望又大感慰藉，毛泽东的最高权柄，只要不是名正言顺地交给对方即行。华国锋毕竟是位容易被掌握、被左右的人物。
华国锋山西省潞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只是一名地方游击支队的政委。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任岳阳县委书记。一九五六年后，任毛氏家乡湘潭地委副书记。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回韶山，华国锋在毛的住处外站了一个通宵的岗，毛听了周小舟的汇报后即大有好感，不久华国锋即被提拔为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主管农业。一九63+1年修建韶山灌区水利工程，华国锋兼任工程总指挥长，还兼管过全省的商业、文教、政法。
他是那类典型的“万金油干部”， 甚幺工作都可以干，甚幺工作也只是守成不变而已；党叫他做甚幺，他就能够做甚幺。兢兢业业，正正派派。工作绝无突出表现，却绝不会捅出甚幺大漏子来。
一九六六年夏天，伟大的毛泽东突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先并未给各省市自治区的部下们打招呼。只是一夜之间，上上下下，红卫兵造反，工人农民造反，机关干部造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山头林立，把斗争矛头对准各级党政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华国锋和湖南省委的其它领导人如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等人，不明底细，以为天下将要大乱，竟惊慌失措地带了枪支弹药，跑到“革命根据地”平江县连云山区，准备重开战端，重打江山。后经毛泽东直接从北京发出号令，命令他们：坚守岗位，相信群众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和锻练……华国锋和他的同事们才放心的回到省城。
华国锋在省委书记排行第五，文革初期并未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冲击。一九六九年，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他作为“革命领导人”的代表，出任副主任，不久升任主任。一九六九年春，华国锋调北京，任中南海办事组组长。离开湖南前，在长沙机场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声明。
一九七五年起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原部长谢富治去世后，升为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执掌了中共安全保卫大权。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毛泽东为首的“四人帮”斗垮，再次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华国锋却扶摇直上，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正式接班人。
其时毛泽东已卧床不起，言语含混，头脑却十分清晰。他颤抖着手，以铅笔给华国锋写下了六个字：
你办事，我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