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杂院文化”

2/2008

 

近年来,老北京的四合院正在慢慢从地球上消失,从四合院中孕育出来,又在大,小杂院中发扬光大的“杂院文化“则以更快的速度,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楼林中。楼群文化时代步步逼近, 四合院文化, 杂院文化渐渐远去,不久它们就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文学大家林语堂在他的大作“中国人“中,把中国人的许多优点和缺点算到了几世同堂的大院头上, 我看是颇有些道理。但他说的那种大院还只是四合院中的一种。以本人看,这“四合院“有4 种。

 

1.  独家独户院,独户。

2.  独家院,一家多户,都是血亲。  可能只有一世,也可能上到五世(如果能活那麽长的话)。

3.  小杂院,一般是不超过十家, 好多还有院中院。

4.  大杂院,住家超过十家,也可能有院中院。

 

院的种类不同,院里的“文化”,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咱生在“小杂院“,长在“小杂院“, 也就只有唠唠小杂院中“文化“的资格。

 

所谓的“杂院文化“,说白了,就是那麽一种独特的“人际关系“。 这种杂院的“人际关系”不同于学校里的同学关系,单位中的同事关系,更不同于在同一列车上,或同一个旅游团里的人事关系。它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一家或一户为基本单元。家中每个人的个人言谈话语,举止行为都会牵动整个一家和其他家的关系。 因此,家中的所有成员都要协调一致,相互配合。整个“杂院”的“家际关系”架子就这样一家一家的搭了起来。 

 

我家住的“小杂院“是个院中院,有前,中,后三个院子,关起它们之间的隔门来,它们都能各成一体。前院三家,郑家,马家, 和我家。马家和我家又各有一个小小院, 关上院门,与“世”隔绝;中院房最多,有六户;后院仅有一家,孙大爷家,他原是这整个院子的房东,1954年公私合营,为表示积极,把这整个院子连同他在东安市场里的一个小鞋铺一起交了公。 

 

在院里, 各家都有一个在院里出头露面的人,当然,他或她一定是家里主事儿的,也许是男的,也许是女的。要是男的当家,自然没得说  就叫李大爷,刘叔叔,张伯伯;但如果这出头的人是位女掌柜,那甭管她本姓姓什麽,都要用她男人的姓。 像前院马家,本是婆娘主事儿,但她男人姓马,大家就叫她“马姨“。这有点像西方结婚了女人, 要改随丈夫的姓。虽然女的有实权,但表面上还要“男尊女卑“!也就因为这,经常会闹出些差子来。

 

记得小时候有一回,有人进院来找人,问我“雷玉红的家在哪“,“雷玉红?没听说过“, 院里的人家,我都认识, 怎麽也想不出有姓“雷“的。 正巧这时马姨走进了院大门,“呦,这不是王姐吗? 您怎麽来啦?“,马姨惊喜地对着那来人喊了起来“。 “诶,小雷,我到北京出差,过来看看你们。。。。“。这当口我才闹明白,原来马姨叫雷玉红。

 

文革前,院里的邻居们一团和气。大人们互相的称呼也透着尊敬。关系不近不远的,称赵/>先生,钱/>先生;知道其职业的, 称孙大夫,李/>老师;关系近便的,干脆就叫,老周,老吴,郑大哥,来回来去的在院碰了面,都陪着笑脸,打个招呼。

 

每逢春节,院里都有个团拜,各家都出一个老爷们,组成一个队 (还是重男轻女),到所有的院邻居家拜一遍, 喝口茶, 聊两句。  那年头物资虽贫乏,但到了年节,各家还是要尽力摆出,瓜籽,花生,糖果等,来招待前来拜年的人。孩子们跟着队伍,到了一家,趁大人们作揖拜年之际, 赶紧掏上两大把花生,糖果,/>院里一圈转下来,衣兜,裤兜都塞得满满的。肯定有的家很心痛,心想着这是来了一群狼呀,但碍着大人的面子,谁又好意思说呢?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我爸是当医生的,院里有人病了,就先找我爸来咨询咨询;谁想买双新皮鞋,就去问孙大爷,他就会,什麽里皮,外皮,牛皮,猪皮,当下什麽鞋最好的,给你上堂“皮鞋”课;马大爷是电报局的八级电工,院里的总电闸跳了,修理的活,非他莫属;郑爷爷住在前院第一家,自动当起了义务报纸,信件收发员, 这一干就干到去世,他儿子又接了班儿。家里是双职工,又没有老人在家的,叫煤,买冬贮大白菜都是问题, 大家就把户口本,副食证交给家里有人的邻居代办,这是义务帮忙,没有Pay 的呀。谁家生了小孩,各家都会来贺个喜,送两件婴儿用的小东西。赶上红,白喜事,那各家都帮着忙活,就更甭说了。

 

孩子们之间有了纠纷,各家都批评自家的孩子。我住在这院十几年,从没见两家因为护“犊”子而闹别扭的。

 

打春了,院里各家开始拆炉子,卸烟筒, 紧接着就把埋了一冬的葡萄挖出来,上了架。放在房中的石榴,橡皮树,橘子,等等盆花也搬了出来,重见了天日。各家门前都有一块小花池,四边把一块块砖头斜着埋一半在土里,用露在地面上的一个角组成了一条花边。种什麽花的都有,牵牛花,蝴蝶脸,死不了,向日葵,西粉莲。等到了开花时节,整个院子成了个大花园,处处花团锦簇, 花香弥漫。

 

夏日暑伏,晚上闷热,郑爷爷就会打开大院门,让街风吹进来。大家都会着一身不讲究的短打扮,坐在各家花池边的小板凳上,摇着蒲扇乘凉,闲聊到半夜。孩子们凑在大门内的院灯下,打牌,下棋。 有葡萄架的家,总会在葡萄架下设个小茶桌,沏上壶香片来解解暑。中院的张大爷干脆,在他的葡萄架下支起个竹躺椅,呼呼大睡,他那鼾声震天撼地!咋办?大家都是邻居,只有充聋装哑,好像没听见。

 

到了葡萄成熟时,各个有葡萄之家都剪下几串,院里各家送送,尝尝鲜。我家种的是法国的玫瑰香,紫色的珠粒,轻轻一咬,满口的淡淡玫瑰香; 魏大爷家的是意大利的香水葡萄,翠绿的小珠珠紧紧地挤在一起,组成一串, 味道微甜带酸。最好吃的还要数孙大爷家的新疆马奶子葡萄,每粒的外形,大小都像一颗山西的大滩枣,只是颜色透明带绿, 水多蜜样甜,吃一颗,是一颗。 听说新疆的大葡萄干就是用它晒出来的。

 

院里人来自九州的东南西北,各家饭菜的作法,味道各有特色。咱小时候就馋,没吃过百家饭,十几,二十家总是有的,这院里的“窝边草“哪能放过?借着和别人家的小孩儿玩, 到了饭口,我就不走,人家就会让,我就大而不惭地,顺水推舟吃了下来。馋人可能都有个通病,总觉得家饭不如”野“饭香。院里做饭的高手不少,尤数马姨为顶尖,她一手能同时擀出两个饺子皮来,烙的葱花千层饼那个香,什麽时候想起来,都口舌生津。

 

文化革 命铺天盖地而来,阶级斗争迅速取代了一团和气的处世哲学,杂院里的“文化” 也跟着变了。赵/>先生因是工农兵或革干,改称赵同志;  老周戴上了“地富反坏“的帽子,改叫成“周老头“。 同阶级的同病相怜,见面还按老称呼,打个招呼。 不同阶级的,就只有崩着脸,低头而过,装没看见。孩子们好像阶级觉悟还提高的没那麽快,继续张大爷,马姨的叫着。各家照样夏夜在院里乘凉,但串家聊天的少了,人人自危,怕不知何时又祸从口出。那年代,大义灭亲的比比皆是,更甭说邻居了。

 

文革后,没有阶级之分了,老称呼也恢复了,还添上了新称呼, 李老,赵工,王总,张处。各家的花园,从1969年挖的,反修防苏的防空洞变成了1976年唐山地震后盖的地震棚, 又从地震棚变成了80年代流行的杂货棚或小厨房,院貌早就面目全非了。

 

刚刚改革开放时,院子所在的地方要盖台湾大饭店,全院的人被搬迁到东,西, 南, 北城,住进了居民楼。 老邻居们是院倒邻居散,一开始还有个联系,慢慢地就各奔了东西, 很少联络了。 

 

在当前这自家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拜金时代,回想那远去的杂院生活,心里还是暖乎乎的。 人是社会,群体物种,需要社会,群体的互相关爱。

 

loonlinda 发表评论于
好文。我也在大杂院住过,在展览路那边。宁把钥匙都放在邻居家也懒得再去配一把。用一个水龙头,就像在井边一样。
Quarx 发表评论于
ennnn.., you must be older than me, at least 40+ since you remember what is "杂院文化" before & after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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