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许多人所敬爱和称颂，也被不少人所仇视和责难，——鲁迅的
生后一如生前。
正如敬爱和称颂的原因并不相同一样，仇视和责难的理由也并不
一致。
在仇视和责难者中，有一类是对鲁迅有着近乎本能的嫉恨。酒精
过敏者，杯一沾唇，便面孔涨红、双目充血，浑身发痒，甚至口吐白
沫，抽筋打颤。而这类人，则一闻“鲁迅”二字，便气急胸堵，目露
凶光，一向平和温软的语调也顿然恶狠狠起来，仿佛见到了不共戴天
的仇人，——他们嫉“鲁”如仇。
例如那位苏雪林女士，便可算作这类人的代表。鲁迅刚逝世，她
便以纤纤素手，奋力举起了“反鲁”的旗帜。用她自己的话说，
“‘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60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
写了《鲁迅传论》一书，可谓“妙语连珠”。援“奇文共欣赏”之义，
不妨略举一二。谈到鲁迅婚姻时，苏女士云：“鲁迅对他太太并无情
感，新婚未及一月便又去日本了。以后与其妻似乎亦未重聚。嫌她貌
陋，则鲁迅自己并非美男子，嫌她性情乖张，则鲁迅之乖张更可怕，
究为何故，不得而知。”谈到鲁迅的经历时，则云：“鲁迅读书老是
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
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在谈到“少时困厄环境
逼成”了鲁迅的“病态”时，苏女士把话锋一转：
不过话不可一概而论，历史上有许多伟人幼小时都曾在贫穷困顿
的环境里打过滚来。别的且不说，以现任总统蒋公为例吧，据蒋公自
述：“九岁丧父，一门孤寡……”比鲁迅家所遭更坏……为什么幼年
时代环境的不顺，并不足妨碍蒋公岳峙渊淳的气度……？可见鲁迅性
情的恶劣，大半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竟然要用“现任总统蒋公”的“岳峙渊淳”来印照出鲁迅“性情
的恶劣”，真叫人不知怎样说她才好。
苏女士曾是颇有些名气的作家，也曾厕身于大学讲坛，好歹也算
个文化人。但一提到鲁迅，便出语与村妇毫无二致，也真是“实由天
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如苏雪林一般嫉“鲁”如仇者，今日文场当然也有。大大小小，
面目各异的“顽主”们，一提到鲁迅，便要血压猛升，心律失调的，
而且也每每出语如同村夫，或干脆显出市井间无赖儿郎相。有人说，
这是“无缘无故的恨”，其实，又何尝没有缘故。
对这类人，与之辩驳，都有些无聊。鲁迅如不被这类人恨，则鲁
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
另有一类人，之所以对鲁迅心有不满，语含指责，则是因为对鲁
迅有着种种误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而这十年，鲁迅招致的
误解尤其多。
常有人以为鲁迅“骂人”太刻毒。其实，如果了解鲁迅每一论战
的前因后果，如果知道鲁迅是怎样被攻击、被反噬、被陷害，便会觉
得鲁迅的“刻毒”实在并不过分。就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争论吧，
前后有过数次刀来剑往，但几乎每一次都是梁先发难的。当鲁迅震惊
于也愤怒于国民党的“清党”，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但仍滞
留在白色恐怖中的广州时，梁实秋便撰文攻击鲁迅，并说鲁迅已到了
武汉。这谣言是含着杀机的。这是鲁迅与梁实秋“结怨”的开始。当
鲁迅到上海后，梁又每每暗示鲁迅“拿卢布”。这位梁教授，总想借
当局之手来对付鲁迅。而鲁迅与梁之间，关于翻译的争论，关于文学
的阶级性的驳难，其实都并非纯文学或纯学术之争。只要读一读梁那
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便会感到，鲁迅称他为“‘丧家的’
‘资本家的乏走狗’”，并非事出无因。
也有人认为鲁迅晚年一度失之于“左”，且有些违心之论。这恐
怕也是对鲁迅立论的背景不甚了然所致。例如，一向对国民性持尖锐
批判态度的鲁迅，晚年则时有为民众申辩之语。但这并非为了迎合某
种理念。当日寇步步进逼、全国濒临陨亡之际，有一种舆论，说是
“国民”早失自信，如一盘散沙，国家焉得不亡，——这客观上起了
为当局开脱的作用，或者简直就是当局在卸亡国之责于“国民”。面
对这种论调，鲁迅当然要起而反击的。那篇挺著名的《中国人失掉自
信力了吗》，便是为驳斥这种“卸责”之论而作的。不了解此种因由，
你的确会有些纳闷：鲁迅何故突然如此热情地讴歌起“中国人”来了
呢？
更有人以为，鲁迅是睚眦必报的。他不是反对“宽容”、拒绝
“宽恕”的么，那一定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其实，鲁迅晚
年，常处于围剿之中。当乱箭射来时，他即便想一一回击，也不可能
做到。当谤诟如潮时，鲁迅固然也时时还击，但更多的时候是置之不
理。骂他的文章，就是被特意寄到手边，他也不急于看。只是在要用
作材料时，才去一翻。晚年，他数次说过“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
多白费”一类的话，而临终前不久，则更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
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以上不过聊举几例而已。晚年鲁迅招致的误解，是多方面的。而
《鲁迅：晚年情怀》这本小书，如能多少澄清一点人们对鲁迅的误解，
多少加深一点人们对鲁迅的理解，便也不算完全在灾梨祸枣了。
作者：王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