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独立 中国如何应对

2008年2月18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此举意味着塞、阿两族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的彻底政治摊牌，更是美欧、与俄塞两个国家势力在巴尔干地区战略的一次直接对抗。
巴尔干地区这个“欧洲火药桶”在经历了百年战乱和动荡后，继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一个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宣告了冷战格局中“国际战略均势”的彻底失衡，现在又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当今世界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进行了一次颠覆。
一，北约干预，勉强修成正果的“人权高于主权”论
1999年3月24日，北约以科索沃境内发生塞族人对阿族人的“种族清洗”为借口，指责当时的南联盟和塞尔维亚政府支持和纵容这种“种族清洗”，打着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未经联合国授权，直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发动科索沃战争，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空袭。战后，科索沃由联合国托管。
科索沃今次独立是1999年北约集团对前南的“科索沃战争”的一次延续，从国家行为的目的性角度看，它是对“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集团的战争行为的一个政治善后，可以说，如果没有1999年科索沃战争对前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国家实力的削弱，没有美国、大多数欧洲国家2007年中多次对本次“科索沃独立”的公开鼓励，那么在俄罗斯的强力反对和中国的高深莫测、欧盟的意见不一的情况下，科索沃的自治政府就根本没有立即宣布独立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决心。
它是如此的姗姗来迟，中间经历了9年多的“联合国托管”，北约集团终于凭借一个“科索沃问题调停特使”的报告，作出了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外交姿态，撕下了科索沃战争时给全世界展示的“承认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主权”的面具，露出了彻底控制欧洲心脏、为北约东扩清扫后院的的狰狞面目。而科索沃战争后几年的“调停工作”，从米洛舍维奇海牙国际法庭受审，到调停特使人选的确定，一系列倾向性明显的政治举动已为最终的调停报告做了定调，它的公正性犹如地中海海岸的一粒细沙那样无足轻重。
全世界都能感知到北约集团发自内心的喜悦，在开创了以“推翻一个没有威胁的主权国家的先例”的伊拉克战争，导致内部不和与全世界的舆论批评后，这个以牛仔、绅士及文明化了的农夫们为代表的“盎—-撒族群”（鹿原海岸学派）找到了一个颠覆国家主权原则，为领导全球化清除最后障碍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人权高于主权”开花9年后终于结果。
接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前曾表态支持科索沃独立的美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将会掀起与科索沃的建交潮，俄、中及其他一些曾反对科索沃单方面独立的国家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得不接受科索沃独立的既成事实。
联合国的尴尬是无与伦比的，1999年北约集团对前南的“科索沃战争”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这也是那次战争的引起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科索沃自治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等于响应了北约的那次战争的正当性，给联合国的脸上又扇了一记结实的巴掌，国家主权原则的弱化将从根本上动摇联合国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此次科索沃独立必将与伊拉克战争一起，作为颠覆当今世界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秩序的开创性事件载入国际政治的发展史。
二，价值观，超国家权力的出现和尴尬
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参与此次战争的欧洲各初具雏形的民族国家签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和约的签定，标志着宗教神权在欧洲超国家地位的终结，确立了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范式，后世的政治史家普遍认为这是现代国家间国际关系体系建立的开始。之后的三百多年间，尤其是二战后，随着《联合国宪章》的签定，国家主权更被赋予了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管治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可以说，国家主权原则是构成360年来国际关系秩序的主要基础，现今的国际关系秩序基本上还是处在这一范式内。
从现今国际关系的国家主权原则看，“人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管治问题，由具体某个国家来行使管治权，除非有某种类似于中世纪时罗马教皇宗教神权的超国家权力的出现。很明显，北约集团发动科索沃战争的理论借口“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背后隐喻着以“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作为一种新的超国家权力来重塑国际关系秩序的逻辑。
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已到了相当的程度，这种经济一体化必须以全球政治一体化为最后的保障，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是构成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包括北约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但是，传统的国家和国家主权概念却是构成全球化的这种“无国界行动”的最主要障碍。因此，颠覆从马基雅维利、博丹、到马克思及韦伯等国家和国家主权概念的思想，以一种新的权力理论来代替原有的国家权力理论，就成为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撰取全球利益的必须。
根源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文明，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经过历代西方思想家修正，并以现代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为主要参照蓝本的“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就成为目前西方国家一个现成的理论工具，因为它早就存在于国际政治中由来已久的理想主义理论中。由约瑟夫。奈系统提出的“国家软实力”理论，就为这种权力替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注解，按照他的划分，“国家软实力”包括三个方面：文化、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观、制定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权力。如果说，以经济、军事、政治、领土、人口为标志的“国家硬实力”无不束缚于传统的国家概念，是有国界的，那么他的“国家软实力”理论就能很好的超越国家概念中的国界障碍。用他的话说，软实力的应用可以使国家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回报。
包括这种理论在内的新建构主义也成为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作为区别于传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新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派别。
但是反映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实践中，以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观来作为一种超国家权力的替代，面临许多的悖论。
一，超国家权力反而强化国家权力的悖论。既然“人权”价值观是种超国家权力，那么这种权力以何种形式为载体？在人类历史上，超国家权力只存在过一种形式，那就是宗教神权，但是宗教神权毕竟有宗教这一载体，价值观如果作为一种超国家权力，那么它的载体又是谁呢？现在的联合国最具备超国家的载体形态，但联合国权力的行使严重依赖于各主权国家，因为联合国本身又是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在科索沃战争和独立的过程中，恰恰是联合国被撇在一边，根本无法发挥类似于教廷那种裁判权和执行权的作用。事实证明，在科索沃问题上，北约集团发挥了这种裁判权和执行权的作用，仿佛是个大玩笑，以替代国家主权为指向的“人权”价值观，实际上反而强化的恰恰是北约集团内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主权，因为他们把本国国家行为毫无顾忌的延伸到了本国边界外！
二，价值观和反面效应的悖论。从本次科索沃独立过程中的各方政治博弈过程可看出，独立后的科索沃将立即面对境内塞、阿两族的武装冲突风险，塞尔维亚甚至有鼓励临近的波黑、克罗地亚等国境内塞族聚居区也宣布独立的威胁，新的巴尔干地区的武装冲突风险极高。以“结束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的北约对科索沃独立的干涉反而提高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风险，同样的局面，在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局势中也可看到，那儿几乎天天发生流血冲突导致平民的“人道主义灾难”。对于这种悖论，至少现有的“人权”价值观理论还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三，选择性实施的主体悖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在传统西方国家中就有西班牙的巴克斯和北泰罗尼亚地区，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英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地区，北塞浦路斯，其他国家有俄罗斯的车臣，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提亚，中国的台湾、西藏等。作为一种普适性的超国家权力，西方国家为何也不强制性的在上述国家实施“人权”价值观呢？作为一个一向认为具有对“人权”价值观天然代表性和裁判权的集团，如果西方国家只能选择性处理这一问题的话，那么至少它在实施主体上是不具普适性的。换句话说，那怕“人权”价值观真的具有某种超国家权力的普适性，北约集团也没资格自告奋勇的充当实施主体，因为它不具备完全行使这一权力的“行为达致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在面对俄罗斯、中国等大国时，它还是没这种能力。
四，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实施途径悖论。构成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型价值观的内容除“人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民主”。西方往往要求非民主国家实施国内民主，但是自己在国际政治中却往往表现为反“国际民主”的单边主义行动。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美、英集团根本不敢诉诸联合国的表决和广泛讨论，科索沃战争时的北约集团也是如此。对此，西方的政治观察家往往把之归结于中、俄的否决权，但是从民主的授权机制角度看，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恰恰是经过《联合国宪章》授权的，每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对《联合国宪章》的认可也意味着对这一授权机制的认可，这与民主理论中的间接民主的原理毫无二致，西方国家绕过联合国的行动意味着对这一国际政治中的“民主”原则的违背，同时，作为否认国家主权的理论逻辑起点的“失败国家论”“邪恶国家论”更是无视“个体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却在国际政治实践和理论上经常违背民主的原则，充分说明了“民主”价值观在政治实践中的局限性，至少在它没有解决这个理论上的悖论前，是无法做到超国家权力所要求的广泛思想认同的，而思想认同恰恰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只能诉诸暴力强制了，这样又与国家主权概念重合了。
因此，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种种悖论前，“人权高于主权”论只能尴尬的沦为西方国家奉行“政治双重标准”的代名词，价值观的“超国家权力”要迫使国家主权让渡出目前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主体地位，并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只是刚刚萌芽，它要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根本和主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国家主权和多极化，目前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应该坚守的底线
科索沃战争和独立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关系中弱化传统国家主权，并以价值观为超国家权力的声音甚嚣直上，甚至已开始成为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选择。
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坚持以国家主权为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基本原则的声音同等的响亮。基辛格对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进行了批驳，虽然他并没有直面指责“人权高于主权”论，但是他严厉指责这两次战争对传统国际政治体系的挑战，体现了他本人极力推崇和实践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均衡”理论；吉登斯则强调世界体系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强调各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独特形态。“招回国家”的观点一直是西方思想界部分学者反对弱化传统国家主权行为的一个响亮的声音，对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究竟是削弱还是增强的争论也时断时续。
在中国，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和约瑟夫。奈的“国家软实力”理论曾经在思想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但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意识形态却始终拒斥弱化国家主权的思想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占据主流地位，虽然中国一度急切的想融入“国际社会”，如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国家主导下“国际惯例”的认同。
这是有国际政治的现实背景的。
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二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历次战争中赤裸裸的使用武力；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中，西方资本对后发国家财富的无情掠夺；尤其是“人权高于主权”论、“中国威胁”论等声音的消长起伏，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威胁。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告诉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在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发展，逐步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荆棘从生。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着尚未完成的社会转型的苦痛，有着国家领土完整的挑战。一句话，中国连现代化的“硬实力”都未绝对建立，更无论以自己的价值观等“软实力“与西方国家博弈，而中国又不能走回闭关锁国的老路，因此，在西方国家目前还算普遍遵守的国家主权原则就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最佳防护堤。
中国应该利用自身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联合俄罗斯，非洲，拉美等在国际政治中有类似看法的后发国家，坚定不移的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以“硬实力”对付“软实力”，争取把西方国家拉回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中来，或者延缓西方国家以某种超国家权力来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的战略意图。
同时，中国不应放弃“多极化”的全球战略目标，只有全球多极化才能形成一种“国际政治的多极均衡”，才能避免西方国家出现一个无所制约的霸权国家或霸权国家集团，才能在国际关系中避免出现“新帝国主义”的国际格局，才能避免一个强势价值观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才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护国家利益，从而彻底摆脱在国际关系中被臣伏的命运。
科索沃独立了，要说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不是它对台湾独立的政治暗示作用，因为中国目前的硬实力不是过去的前联盟和现在的塞尔维亚可以比较；不是北约东扩对现在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北约早已东至阿富汗，中国和俄罗斯也早已张罗了“上合组织”与之抗衡。而是：当心早就耳听能详的“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大于国界”的价值观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处理原则，并当心以此而派生的一种超国家权力理论在国际关系中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弱化和替代，中国应该利用这种新的权力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尚未发展完整的历史间隙，坚守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高扬多极化的全球战略大旗，加紧国家的现代性发展，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出现做好准备。这才是本次科索沃独立对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