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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白衣飘飘的岁月：面对无数悲痛的生离死别
2008年02月01日 08:28:46 　来源：新华网


编者按：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不仅有在一线拼杀的战士，还有众多的医务工作者。当生命显得脆弱无助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人们深深地感谢这些白衣天使。但很少有人知道，志愿军的医务工作者，需要面对的不仅有战争的残酷，更多的还有悲痛的生死离别。

当年志愿军二分部13兵站的护士于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向您讲述那段战场上白衣飘飘的岁月。


志愿军护士于枫入朝时年仅15岁


于枫在演播室录制现场

主持人：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不仅有在一线拼杀的战士，还有众多的医务工作者。当生命显得脆弱无助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人们深深地感谢这些白衣天使。但很少有人知道，志愿军的医务工作者，需要面对的不仅有战争的残酷，还有更多的悲痛的生死离别。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就是当年志愿军二分部13兵站的护士于枫同志。于老您好。

于枫：你好。

主持人：于老，您是什么时候入朝的呢？

于枫：在1950年10月27号晚上，我们部队就迁出医院，跟着前方部队入朝了。

主持人：当时入朝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的呢？

于枫：我们不是部队行军，我们是坐大卡车，里面装的是医药器材，手术器械等等，上面坐的是我们的医生和护士。

主持人：当时咱们前线医院的编制大概是怎样的？

于枫：我们一个医院有两个所，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医院，一个一所，一个二所。

到了朝鲜，我们就改成了一个13兵站医院和一个14兵站医院，一共200多人。13兵站医院就是我所在的那个所。

主持人：当时入朝参战的时候，您有多大？

于枫：我刚满15岁。当时我的战友当中有很多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主持人：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一下子进入到这么残酷的战场，你们有没有感到害怕呢？

于枫：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怕，我当时很害怕。

当时美国飞机在朝鲜战场上相当的厉害。它不像咱们一般的飞机，我在国内也经历过敌机轰炸，但是感觉都没有当时美国的飞机厉害。在朝鲜战场上的敌机，就贴着山皮飞，而且没有什么声音，然后就扫射、轰炸，是很厉害的，当时没有不害怕的。尤其是在我们后勤、医院，还有交通线上，敌机是日夜封锁。我们当时还是小孩，开始都是害怕的，慢慢地就好一些了。

我们当时牺牲了23位战友，占我们医院医务人员的9%还多。有一次我也差点牺牲在那里。

主持人：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15岁的小姑娘河边遇险

入朝的时候我刚满15岁。当时我的战友当中有很多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我和我的战友一块去河边洗做手术下来的血衣什么的。我俩洗完晾好之后，敌机就过来了，两架F86。当时那里有一块大石头，大概两米，石头下有一个斜坡。我们俩就赶紧跑到那个底下，刚猫起来，敌机就过来了，就轰炸了，就扫射过去了，来回盘旋三次，扫射我们三次。特别是第二次扫射我们的时候，我真吓坏了，敌机的机关炮子弹就在我们的石头上面，特别响。等到第三次轰炸完了以后，我们俩出来了，脸都是白的，都是汗，手冰凉。

主持人：进入朝鲜之后，第一次接触伤员是在什么时候？

于枫：我们第一次接触伤员是在1950年冬天，那个时候刚入朝不久，是最艰苦的时候。因为朝鲜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国家，到冬天西伯利亚寒流冲击过来，那个地方特别冷。我们第一次接触伤员的时候，非常艰苦，他们是在长津湖战斗中下来的伤员。

主持人：应该是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

于枫：是的。然后我们接收那一批伤员，他们是很苦的，因为他们从我们那路过往前方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兵，都是穿着球鞋，戴着单帽，也没有手套，穿着棉裤、棉袄、棉大衣，就往前急行军。

不久以后，就有伤员来了，大部分都是冻伤。战士们下来以后大部分都是二度冻伤，三度冻伤，甚至还厉害。

主持人：于老，在当时咱们医院，二度冻伤和三度冻伤是什么样的？

于枫：我们的耳朵冻红、冻伤，手冻坏，这是一度，常见的。二度冻伤就已经有溃疡面了，但是三度就更厉害了，甚至有的三度以后就直接坏死了。我们有一次接收长津湖下来的伤员，夜里11点多钟，正是最冷的时候，那个西北风刮的很厉害，伤员坐的是敞篷车，下来之后呢，都用大衣蒙着脑袋。我们的二班班长说赶快把伤员抬到病房去。

在这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那个病房是什么样子的。所谓的病房就是朝鲜老百姓丢弃的破房子，没有门窗，该拿走的都拿走了，剩下的破房子，我们就当作病房了。

主持人：当时那个病房里面有取暖设施吗？

于枫：什么都没有。

那批伤员下来之后呢，二班长就喊，赶快抬他们下去避避风。



卫生员在战场冒着炮火抢救伤员 资料图片

冻掉双脚的伤员要找孩子

一批从长津湖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到了我们兵站医院，二班长就喊，赶快抬他们下去避避风。抬的时候一个伤员就在车上喊，我要找我的孩子，四川话里面孩子就是鞋子。我们一个女同志还跟他开玩笑，你的孩子在祖国呢，等打完仗，你回去，跟你孩子就团聚了。

那个伤员就急得要哭，我们二班长赶紧组织人到车上找。一找才发现，哪里只是鞋子啊，连双脚都冻掉在那里了。因为三度、四度冻伤以后，他那个腿就坏死了，在那种情况下，车一颠簸，两只脚都掉下去了。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情况都非常难过。


医护人员在简陋的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 资料图片

四面漏风的病房

我们在朝鲜的病房，就是老百姓丢弃的破房子，我们简单地挂上棉被当作门帘，窗户钉一钉，还四面漏风的。有的废弃的学校我们也用来做病房。还有就是自己挖的防空洞。

咱们现在一想到手术室，那就是灯光明亮，几净窗明的，而且空气非常好，有无影灯、多功能的手术台，在朝鲜可是没有这个。在朝鲜，我们的手术室就是老百姓丢弃的破房子，就是土木结构的草房。然后我们自己弄水泥把地铺上，然后周围拿白布钉起来，都钉好了以后，棚顶上先放雨布，钉完再放白布，这样就是一个手术室了。



担架员把伤员抬到后方 资料图片

我院入朝后，在三浦里接转的第一批伤病员主要是冻伤。有的双手冻伤，也有的双手和双脚都发生严重冻伤，生活不能自理。

我负责护理两个病房的二十二名伤员，他们中间伤情较轻的有八个人，小四川是轻伤员中的一个，他只是双脚二度冻伤，双手一度冻伤，右手腕有弹片擦伤，不但生活能自理．还常常帮我们照顾别的重伤员。他是四川人，姓刘，名卫强，才十九岁。1949年春刚刚参军，满口的四川话，一点也没有改。因为他对战友满腔热情，乐于助人，同来的伤员都亲切地叫他小四川。

医生检查过伤员伤情后的第一条医嘱是：要加强保暖，防止冻疮发展。从护理学上讲：医嘱就是命令。我早已在想，怎么把房子弄暖和些。这些临时病房，本来是朝鲜老乡为逃避敌机轰炸而遗弃的破房子，四处透风，没有火炕，更没有别的设备，伤员在这样寒冷的条件下，如何治好冻伤和恢复健康?可是在大雪封山的严冬季节，又上哪儿去弄些柴草给伤员取暖呢?我走出病房。外边是零下20多度的一片银白世界，但我还是坚定地向山坡上走去。在山坡上四处寻找，终于拣来一些半湿半干的松树枝，跑回来，找了一个破脸盆，在房里拢起了火盆，树枝不干，弄得满屋子烟气，大家又被呛得咳嗽起来。这时，小四川走过来，把一些湿树枝放在火盆边一根根先烤干，再慢慢地添到火盆里，烟小了，房屋暖和起来，伤员们都高兴起来……，但小四川却一声不吭，没有任何表示。

到了开饭的时间，我从厨房打来半桶热开水，领来一些压缩饼干，伤员们都满足地吃起来。可是小四川不吃也不喝，只是帮我看着火盆，细心地往火盆里添加着小树枝。我知道南方人爱吃大米，不爱吃面食。于是我用自己仅有的一条新毛巾和一支牙膏，跑到村里一户朝鲜老乡家里换来一盆热乎乎的大米饭和一碗朝鲜泡菜。几个南方伤员见到大米饭，都快活极了，吃得好香，但小四川还是不吃，只是呆呆地看着火盆。

我问：‘小四川\'你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要不要找医生来看看?

他摇摇头说：不要罗！没麻子事哟。(注：不用啦，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吃东西呀?我问。

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地哭起来，一边用包着纱布的右手抹着眼泪，一边用四川话激动地对我说：我感到好恼火!我军把美国佬和李承晚那些鬼儿子包围在长津湖畔，本该全部消灭掉他们，可是，我们一个个都受了冻伤，装备又不好，叫这些鬼孙子都逃掉喽！想起来我就恼火！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深深地感动着。多好的战士啊I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在这样艰难的治伤条件下，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还在后悔没能把敌人消灭掉……。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抹起眼泪，他看到我也哭了，马上擦干眼泪不再哭，而且主动接过我端给他的半茶缸大米饭，慢慢地吃起来．还勉强地对我笑笑说：对不起！

第二天夜晚，汽车团从祖国运来了许多御寒物资，有棉衣、棉鞋、棉帽子和特制的大棉布袜、大棉手套。我高兴地领回一些大棉袜和棉手套，小四川正在帮我喂一个重伤员喝水，他看到这些厚厚的棉制品，又感叹地说：在长津湖畔时，若有这些\'家伙\'美国佬哪里逃得了！然后，他和另外几个轻伤员帮我把这些大棉袜子和棉手套为重伤员穿戴好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全屋子的人，都穿起那超过膝盖的白色大棉布袜子和包住上臂的大手套之后，像一只只大白熊，样子实在滑稽可笑，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挺有意思。

一天下午，医院通知各科室，过两天，往前方送物资的汽车 队回来到我院接转这批伤员回国治疗。

在短短的十几天里，我和伤员之间相处得亲如兄弟姐妹，伤员们那高尚的品质、英雄的气慨感动着我，我也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关心、护理他们，彼此越来越熟悉，后来他们不再叫我护士．都叫我小姐姐了。小四川对我说：小姐姐，等我治好伤．一定重返朝鲜前线，不打败美国佬，我死不瞑目!其实他比我还大两岁，别的伤员就更是大哥哥啦，但我深知，这样的称呼是伤员们对我的感激和信任。

后转伤员的日期到了，从晚饭后伤员和医护人员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小四川为他身边的一位重伤员整理好行装，当时所的行装，只有一个小小的军用挎包，把牙具、毛巾和吃饭喝水共用的塘瓷茶缸往里边一放，再别无他物。

大家都要求小四川唱支山歌，以度过那寒冷的等车时间，小四川就大大方方地唱道：山歌好唱口难开唉，樱桃好吃树难栽!大米好吃田难种哟，鲜鱼好吃网难抬！

火盆里的火苗越来越小，伤员们刚刚有些睡意，午夜11点，外边响起了汽车马达声，往前方运送物资的汽车终于回来了。三浦里村突然热闹起来，全体医护人员紧张地忙着检查自己负责的伤员上车情况，担架员跑来跑去，先把重伤员抬到汽车上，轻伤员等重伤员放好后，分别坐在车帮儿周围，小四川又是等别人先上车坐好，他最后上车坐在后边一个谁都不愿意坐的位置上。车队出发哨吹响时，小四川向我招手喊到：小姐姐，你过来一下。我赶紧跑过去，他从棉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刻有USA字样的大饭勺，递给我说：小姐姐，这是包围长津湖的战利品，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汽车开始在铺满积雪的山坡公路上缓慢地行驶着，我举着小四川送给我的战利品，一直向伤员们招手示意。车队渐渐消失在夜幕中。

再见“小四川”

1951年春节后，我院又奉命南进到三八线附近的春川市接收伤员。当时伤员多，工作忙，运送物资的车队往往被敌机半路炸毁，伤员和医院工作人员，每天只能吃一餐饭。下来的伤员，因战事情况紧急，全部轻装作战，大都没有带下来饭盒和茶缸，我们只好到一些每人住的破房子里去捡点盆碗，连旧桌子抽屉都当作装饭的工具，有的伤员用帽子当饭碗，用树枝当筷子。后来，由于前线战局突然变化，部队又急速后撤，敌机严密封锁着运输线，我们和伤员最后都断了炊。有的伤员饿得受不了，挤一些牙膏或咬一点肥皂充饥。我们医务人员更没有东西吃，同时还要坚持接转、治疗和护理伤员的工作，不少人浮肿，有时饥饿加劳累，身体弱的人就常常昏倒在地。

开晚饭的时间到了。在正常情况下，因为夜里旅途寒冷，伤员转送之前的晚饭都比较好，有热乎乎的主食和罐头、汤茶等，让伤员吃饱。可是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护士班长从药房拿来一些医用氯化钠，配制了一些热生理盐水。

我提着桶到各病房去分发盐水，当我来到一间大病房的时候，一位坐在墙边的伤员，立刻对我喊道：护士，快过来看看我的战友吧，他恐怕不行了！我把水桶交给护理员，赶紧走到墙角躺着的那位重伤员身边，仔细检查他的病情。我几乎惊呆了，这不是两个多月前轻度冻伤的小四川刘卫强吗？我又认真核对过他枕边的后转病历，证明确实是他。我喊道：\'小四川\'，是你吗？他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回答我。他脸色苍白，脉搏频数无力，左侧大腿股骨骨折，打着厚厚的石膏，但还能闻到伤口腐烂的恶臭气味，他处在高烧昏迷之中，我立刻找来队长和医生为他会诊。医生检查完病情，叹惜地对我说：尽力抢救吧……

医院接到上级命令，当晚午夜12点前转走全部伤病员，然后医院轻装撤退。部队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出发，又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当时只为小四川静脉推入50CC葡萄糖液，打了一针强心剂，这就是当时所能做到的抢救治疗了。小四川刘卫强同志，就在我们医院撤退前一小时与世长辞了。

坐在他身旁的轻伤员，原来是他的班长。他告诉我们：\'小四川\'上次根本没有回国，半路上他就归队了，随部队继续南进，他说：\'一定要打败美国佬才能回国！\'在第五次战役中，他为了掩护部队撤退，一个人抵挡了一个排的敌人，打死十多个，在战场上就立了二等功，但他也受了重伤。

班长沉痛地抱着小四川的头哭了很久……

护士长通知，转伤员的车已经来到，叫大家赶快扶伤员上车，小四川的班长不肯走，抱着小四川呼叫着：小四川！卫强！我们不能丢下你……。

当时情况紧急，无法把小四川的尸体运走，只能把小四川留在那弹坑累累、松柏长青的朝鲜山岭上。英雄战士小四川，刘卫强，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永别了祖国和他的亲人与战友。

这是我在朝鲜战场上护理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一页。

小四川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志愿军模范卫生员、特等功臣陈振安将石缝里流出来的水一滴滴地接下来给伤员喝，挽救了百余名伤员的生命。资料图片

朝鲜战场上我和包班长护理的破伤风伤员

1952年初的一天傍晚，西北风卷着熙熙攘攘的雪花，漫天飞舞。天色刚刚黑下来，山坡上那些防空洞式的病房和宿舍，都点起了小煤油灯或蜡烛。我们护理班正议论着，这样的雪天，也许不会有伤员转来，有人建议，晚上大家在一起讲故事。

故事会刚刚开始，外边就传来了汽车马达声，大家纷纷跑出去看，果然有几辆敞篷卡车正沿着山坡公路向我们医院方向开来，接着，山下有人喊道：来伤员啦！

包·扎拉布班长带领我们跑到不远的山坡下去背抬伤病员。

有一辆车上只载着一位伤员，司机同志告诉我们：伤员是右大腿负伤，他是患了破伤风还并发了肺炎的重伤号，前线卫生院无法救治，所以冒着雪天送到我们医院来。

接收随时发病的破伤风伤员

破伤风，是一种由芽胞干菌感染的以全身性痉挛和强直为特征的战伤传染病．这种病死亡率很高，如果合并肺炎，再好的医疗也是九死一生。并且外界因素能直接造成病情加重，如声音、光线、注射等刺激都会引起患者痉挛阵阵发作。

患者经过一路颠簸病情正在发作，他全身不停地抽搐着，颈项向后弓张，牙关紧闭，口吐白沫，咽喉部发出被痰液堵塞的呼噜呼噜声。

包班长主动向护士长要求．他带领我专门护理这个重伤员。

在《护理学》上，我学过有关破伤风病的病症、治疗和护理，但过去从未亲眼见到和护理过这样重的破伤风患者。又加上他病情发作时的那可怕模样，弄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班长帮助担架员把伤员抱到病床(铺着棉垫子的土炕)上之后，一边迅速为伤员注射镇静剂，一边命令我快把伤员喉头里堵的痰液吸出来，以防发生窒息！

幸亏班长的提醒，我责怪自己在这种时候，怎么能如此紧张。

于是我轻轻地抱住伤员的头，先用压舌板慢慢撬开患者紧闭的牙关，再用开口器扩开口腔，拿夹舌钳子拉出卷缩在咽喉的舌头，但这时我发现．病房里没有吸痰器管。我问班长：吸痰器管送去消毒还没拿回来怎么办?包班长为患者打完针，一点也不敢耽误，他转身跑出病房，说去取吸痰器管。

在紧急关头，为伤员吸痰

外边下着雪，路滑难走，我估计班长最快也要五、六分钟才能从消毒室回来，可伤员此时因痰液堵塞咽喉发生呼吸困难，他睁大着双眼怔怔地看着我，他心里一定在说：还不快为我把堵塞的痰取出来，我将要憋死啦……我急中生智，拿起一条静脉注射用的胶皮管探入伤员的咽喉，另一端接上一支100毫升的大注射器。一次一次往外抽。但胶皮管太软又细，注射器的吸力也不足，吸了几次也只能吸出少量白沫沫，虽然稍有缓解，但卡在咽喉的浓痰却无法吸出来，患者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严重缺氧，他面色已呈紫青色。看到患者即将窒息，我心里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患者在有护士护理的情况下因为堵痰造成死亡，于是我下了决心：不论那痰液多脏、多臭，看来我只能用嘴把痰从伤员喉管里吸出来了，否则伤员必然窒息无疑。

当我正在用嘴咬住胶皮管的一端，要为伤员吸痰时，班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把吸痰器管递给我。

伤员痰液排出后，安静了许多，不久他便睡着了。但还在不断咳嗽，高烧不止。

包班长回宿舍取来一件棉大衣穿在身上，便命令我回去休息，由他值夜班。

第二天，我早早爬起来就急匆匆奔到病房去换班。班长看样子很疲乏，他向我交待了患者病情和注意事项之后，并说午饭后他还来接换我的班。

外边的雪一直没有停，这一天没有敌机干扰，外界刺激少，伤员病情也稍有稳定。中午，我喂他喝过消炎药，但高烧一直不退，肺炎症状有增无减，时时咳嗽有痰，需要为他及时吸痰和用酒精拭擦额头以减轻一点高烧痛苦。入院以来，伤员从未进食，医生吩咐：必须整天坚持输液。为了防止患者病情发作时，由于手脚乱动造成针头脱落，所以我一分钟也不敢离开伤员身边。吃中午饭时，还没有人来替换我，一直饿到傍晚，同班战友杨桂英给我送饭来才知道包班长患重感冒在发高烧。

桂英还告诉我，外边雪停啦，估计今晚会有更多伤员转来。护士长让她转告我，当晚仍然由我一个人继续值班。

在寒冷而寂静的冬夜，觉得时间过得更慢，特别到后半夜，睡意时时向我袭来，我坐在昏暗的小煤油灯旁，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来。

蓦地，冲啊！杀呀！的大喊声把我惊醒，原来是伤员在高烧昏睡中发出的声音。我又为他试了体温，他仍在发高烧。

敌机轰炸声音的强刺激加速了伤员的死亡

俗话常说：祸不单行。正在这时，外边又突然响了两声清脆的防空枪，对于正常人和普通病人这声音不会有任何影响，可是破伤风病人则不同，这两声防空枪，确实又给我的患者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他顿时满头大汗，双手抽搐不止，头颈频频向后反张，呼吸急促，面唇紫绀。我拉住他的手，同时用轻轻的声音安慰他：不要怕，是外边打防空枪，不要怕……并趁机给他喂了一口用水溶化开的安眠药，伤员才渐渐恢复了平静。

第三天早晨，包班长来到病房，一向脸色红润的包班长，今天面容十分憔悴。我知道，他的病没有好，但他坚持来上班，我告诉他，我一个人值班能行，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走，并命令我快回去休息。在朝鲜前线，许多同志都常常在生病和感冒发烧时坚持工作，班长也不例外，因为他要求自己更严格。我也只好服从班长的命令。

我疲乏极了，回到宿舍一觉睡到下午，还是因为外边敌机的轰炸、扫射声把我吵醒。一想到正在生病的班长一个人在病房，我冒着敌机空袭又跑到病房。

雪过天晴、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也正是敌机猖狂空袭的时刻。医院领导和各部门人员都凭经验知道敌机会来空袭，早都有了预防，所以这一天敌机虽然轰炸扫射了大半天，医护人员和其他伤员都没有伤亡。

但是，我和班长护理的破伤风患者，却因敌机长时间空袭震动的声音强刺激，病情频频发作而造成病危，当天下午他便停止了心跳和呼吸。

死者的后事，也是由包班长和我负责处理的，那是我第二次为死去的伤员擦洗和穿衣服。伤员后转时，并没有带来背包和其他衣物，当时供应很困难，我记得是包班长特意跑回宿舍，取来一条自己一直没有舍得穿的新军裤为他穿在身上，上衣仍然是伤员带来的一件又脏又旧的棉袄。

班长从仓库领来为牺牲伤员装殓用的白袍衣。白袍衣是用双层白棉布缝制的一个大布袋，形状跟美国兵冬天在野外用的睡袋相似，只是头部没有开口。在朝鲜战争中，我们都是用它把牺牲的战友和死去的伤病员装殓起来，再抬到山里掩埋。

那位伤员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虽然已全然想不起来，但我曾记得，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我相信，在前方打仗时，他一定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主持人：于老，您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经历过最危急，最危险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撤退途中，害怕做俘虏

于枫：1951年的五月，那是第五次战役的时候。

主持人：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于枫：当时医院告诉我们要南下，因为当时部队打的很顺利，一直往南方打，过了三八线了，我们也跟着过了三八线，医药用品是用车在我们前面拉走的。有部队的人就问我们，你们医院去干什么？我们有的人回答，我们上前方接收伤员去。他们说，我们主力的部队都撤下来了，你们还接收什么伤员。

主持人：这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部队已经撤下来了？

于枫：不知道，我们没接到通知。然后，我们还往前走，部队就下来了，我们就擦肩而过了。之后我们就到敌后去了，当时已经到5月14、15号了吧，日期我也记不太清了。

主持人：当时你们医院还带着伤员吗？

于枫：没有，因为我们是要去接收伤员。结果我们到那以后，没有什么伤员了。后来到了春川，在一个山沟里面有20几个伤员，我们院长马上就通知大家接收，马上就把伤员该治疗的，该换药的。

主持人：这个时候你们知道自己已经深入到敌后去了？

于枫：领导们知道，我们一些小兵都不知道。那20多个伤员是由我们一些老兵和担架队，负责开始运送。

主持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汽车了吗？

于枫：没有，什么都没有了，连敌机轰炸都没有了。我们就奇怪，怎么没有敌机轰炸呢，当时还不知道已经到敌后去了嘛。这个时候领导很紧张，他们通知说晚上要撤退，叫我们都轻装，什么都不要带，每人发了一条干粮袋，里面装的就是炒面，每人一个牛肉罐头。然后就往后撤。

我们的一个护士长舍不得那套手术器材，别的东西都不带，他就背着那个器材往回走。

我们在跟部队一块撤的时候，晚上就路过深山老林。那种山可怕极了，都没有路的，我们爬着爬着就要摔一下，因为山上都有苔藓。医院的领导找到一位朝鲜老乡带着我们走。这一撤退我们就知道了，自己已经在敌人后面了。

主持人：当时咱们医院撤退的时候，和医院在一起的有警卫部队吗？

于枫：没有。

主持人：那谁来保卫这个由医护人员和伤员组成的队伍呢？

于枫：没人来保护了。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当俘虏，要不是那天晚上从深山老林过去的话，我们大概就当俘虏了。

主持人：你们身上有枪吗？

于枫：我们有步枪，但不是发给每一个人，我们是几个人一支步枪，年龄大一点背着枪，年龄小的就背一个挎包，背点干粮，就这样还走不动了，走到最后，我把我的干粮袋也扔了，罐头也扔了，就怕自己走不动了当了俘虏。我就赶紧跑，第三天我们才走出那个封锁区，这样就过了那个危险地带，到了我们部队前沿。

主持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紧急行军之后，是在什么时候碰到我们自己的部队了呢？

于枫：5月18号的早晨，我们碰到了自己的部队。

主持人：当时碰到自己部队的时候，感受到自己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于枫：那个时候一下子就放下心来，第一当不了俘虏了，第二高兴的要命，大家抱在一块哭了。当时战略的部署我们不了解，为什么突然间发生这个变化，我们也不知道，连我们院领导都没有知道这个情况，来不及通知，所以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

主持人：当时咱们医院紧急撤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伤员是不是完好无损地带回来了呢？

于枫：伤员都完好无损，20几个伤员都给带回来了，他们都先被带走了，带伤员的那些老同志都非常的刻苦，还有担架员轮流来抬他们，具体情况我们了解的不太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很苦的。

主持人：经过了这么漫长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之后，我相信您也开始逐渐地熟悉这种环境，恐怕您也从最初入朝害怕的心境完全到了这种忘我工作的状态了，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完成的呢？

于枫：完全是自然完成的。

我看到了双脚冻掉的那个战士的情况，我就忘了自己有多累、多怕、多苦。我们的战士都是忘我的，都是可爱的。而且下来那么多战士，流血的，牺牲的都很多了，在我们医院就牺牲了很多。我们亲眼看见，他们的腿被锯掉，我们埋他们的时候，我们扛着胳膊、扛着腿，埋到山上去。我们看到这些情况，还有什么害怕的。

主持人：在战争中，于枫和她的战友们一次次亲眼目睹了年轻生命的逝去，留下了永久的心痛。愿意为和平付出生命的人是伟大的，而守护这些伟大生命的人，同样是值得尊敬的。

感谢于枫同志的精彩讲述，谢谢。


回忆在朝鲜战场上护理过的天花病人--小张

1951年夏天，前方处于打打停停、不打大仗的情况，我们医院安营在平康以北的一个叫松庭里的小山沟里。当时以休整为主，接收的伤病员并不多，而且大都是肠炎、痢疾、感冒、疟疾等内科病。

一天凌晨，我排接收了一位患天花病的患者，病人情况很遭，他发着高烧，是用担架抬到隔离病房的，他长得瘦小，说话南方口音，十八岁。我护理他整整一周，记得他姓张，叫什么名字已记不起来了。当时虽然大部分重伤员都有一份简单的后转病历--叫伤票，但毕竟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虽然我护理他的过程和他的牺牲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姑且就叫他小张吧。

与病人一起被隔离

天花，是一种可怕的内科传染病，所以必须隔离治疗和护理。病人抬到我班护理病区后，班长派我和同班战友吴秀云负责小张的专门护理。为了全班人的安全，护理病人期间，也要把我们俩隔离在另一个防空洞单吃、单住。除了去取药、消毒器械和汇报患者的病情之外，我俩在专护期间，不允许与班、排里的同志接触。

我和秀云当年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小姑娘，又是头一次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心里都有些害怕，天花是烈性传染病，比别的传染病更可怕。当时我想，万一传染上，又死不了，一个年轻姑娘长出满身满脸的大麻子可怎么活下去?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种过牛豆，但据父母说，当时发的不太好。也就是说，发的不好免疫力就不会太强，还会不会再传染呢?

我带着这沉重的思想包袱开始整理自己的简单行李，匆匆地打起小背包和秀云姐搬到一个又潮又湿的防空洞里，把自己和班上的战友隔离起来。

伤员一刻也不能没人护理，病房必须马上有人去上班，我和秀云商议好，每人值班一天一夜之后轮换休息一天一夜。秀云比我大两岁，她非常自觉，主动要求先去值头一班。吃过早饭她便急急忙忙上班去了。

我本想回到自己的隔离室好好休息一天，以增加一点抵抗力，但过惯集体生活的我，一个人在一个空旷的防空洞里怎么也待不下去。我心里虽然害怕天花，但一想到那就是上级给我的工作任务，拼死也得完成。病人刚刚来到医院，一定有许多事情，干脆，我也去病房帮帮秀云姐吧。

秀云正忙得满头大汗，见我来她非常高兴。

医生下达了一大堆医嘱，服药、输液、消毒病房、清理化脓的伤面、每四小时测一次体温脉搏、预防褥疮……

令人不禁打寒战的伤势

小张转到我院时已是天花病的最危险阶段，发着高烧，四肢和躯干的皮肤上大都长了脓疱或水泡，由于在前线和运转途中护理不好，被蚊蝇叮咬，破裂的脓水疱里生出许多蝇蛆，那蝇蛆爬来滚去的情形．看了之后令人直打寒战。

伤员小张也被疾病和蝇蛆折磨得痛不欲生，他三番两次地哭着要求我和秀云，点一把火，把他和蝇蛆一起烧死算了……

当我看到患者小张垂危的病情和他身心的无限痛苦时，我早巳忘记自己对天花病的惧怕心里。这时，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感和深深的同情心控制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

我的注射技术比较好，先替秀云姐为小张输上液体，然后又千方百计地劝说小张服下了消炎药片。待秀云把病房的地面上洒完福尔马林消毒水之后，我们俩便开始做最艰难的除蝇蛆工作。

这项工作应该怎么做?过去任何《护理学》上也没有记载过，还是我们志愿军前线医院的医生、护士想出了用汽油除蝇蛆的有效办法。

我和秀云姐先用蘸着汽油的棉花和纱布敷在患者四肢和躯体的脓疱、水泡上，蝇蛆经过强烈的汽油味熏染后，无法待在伤口内隐藏，便纷纷向外奔爬，这时马上用淡盐水冲洗，把那些头晕脑涨的蝇蛆消灭掉。说起来如此简单，但做起来却十分艰难，我们俩一直工作到天黑，才基本上把小张四肢和躯体上的蝇蛆清理干净。

可是脸部的蝇蛆却不能用上法治理，患者本来就因发高烧呼吸有些困难，再闻了强烈的汽油味会造成窒息。再说眼睛、鼻子的粘膜不可以用汽油强刺激。我们只能用镊子一条一条地把蝇蛆从小张脸部的脓疱里夹出来，有时一不小心，那正在蠕动着的蝇蛆落在我们的手上和身上，看到它们在自己身上爬行翻滚的情形，再加上病人因高烧呼出的臭气，使得我们俩一阵阵恶心呕吐。后来，在几天之内我们都吃不下饭。

我们工作到深夜，总算把小张伤面上的蝇蛆清洗干净了。回到宿舍在睡梦中，仍然是许多蝇蛆在我眼前爬来飞去……

拂尘赶蚊蝇：护士姐姐的贴心举动

炎热的夏季，蚊蝇肆虐，在当时，驱赶蚊蝇的工作也是护理工作之一。没有严密门窗的防空洞，冬季门口可以挂上棉被或者大雨布有严妻门窗的防空洞，冬季门口可以挂上棉被或者大雨布抵挡风寒。夏天，为了通风，洞口只能敞开，但蚊蝇也趁机而入。小张身上的脓水泡太多，不能穿衣服，身上只能盖着一块白布，双手和双臂因伤面太重，换完药之后同用纱布和绷带包扎起来，但脸部的脓水泡发出的臭味时时引来苍蝇和小虫叮咬。为了不让苍蝇再叮咬小张的脸和防止它们再在脓泡上下崽生蛆，我和秀云用树枝和树叶做成拂尘，除了做治疗和试体温、测脉搏的时间之外，我们从早到晚不敢停歇，不断地用拂尘驱赶那些飞来飞去的蚊蝇。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患者小张的病情虽然经过近一周的治疗和我俩的精心护理，可一点也不见好转。头两天还能吃下一些面汤和稀粥，后几天除了喝下少量的白开水已经不能吃任何流食了，他常常昏睡不醒，只靠输液维持生命。

第七天的凌晨，我去病房接班时，首先从秀云姐那疲惫苍白的脸上可以看出：小张病情一定是恶化了。

果然，秀云告诉我：小张从昨天夜里开始，时有意识不清的情况。

尽管连日用着大量抗生素，由于化脓面积太大，高烧一直不退，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何况小张是一个本来就瘦小体弱的青年。

秀云下班后，我又为小张测试体温和脉搏，体温仍在39℃以上，脉搏频数无力。我用酒精纱布轻轻地拭擦他额头部位没有长脓疱的地方，试图为他减轻一点高烧的痛苦，他一点也没有觉察，不动也不说话。不像前几天，当我用生理盐水棉花拭擦、清洗他干裂的嘴唇和喂他喝水时，他有时还对我微微一笑或说一声：谢谢，护士姐姐(那时伤员们不论年纪大小，只要是对护士工作满意或为表达感谢的心情时．都常常称女护士为护士姐姐)。后几天，小张的感觉逐渐麻木起来，大小便有时也不知道喊我们了。

最后的救治：不想放弃一丝机会

傍晚，我照常把溶化的消炎药片用小勺往他嘴边喂送时，他紧闭双唇不肯张嘴服药，他自己大概也已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后果是什么了。

我知道，这几勺普通的消炎药水，对小张那全身严重化脓的伤情是无济于事了， 但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我不能放弃一丝一毫治病救人的机会。

当我再一次把药水送到小张嘴边时，他突然烦躁地用包着纱布和绷带的手臂推开我的手，药水洒在土炕上。我怕他心烦，只好暂时停止给他服药。我想说点安慰他的话，可当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有不断地流着眼泪，守着小张闷闷地坐了很久。我在想：他是什么地方参军的?他家都有什么亲人？他的父母一定非常想念他，但他父母却无法知道他现在的情形。我思绪万千……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张终于睁开双眼，用恍惚的目光看着我，并用微弱的我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吃力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护士姐姐，不用喂药啦，我不行了，谢…谢…你。

说完，他又闭起眼睛，呼吸更加急促困难，脉搏微弱到已经摸不清楚，脸和嘴唇已呈现紫黑色……我立刻为他注射一针强心剂，并马上跑去找来我们医疗队医术最高的刘队长。

在战争年代药品缺乏、医疗条件极端简陋的条件下，我知道，再好的医生、护士也不能为小张起死回生了。

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亲眼看着小张同志停止了呼吸。

他带来的伤票上，没有记载他在前线或战斗中的表现和功绩，但他同样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