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1898年的3月5号，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周家在过去是个大家庭，周恩来同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身边没有子女，按照家里的老规矩，如果一个兄弟没有后代的话，其他的兄弟应该过继给他一个，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续香火”。
三弟周同宇就曾经向周恩来表达了要过继一个给他的这样的想法，因为周恩来的二弟那边只有一个儿子，而他当时有四个孩子。周同宇说，男孩女孩都可以，只是希望周恩来身边不要太寂寞。但是周恩来还是拒绝了。他说：“我要是要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
周恩来说，你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事实上，在周秉德、周秉钧等六个兄妹看来，伯父周恩来确实是这么做的。没有子女的周恩来把这几个孩子真的是视同己出，他拿自己的工资供他们上学，关心他们的成长和进步。而周家兄妹说，他是这个家的大家长，但是他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侄女忆总理带着全家“过五关”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此后，她的弟弟妹妹也相继来到北京。在周恩来夫妇身边，在西花厅，他们度过了难忘的一段时光。
周秉德说：“那时候我12岁嘛，上小学在天津，那时候以前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伯伯是在共产党里边儿当个什么大官儿，就是知道这么个印象，但是不清楚。”
在周家兄妹的记忆里，新中国刚刚成立，伯父周恩来工作繁忙，因此和他们这些孩子交谈的机会很少，教育后代的工作都是由七妈邓颖超负责。在他们的印象中，伯父从不随便说话，更不轻易对任何事情表态和议论，但是如果伯父主动找他们谈话，那就一定是重量级的内容了。
1964年8月2日和9日两天，周恩来专门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约到了西花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封建家庭”，周恩来介绍了他们周家的过去。
在谈到家庭问题时，周恩来说，虽然家庭出身不可改变，但是思想是可以改变的。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奔无产阶级”。
为了能够更好地做到“背叛封建家庭，投奔无产阶级”。周恩来向家人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就是“过五关”。实际上，早在1963年的一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就提到了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的问题。这“五关”指的是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生活关。他对周家亲属特别指出，亲属关和社会关是最难处理的事情，并要求他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要向工农兵看齐，要以工农兵的标准为标准。
就在周恩来开家庭会议的那几天，《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1961年，侄子周秉钧在周恩来的动员之下，放弃考大学，响应政府号召应征入伍。参军前一天，周恩来给周秉钧送行，他对周秉钧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伯伯管你们管得太严了，就因为你们是我的侄子。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肯定会管得比这还要更严。
实际上，在周恩来严格的家规面前，周家兄妹的确是丝毫不敢越轨。周秉钧的弟弟周秉华参军复员之后在北京印刷一厂的排装车间当了一个工人。而最小的弟弟周秉和和妹妹周秉建分别到陕西和内蒙古去插队。1970年，他们两人又分别参军，到了新疆和北京，尽管符合手续，但是因为参军的时候周恩来夫妇并不知情，担心两人是走后门入伍的，还曾经专门派人前往部队去调查。最后，周恩来夫妇还是让他们回到原来插队的农村和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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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早年投身革命，长期遭受通缉，因此他要求主要的亲属也都改名回避，以免受到牵连。
建国之后，他又要求他的亲属不要说出和他的关系，以免受到特殊照顾，因此，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从1928年就改名周同宇。50年代末周同宇到内务部去工作，周恩来还特别指示内务部的部长曾山说，周同宇的工作职务一定要要尽量的低，工资级别要尽量的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以后周同宇身体不好，不能全勤上班，周恩来就让曾山打招呼让周同宇早早退休。理由是“他是我的弟弟，不能让他白拿这么多工资不上班”。1963年，周同宇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但退休后的他家庭困难，周恩来就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份来补贴，借以避免“占国家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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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弟弟为何含冤被关七年半？
1968年1月，周秉钧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他回家看望父母。到了家，却发现父亲不在。15岁的小妹周秉建告诉他，父亲昨天晚上被人抓走了。
周秉钧匆匆赶到西花厅时，天色已黑，寒风中，他看到邓颖超正穿着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的台阶上等着他，周秉钧上了几个台阶给邓颖超敬了个礼，还没有等他说话，邓颖超就问周秉钧这件事情他是什么态度？
据周秉钧回忆说：“我那时候也是参加空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会，所以我现在想来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脱口而出，我说1955年肃反的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话，就是今年这个肃反要跟1950年的镇反要有所不同。这一次是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这个我说那现在我父亲既然被捕了，那看来是非捕不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问题，也不好进一步表态。这时候七妈说好，咱们回屋吧，然后就从那时候高台阶，从外面上来越过那个台阶再下去到底院，然后七妈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迎你，我就是不让你有个回旋余地，马上问你这句话你说的才是真心话，她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她就为了问我这句话。”
邓颖超要求周秉钧今晚不要回家，就住在西花厅。周秉钧说，他的东西还在家里，而且还没有见过母亲。邓颖超同意让他先回家一趟，但坚持他今晚必须回到西花厅。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母亲那里，听母亲说他们来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屉，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得知抽屉里的里面有500块钱后决定问问邓颖超解决的办法。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他母亲那里，给母亲留了两百块钱，拿上行李，又去了西花厅。晚上10点多钟，伯父周恩来也回到了西花厅。问周恩来那500块钱怎么处理，他反应非常快，他说：“你告诉你母亲，看看这些票子是新的还是久的，如果是新的，号是不是连起来的，如果是，这钱不能动，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做地下工作做的他就已经非常敏感了，如果是新票连号，那肯定是什么特种经费，活动经费之类的。”
第二天早晨7点，周秉钧起床来到客厅，周恩来告诉周秉钧，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吴法宪司令员，已经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父亲周同宇被抓时，周秉钧的大姐周秉德正在西安工作。邓颖超专门给周秉德写了一封信，让小妹周秉建坐火车送到了西安。希望她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事情，并且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个事情总会弄清楚，不要有怨言，也不要有这个情绪。
第二天，周秉钧回到了广东，此后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就连父亲关在何处都一无所知。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关了七年半之后，父亲周同宇才被释放出来。
对于父亲周同宇当年为什么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周家兄妹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即便父亲被抓，他们其实也不敢在伯父面前提，更不敢说求情的话。因为周恩来定的家规中就有这么一条，不要为他人带信，告状，求情。一直到1981年，七妈邓颖超才向他们讲述了事件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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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所说的“后来”，指的是周恩来临终时对她的嘱托。为了这件事情，邓颖超用了两年时间，专门调阅资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据周秉钧回忆：“就是所谓的“反革命聚餐会”是因为文革的时候成立了中央一办，审查刘少奇，王光美所谓的案子，他们两家的亲属都要审查，其中就有一个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父亲跟王光琦很要好，他们四五个人，每年要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在审查王光琦的时候，就在家里发现了几封请柬，就是王光琦他张罗，他发请柬，但每次都把父亲周同宇的名字跟他一块落到后面，这样五个人就周同宇没抓起来，其他人都抓了，结果这里面有一位老教授自杀了，他们觉得不行了，死人了，就把这材料整理了以后，就交给了中央文革。报到中央文革之后，江青就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这话什么意思呢？有人讲这是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周恩来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毛泽东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周恩来就亲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随后卫戍区来将周同宇带走。但是他并没有被关在秦城监狱，当时总理让卫戍区腾出来一个师的营房，也批了一些人到那儿去接受审查，那个地方相比之下就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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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到家里吃午饭。周秉德没有想到，这是他和伯父最后一次聚餐。
那天周恩来穿的衣服非常随便，显着挺悠闲，并送给他两张照片，伯父送照片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周秉德的特别注意。在天真的周秉德眼里，伯父难得抽时间住院，这次住院，伯父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即使作为周恩来的家人，周家兄妹也无法确切得知一国总理的真实病情，更未曾料到，他们的伯父已经身患绝症。
周恩来住院后，邓颖超拒绝了周家兄妹到医院看望伯父的要求。她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负责同志因工作需要才能探望。即使是邓颖超本人也每天只能见半个小时。1975年底，周秉钧休假回京探亲，再次来到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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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钧回忆那次去看七妈，见了面之后七妈就回到卧室了，然后秘书过来，跟他说：“秉钧你坐下，我要跟你谈件事，本来这件事七妈要跟你直接谈，但是后来她考虑，她一说她又要伤心，所以委托我来谈，秉钧你要有思想准备，伯伯现在情况很不好，如果有那么一天，七妈嘱咐，你们在外地的都不要回来，你七妈说她是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会让他回来。”周秉钧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
1976年1月7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周秉钧告别七妈邓颖超，回到广州。1月8日晚上，周秉钧参加一个会议，会议中间，他突然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
爱人问他是否接到电报，并且说电报上就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1976年1月8日，在外地工作的周家兄妹都接到了邓颖超秘书赵炜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几个字：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而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邓颖超给他发电报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速回京。”
周秉德说：“就这么个电报内容，我又没有看到，亲戚就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就想着第二天来告诉我。第二天六点半，哎呀，我一下听到哀乐，哎哟，哎哟，我就哭得没办法了。”
